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大選｜埃爾多安看似勝券在握　自由主義西方再遇挫敗

在5月14日的土耳其大選中，原本民調稍勝的反對派六黨「民族聯盟」（Nation Alliance）候選人克勒奇達爾奧盧（Kemal Kılıçdaroğlu）得票遜於預期，在98.48%選票皆已完成點算過後只得45%，與首輪投票勝出的半數選票門檻相距甚遠，還大大落後於以49.34%得票率幾乎「一擊即中」的現任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

變天無望？

由於剩下來尚未點算的選票很大可能不會讓任何候選人的得票超過50%門檻，埃爾多安和克勒奇達爾奧盧將在晉身5月28日的次輪投票一決高下。雖然有分析認為得票落後的克勒奇達爾奧盧可爭取得5.23%選票的極右第三黨候選人奧安（Sinan Oğan）支持，但人們實在很難想像奧安的支持者會全面倒向聯盟內包含自由主義黨派、並得到庫爾德族支持的克勒奇達爾奧盧，而不流向右翼立場明確無誤的埃爾多安。

因此，除非埃爾多安支持者在次輪投票的投票熱情相對下降，讓反對派有機可乘，否則，埃爾多安此刻幾乎已是坐穩了未來五年的總統之位，只差投票的「走過場」形式而已。

在點票結果明朗化過後，埃多爾安就向支持者表示，「如果我們的人民決定了要在第二輪才完成（總統選舉），（我們對此）也非常歡迎。」克勒奇達爾奧盧則稱「我們在次輪選舉必然勝出」，並指「埃爾多安並沒有勝得他預期中的信任票」。

在同日進行的國會選舉中，埃爾多安的正義與發展黨（AKP）及其盟黨組成的「人民聯盟」（People’s Alliance），也明確無誤地擊敗了反對派組成的「民族聯盟」，預計將會以剛好超過49%的得票率獲得國會600席中的322席，而「民族聯盟」得票只得35%，預計只會得到212席。換之言，就算克勒奇達爾奧盧能在次輪投票反勝，其政綱的落實也會遇到一定的困難。

2003年以來先後以總理和總統身分掌權的埃爾多安若能「再做五年」，在國際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也是對西方的重大衝擊。

「不自由主義」興起

埃爾多安掌權前十年受到西方普遍接納和歡迎，其伊斯蘭主義與自由民主主義的結合被視為伊斯蘭世界走向自由民主的藍本。90年代末曾經因為伊斯蘭主義主張而被軍方打壓、收監、剝奪政治權利的埃爾多安，2005年啟動了土耳其加入歐盟的談判，並在歐盟的支持之下不斷削弱把持政治多年、以世俗主義守護者自居的軍方權力。

不過，埃爾多安可算是「不自由主義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的主要推手，即使在其與西方關係友好之際，埃爾多安已通過各種法律和行政手段壓制新聞自由，並與同屬伊斯蘭主義的居倫運動（Gülen movement）合作，大舉滲透原屬世俗化的土耳其政界、學界、法律界和軍隊，以鞏固自身的權力。在埃爾多安的眼中，民主體制並不需要有所謂的普世價值作為基礎。

2013年嚴厲打壓反政府示威之後，埃爾多安與西方關係開始明顯惡化，歐盟也一度中止了土耳其的入盟談判；埃爾多安亦與居倫運動陷入割裂。2016年軍人政變失敗之後，埃爾多安更藉機清掃政界、法律界、學界、軍警部門內的異己，大舉逮捕近7.7萬人，遭到西方猛烈批評。

這場失敗的政變使埃爾多安更加堅定地走上「不自由主義民主」的道路。2016年的埃爾多安已經在憲政上還是議會制的土耳其以總統身分「越權」主持政事，到2017年更在被認為有造票嫌疑的公投中將土耳其改成總統制，集大權於一身，並讓自己能至少多做一屆總統（根據2017年的憲法，如果埃爾多安在國會有超過五分之三議員支持，他甚至有可能繞過終生兩屆的總統任期限制而無限連任）。

土耳其的選民顯然對這種集權不覺反感，於2018年的總統選舉中讓埃爾多安在首輪投票得到過半票數「一擊即中」。而再次當選總統之後，埃爾多安也繼續了其對政敵的打壓，包括將庫爾德族當選官員免職、企圖剝奪包括伊斯坦堡市長等人的政治權利等。

「土耳其優先」　與西方交惡

2016年的失敗政變也帶來了土耳其外交政策上的重大轉向。在政變發生前，埃爾多安已有意改善此前因土耳其擊落俄軍機事件而惡化的土俄關係。在政變發生後，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搶先一步通過埃爾多安（比奧巴馬早兩天），對他表示全力支持。這就大大加深了埃爾多安對其西方「盟友」的疑慮，更加堅定地走上「土耳其優先」獨立外交的道路。

