印度打壓中資企業？　中國有必要遏制

作為人口大國的印度是很多外資企業心中的「肥沃」市場。從全球化角度看，印度的確有很多有利條件。比如，印度有14億人口，這意味着巨大的人口紅利，既能提供充足的勞動力，也是潛在的消費市場。在地緣上，印度是中國的鄰國，距離不遠。在經濟、綜合發展水平和國力上，相對落後的印度意味着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基於此，近年來，包括中國企業在內的不少外資投資印度，希望能夠按照全球化的發展邏輯，開拓這塊潛在的大市場。

不過，對許多外資企業來說，印度也是一塊傷心之地，因為在印度營商，企業往往遭受到很多莫須有的「罪名」，諸如偷逃稅款、走私嫌疑、資金進出違法等。中國企業更在其中首當其衝，是印度相關政府部門最「偏愛」的待宰羔羊。

最讓人詬病的是印度的營商環境和長期的貿易保護主義傳統。印度政府部門經常會以「稅務問題」為由限制外資企業發展，中國企業VIVO、OPPO、小米以及韓國三星等都遭遇過印度「稅務問題」的干擾。特別是小米，頻繁遭遇印度政府「騷擾」。2020年，印度永久禁止小米瀏覽器；2021年，要求獲取小米手機及其組件的有關數據和細節；2022年，要求小米補交65.3億（折合約6.06億港元）盧比進口稅。2023年，印度以違反《外匯管理法》為由繼續扣押小米555.1億盧比。

今年6月11日，印度負責偵辦金融犯罪的機構指控，小米印度分公司、公司負責人及三家銀行違反「外匯管理法」，並將小米存放於銀行的555.1億盧比凍結，這形同沒收小米公司的財產。

據印度《經濟時報》6月13日報道，有知情人士表示，印度政府部門近期召集小米、OPPO、REALME和VIVO等中國公司參加會議，要求中國手機制造商在其印度業務中引入印資股權合作伙伴。據報道，這些公司還被要求任命印度高管擔任關鍵職務，比如首席執行官、首席運營官、首席財務官和首席技術官。報道還提到，印度當局還指示中國公司指定印度合作製造商，通過與印度企業的合資企業提升本地製造能力至組件水平，並擴大自印度出口，同時僱用本地分銷商。

此前有印度媒體報道，在印度的整個移動設備和電子供應鏈生態中，中國公司如要建零部件工廠，需要印度資本在合資公司中持股51%。一位印度高官表示，「這樣印度合作方就可擁有管理層和董事會的控制權」。

上述案例顯示，中資企業在印度面臨的「刁難」和處罰十分普遍。不可否認，中國的民營企業在海外經營，可能多多少少存在一些問題。但即使如此，也不是印度持續為難中國企業的理由。據安邦智庫（ANBOUND）研究人員了解，不少投資印度的中資企業對該國投資環境十分頭痛。在這個號稱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法治、國家治理水平、營商環境卻與民主制度極不匹配。民族主義、排外政策、極不友好的營商環境，對企業經營造成了極大的不確定性，額外增加了企業的經營成本和營商風險。一些投資多年的中資製造企業，正在考慮是否從印度撤資。

為什麼這個相對落後的市場，對於外資有如此多的挑剔？我們認為，從宏觀環境來看，印度還有許多中國企業不太了解或理解不深的地方。一是印度是有着「大國雄心」的國家，但其願望大大高於其能力，由於歷史原因和現實地緣摩擦，決定了中印兩國缺少政治互信與民間互信。二是印度並非典型意義上的法治國家。官僚主義、腐敗、政府低效率、營商環境差、民族主義強，這些因素混合，構成了印度當前的整體營商環境。三是從地緣政治看，印度是西方籠絡的對象，其整體策略是「親美抑中」。在印太戰略、印太經濟框架、四方安全對話等美國推動的多邊架構中，印度都具有獨特的重要地位，這構成了與中國的地緣政治「抵觸」。

整體來看，我們認為，中印關係現有格局將長期維持，未來還會有更多國家競爭因素出現。如果按照目前的趨勢發展下去，中國企業和資本在印度的處境可能難有好轉。從前述多方面來看，我們需要高度重視的是，印度對中國企業採取這類莫須有的行動，並不是一次兩次了。安邦智庫創始人陳功認為，從做法上看，印度打擊中資企業的做法，有形式、有套路、有計劃，印度採取的恐怕不僅僅是針對中國企業的行動，還有可能是針對中國國家的行動。因此，中國有必要在國家層面做出遏制性的戰略反應。

在具體做法上，中國的反應不應該是那種針對印度的行為一一比照對應的做法，而應該是聚焦長遠的地緣政治行動。中國政府的目的應該非常明確，保護中國企業的利益，反對印度民族主義的非理性行動，印度政府不但有責任歸還所有非法扣壓中國企業的資金、資產，還必須對中國企業在印度的全部損失，包括中國資金和資產利息在內，做出加倍賠償。中國政府不僅有責任，而且有信心、有能力這樣做，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中國政府都要保護中國在印企業和個人的合法權益和財產。

在應對策略上，中國政府不應排除採取任何法律行動、外交行動，以及利用國際組織及其聯盟的行動，地緣政治行動甚至更有力的強力行動。中國政府應該有信心公開宣佈這樣的戰略目標，同時鼓勵中國企業在國際法以及輿論平台上做出反擊，揭露印度政府的民族主義實質。同時，中國政府還可鼓勵中國企業與其他國家在印度有類似遭遇的企業採取聯合行動，對印度的非市場化、不公平的管治行為提出抗議和訴訟。對於印度政府部門變相掠奪外資企業財產的做法，中國政府和企業應該提出賠償訴求，公開追究。

當然，不排除中國企業在印度的經營也存在問題和缺陷，但從過去的絕大部分例子看，這並不影響中國認定印度是在吹毛求疵收拾中國資產，而不是以公平、公正的原則處理企業面臨的問題，尤其是當標榜民主和市場經濟的印度，並非是以同樣原則處理印度企業的時候，從中我們可以更明顯地看到印度民族主義立場的非理性。

最終分析結論：

近年來，中資企業在印度市場遭遇到非理性、不公平的對待，為數不少的中資企業被變相逐出印度市場，許多企業的資產被扣壓、凍結和沒收。一系列的打擊不只是針對中國在印投資企業，也夾雜着對中國國家層面的地緣政治「攻擊」。為此，中國政府需要在國家層面對印度的做法進行遏制性的回擊。

本文原載於安邦智庫2023年6月18日的「每日經濟」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