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大選｜地震與瘋狂通脹都無阻勝選：為什麼埃爾多安又贏了？

5月28日，土耳其舉行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雖說土耳耳其最高選舉委員會預計要到6月1日才會公布正式結果，但據初步選舉統計，在已開完99.59%選票的情況下，土耳其現任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已獲51.91%選票支持，擊敗對手克勒奇達爾奧盧（Kemal Kılıçdaroğlu）的48.09%得票率，確定連任。

此次大選引發全球關注。一來，各界好奇土耳其會否發生政權輪替，改變其劇烈跨界的外交風格。回顧近兩年，自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起，土耳其屢屢展演超越中等國家身量的激烈擺盪，包括在2022年3月促成俄烏外長會談、5月「一夫當關」阻擋芬蘭與瑞典加入北約又在6月宣布「開綠燈」、7月牽線俄烏簽署《黑海糧食協議》、10月在亞信峰會與俄羅斯商談兩國能源合作、11月促成美俄高官開戰以來首次線下會談，同時放話將在敘利亞發起新一輪軍事行動，言下之意可能威脅俄羅斯與伊朗的地緣利益。往復之間，外界驚詫於埃爾多安的活躍行動，也捉摸不定土耳其充滿機會主義的外交風格。

二來，埃爾多安在選前遭遇兩大衝擊，導致外界普遍不看好其連任，一是在2022年連續數月突破80%的嚴重通脹，二是地震災情。其中，土耳其高通脹是2018年經濟危機的後遺症，其深層原因是土耳其長期的經濟過熱、政治性降息，致使土耳其在美聯儲加息後發生聯動金融風暴，不僅里拉大幅跳水、公司債大量違約，其通脹也長年處於高位，激發了城市選民、中產階級的滔天民怨，導致埃爾多安領導的正義與發展黨（AKP，簡稱正發黨）在2019年地方大選中，失去伊斯坦堡（Istanbul）、安卡拉（Ankara）等大城的執政權。

而地震同樣會影響選民對埃爾多安的支持。2023年2月6日，土耳其東南部發生7.8級強震，造成近5萬人死亡，經濟損失更是不可計數。災後埃爾多安一度面臨聲討，輿論抨擊其未能改善發展不均、城市貧困化的現象，導致耐震度不高的老舊建築面對強震不堪一擊，且建物脆弱往往難離官商勾結、偷工減料，執政的埃爾多安與正發黨難辭其咎。

然從此次選舉結果來看，雖說兩人差距不到5%，但克勒奇達爾奧盧終究是差了臨門一腳，顯見不論是高通脹或地震，都不能阻止埃爾多安連任。究其原由，除了土耳其反對勢力整合不彰外，埃爾多安成功調動「土耳其崛起」的新情境亦為關鍵。

反對勢力整合不彰

首先，雖說選舉前夕，共和人民黨（CHP）黨魁克勒奇達爾奧盧的民調一度超過埃爾多安，讓不少外媒大膽預測土耳其即將變天，但聚焦土耳其政壇現況，埃爾多安所領導的正發黨乃是最強勢力，而反對派長期山頭林立、各自為政，不僅抵銷了挑戰埃爾多安的整合努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令選民寒心。

綜觀土耳其反對黨的近年互動，一直要到2017年修憲公投後，才出現明顯整合跡象。彼時埃爾多安大幅擴張總統職權，並在制度上掃除了連任障礙，引發反對勢力的集體恐慌，共和人民黨、好黨（İYİ）、幸福黨（SP）、民主黨（DP）四大反對黨遂共組「國家聯盟」（Millet İttifakı），鼓吹恢復議會制、廢除行政總統制，希望藉此遏制正發黨與埃爾多安；2022年，未來黨（GP）與民主與進步黨（DEVA）再加入，組成了「六方圓桌」（Altılı Masa），欲聯合推出代表反對勢力的總統候選人，與埃爾多安在2023年一較高下。

然埃爾多安畢竟是時任總統，擁有媒體與司法等政治資源，足以對反對勢力各個擊破，例如出身共和人民黨的伊斯坦堡市長伊馬姆奧盧（Ekrem İmamoğlu），其原本民調極高，被視作足以終結埃爾多安20年執政的明日之星，卻在2022年12月因「涉嫌侮辱最高選舉委員會」，而被判處2年多監禁與褫奪公權，喪失了總統參選資格。