此後，埃爾多安與西方漸行漸遠。對於歐盟，其2016年阻擋敘利亞難民到歐的協議變成了土耳其宣之於口的對歐威脅，在2020年2月疫怖之初，埃爾多安就曾聲言要讓百萬難民湧入歐洲，一度將以千計難民送到希臘的邊境。

在歐盟關心的人權價值問題上，埃爾多安更於2021年退出反對針對婦女暴力和家庭暴力的《伊斯坦堡公約》（Istanbul Convention），批評公約內容「正常化同性戀」，而當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Charles Michel）和歐盟理事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為此訪問土耳其之際，埃爾多安更不給在場唯一女性領袖馮德萊恩座位，要她坐在旁邊的沙發上，引起了所謂的「沙發門」（Sofagate）風波。

同一時間，埃爾多安則與俄羅斯愈行愈近。埃爾多安購入俄羅斯S-400防空系統，不惜因此被美國排除在F-35計劃之外；他又曾與俄羅斯達成協議，在敘利亞北部清掃一直幫助歐美打擊ISIS的庫爾德族武裝，而且在東地中海地區激化與希臘的領海主權衝突，北約對這些行動的漠視更引發了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2019年「北約腦死亡」的驚人言論。

俄烏戰爭爆發之後，埃爾多安並沒有加入歐美國家的對俄制裁，反而藉機圖利，一方面向烏克蘭輸出無人機，另一方面低價購買俄國能源、吸引俄國資金，並成為制裁商品的對俄轉運站。土耳其禁止域外戰艦進入黑海的決定，也使西方難以用武力支援烏克蘭的海上貨運。而在瑞典和芬蘭加入北約的過程中，土耳其也變成了最大阻力，至今瑞典也尚未能正式加入。

對於埃爾多安的獨立外交和「不自由主義」，西方一直以來的態度往往是將他定位成一位「麻煩製造者」，本着自由主義的「政治潔癖」而對他「敬而遠之」，並將與土耳其的外交磨擦限制在可控的範圍內，使土耳其與西方的關係保持在「好不到哪裏去、壞不到哪裏去」的模糊狀態。

西方還相信「歷史終結論」？

克勒奇達爾奧盧的出現，使西方的主流重燃起土耳其回歸自由主義的冀望。克勒奇達爾奧盧認為土耳其應該加入以北約、歐盟為代表的「文明世界」，強調多元和包容，他自己就坦言自己是「阿列維」（Alevi）的非正統穆斯林身份，表明若當選將放棄部分總統權力，讓土耳其重回議會制，並將尊重歐洲人權法院的決定。在投票日來臨之前，克勒奇達爾奧盧也公開批評莫斯科干預選舉，似乎預示着其上台將會使土耳其在俄烏戰爭上更靠向西方。因此，歐美主流媒體，以至歐洲議會中間左翼聯盟等政治力量，都對克勒奇達爾奧盧大表支持。

對此，部份埃爾多安支持者已為克勒奇達爾奧達陣營扣上西方政變陰謀的帽子。此刻，埃爾多安看似勝券在握，西方對土耳其變天的希望不只很可能會落空收場，其選前的站隊態度更可能會讓新一屆埃爾多安政府與西方的關係進一步惡化。

在廣義的西方陣營中（包括北約成員土耳其），只重利益不重價值的「本國優先」和抗拒多元的「不自由主義」近年來並非什麼新鮮事。美國特朗普政府以至匈牙利歐爾班（Viktor Orban）政府也是這類意識形態的代表。對於此等政治潮流，西方自由主義主流管治階層的應對手法往往就是「保持距離」和冀望「船到橋頭自然直」，假設着這些不自由主義的政客執政只是歷史大勢的「歧出」，而這些國家的選民最終也會回到自由主義的道路上，正如這次西方主流對克勒奇達爾奧盧所表現出來的期盼一般。

雖然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終結論」已經沒有太多公開的信徒，但從西方對於埃爾多安這類政客的應對手段來看，西方的自由主義者似乎還本着自由主義的價值體系是歷史終結點般的信念去處事。

埃爾多安若然勝選，這在表面上固然是自由主義西方的再一次挫敗。但與此同時，這也是讓西方的自由主義主流再次反思的契機。如果他們還不切實際地讓自由主義價值左右現實政治、繼續與埃爾多安這類不自由主義者作區隔的話，最終被現實反噬的將會是他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