伊馬姆奧盧被迫出局後，「六方圓桌」沒能立刻整合出新候選人，而是糾結於意識形態混戰、政治戰利品分配，一直到2023年3月，才確定提名CHP黨魁克勒奇達爾奧盧，但這一提名起初未獲好黨支持，後者還為此威脅退出「六方圓桌」。而後經歷多日協商與政治交換，克勒奇達爾奧盧同意由民族主義色彩明顯的安卡拉市長亞瓦什（Mansur Yavaş）、伊馬姆奧盧擔任副總統，好黨才同意留在「六方圓桌」，支持提名克勒奇達爾奧盧參選。

其實從組成結構來看，唯一能團結「六方圓桌」的意識形態，只有反對埃爾多安。因為席次最多的共和人民黨，乃是中間偏左的親歐世俗主義政黨，幸福黨則是帶有伊斯蘭主義的疑歐保守政黨，民主黨是中間偏右的民族主義政黨，民主與進步黨是中間偏右的親歐政黨，未來黨是右翼親歐政黨，好黨是中間偏右的民族主義政黨。簡言之，各黨意識形態左右兼有，還橫跨伊斯蘭主義與世俗主義，基本上若非埃爾多安與正發黨掌權太久，各黨恐怕根本沒有整合動機。

但即便勉強整合，「六方圓桌」依舊紛爭不斷，否則便不會直到選前2個月，才確定候選人提名；且在確定總統人選後，「六方圓桌」又在議會候選人名單上爆發新內戰，各黨都想爭取更多的安全席次分配，導致名單持續難產。上述種種看在土耳其選民眼中，自是相當令人心寒：埃爾多安或許大權獨攬、戀棧權位，但反對勢力同樣只對劃分地盤、政治分贓感興趣，無心改變土耳其發展困境。

兩相權衡下，或有部分厭倦埃爾多安的選民，在經歷百轉千迴的心路歷程後，又選擇續投正發黨與埃爾多安，而非支持執政能力未知、立場駁雜的反對勢力，導致克勒奇達爾奧盧終以些許差距落敗。

埃爾多安如何調動「土耳其崛起」

而除了反對勢力整合不彰，未能聚攏足夠政治能量之外，埃爾多安與正發黨在經歷高通脹、地震災情衝擊下，依舊能夠聚攏支持、號召選票，同樣是導致克勒奇達爾奧盧敗選的關鍵。

從此次開票結果來看，財富被高通脹嚴重腐蝕的大城市選民，多在此次大選中支持克勒奇達爾奧盧，包括前三大城伊斯坦堡、安卡拉、伊茲密爾（Izmir），以及第五大城阿達納（Adana）；然而土耳其第四大城布爾薩（Bursa）、第六大城加濟安泰普（Gaziantep）、第七大城科尼亞（Konya）的開票結果依舊是支持埃爾多安，且加濟安泰普還是2023年地震的重災區，選民卻還是票投被輿論聲討的現任總統，顯然埃爾多安仍具一定程度的政治能量。而細究這一能量來源，顯然不全是已在下坡的經濟成績。

回顧埃爾多安的掌權之路，其任內經歷土耳其的經濟高成長，能為其執政保駕護航。2008年至2013年，美歐日等發達市場通過了多輪量化寬鬆政策，國際「熱錢」轉而湧入包括土耳其在內的新興市場，刺激了後者的經濟高成長，埃爾多安趁勢推行寬鬆信貸、要求央行持續降息、力促大型基礎建設項目，土耳其由此迎來熱錢滾滾、繁榮富強的發展之春，埃爾多安也成了「土耳其崛起」的時代象徵，政壇上獨霸一方、無人能敵。

然而2013年美國聯儲局放風可能加息後，外資便大舉外撤，包括里拉在內的新興市場貨幣開始貶值，土耳其經濟成長持續放緩；2017年美聯儲先後三次加息，土耳其經濟漸被資本外逃、貨幣貶值、股市不穩的陰霾籠罩，2018年美國又對土國鋼鋁製品加徵一倍進口關稅，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土耳其金融危機就此連動爆發。而在應對危機的過程中，埃爾多安顯然希望犧牲物價、保全經濟成長，故採用了極端的經濟手段，面對高通脹仍堅持降息。結果雖在一定程度上維持經濟增長，卻導致里拉跳水式重貶、物價飆漲、債券市場幾乎崩盤，民眾叫苦連天，諸如伊斯坦堡等大城更是爆發多起示威。

但觀察埃爾多安近十年的政治行動，便可發現其開始積極調動軍事、歷史傳統、大國外交場域的民意支持，以充填經濟成長放緩下的「土耳其崛起」敘事，彌補自己的政治失血。

就冷戰後的外交傳統而言，土耳其乃是錨定於西方世界的中等強國，並以其橫跨歐亞的戰略地位，遊走在不同國家集團間。然而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發後，外界看到了更加「東方」與「軍事大國化」的土耳其：在埃及議題上，其藉着對穆兄會的支持，涉入當地政局；在敘利亞與利比亞戰場上，其自2016年起先後派兵介入該處內戰，並成功取得一定戰果，前者使土耳其有效隔開庫爾德勢力與土耳其東南境的聯繫，後者則讓其在東地中海油氣衝突中，取得了有利的地緣樞紐；在海灣場域，土耳其與伊朗皆與卡塔爾保持密切互動，在一定程度上催發了2017年的卡塔爾斷交風暴，但因土耳其與伊朗堅持不退，最後風暴以沙特在2021年讓步復交結束，土耳其成功保住在海灣的政治成果。

當然土耳其的對外軍事行動，也不是全是豐碩戰果。以敘利亞戰場為例，土耳其一共發起四次對敘軍事行動，分別是2016年至2017年的「幼發拉底之盾」（Euphrates Shield）、2018年的「橄欖枝」（Olive Branch）、2019年的「和平之泉」（Peace Spring）、2020年的「春之盾」（Spring Shield）。而自「橄欖枝」行動起，土軍便不只打擊庫爾德勢力，還與俄方支持的敘利亞政府軍交火，引發莫斯科強烈不滿。多次協調無果後，俄軍乃於2020年悍然對土交鋒，導致了「春之盾」的潦草收場，土耳其也只能被迫服膺俄羅斯主導的敘北秩序。但在埃爾多安政府宣傳下，土耳其內部並不清楚意識到土耳其敗於俄羅斯，而是看到土軍為了反恐，在敘北奮勇殺敵，對民族主義者與愛國民眾來說，相當振奮人心。

另外在歷史傳統場域，埃爾多安最經典的動作，便是在2020年7月宣布廢除1934年的內閣法令，終結聖索菲亞（Hagia Sophia）86年的博物館歲月，恢復其清真寺身分。此舉雖然引發不少西方國家批評，但埃爾多安所為並非沒有民意基礎，因為在2015年攻克君士坦堡紀念大典上，已有不少土耳其人在博物館廣場上舉行晨禱，2018年土耳其伊斯蘭協會更是公開申請在館內舉行禮拜，雖然最後遭到拒絕，卻已吸引不少輿論支持。故埃爾多安決定「解放聖索菲亞」，乃是瞄準了土耳其近年的伊斯蘭回潮，希望汲取反凱末爾主義的選民支持。

而在大國外交場域，土耳其的行動自不待言，除了鄰近的中亞與中東，俄烏戰爭下種種橫跨歐亞的劇烈擺盪，皆是埃爾多安極佳的選戰素材。以2022年3月俄烏外長在土會談、7月《黑海糧食協議》落地為例，土耳其官媒大力宣傳了埃爾多安的「和平締造者」角色；至於阻擋芬蘭、瑞典加入北約，土耳其官媒則用以主打埃爾多安「捍衛國家利益」、「無懼得罪西方」、「打擊庫爾德恐怖主義」的硬漢形象。

當然在經濟凋敝、執政多年的包袱下，調動軍事、歷史傳統、大國外交的敘事情境，能對埃爾多安的選情起到多少加分作用，只能由選舉結果一錘定音。而從此次51.91%對48.09%的成績來看，上述行動雖沒有締造輝煌大勝，卻已足夠擊敗反對勢力，保送埃爾多安再一個五年任期，顯然仍有一定效果。只是土耳其的經濟高成長已告結束，如何緩衝土耳其的經濟風暴、尋找「埃爾多安經濟學」外的新解方，都是短期無解的艱難課題。選舉之後，埃爾多安的挑戰仍在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