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應跟從美國節奏：馬克龍的歐洲自主能擺脫「紙上談兵」嗎？
在台海局勢再趨緊張之際，法國《回聲報》（Les Echos）和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皆在4月9 日刊登了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日前訪華期間從北京飛往廣州時在總統專機上的專訪，其中馬克龍聲明「在台灣問題上加速演變」不符合歐洲利益，警告歐洲不應該在台灣問題上變成「美國節奏」和「中國過度反應」的「跟隨者」，認為無論是在烏克蘭，還是對華關係和制裁問題上，歐洲必需有自身的戰略，並重申歐洲應當保證自身經濟的財源，不應依賴「美元的治外法權」。
馬克龍4月5日至7日的對華國事訪問，被廣泛解讀為馬克龍對美國對華政策的背離。馬克龍邀得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同道訪問，以表「歐洲團結」，但訪問前才剛發表過對華強硬政策演說的馮德萊恩顯然被「冷落」，與習近平見面時間遠少於馬克龍，沒有和習近平的聯合記者會，沒有國宴款待，更不用說馬克龍在廣州與習近平面對面長達四小時的私人談話、在中山大學演講時的「明星級待遇」。
背負着主張歐洲脫離美國的「戴高樂主義」，馬克龍早在2017年的索邦大學演講中提出歐洲戰略自主的理念。經歷過特朗普掌權、新冠疫情、俄烏戰爭的衝擊之後，馬克龍認為歐洲戰略自主「己經贏得了意識形態戰爭」，指出「五年之前，戰略自主尚是狂想，今天卻得人人談論」。
意識形態戰爭的後續
在俄烏戰爭持續和美國以《通脹削減法》（Inflation Reduction Act）為代表的保護主義威脅之下，馬克龍認為接下來要加快實現歐洲自主，就必需將歐洲的軍事、科技、能源和財政計劃加速付諸實行。如果歐洲內部未能加速回應，正如此刻在國防產業的層面上一般，部份歐洲國家就只會轉向美國甚至亞洲（馬克龍特別提到波蘭從韓國的巨額軍購）。
雖然馬克龍未有用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一詞，但其言談之間卻多次透露出其與習平近在這種時代認知上是有共識的，兩人都在謀求美國獨大時代之後的多極化世界中的自我定位。在台灣問題上，馬克龍警告歐洲要避免的陷阱是，正當歐洲「達成其戰略定位的釐清之時」，卻被捲入「不屬於我們的危機」之中，「如果人們加速擁抱兩極世界，我們將沒有時間和手段去資助我們的戰略自主，並將因此變成附庸；但如果我們有數年時間去做建設，我們則可以成為第三極」。
相對於美國的積極「援台」，馬克龍則認為歐洲介入台灣問題無用亦無益：「歐洲人未能解決烏克蘭危機，又怎能以讓人信服的方式去談台灣：小心，如果你們做了什麼錯事，我們將會到場？如果你真的想加劇緊張關係，這就是最好的做法。」
而在類似俄烏戰爭的危機之中，馬克龍也警告歐洲不要在歐洲戰略自主的元素已具備之際，因為「某種驚慌失措的反射動作，而讓我們跟從美國的政策」。他認為，雖然拜登相比起特朗普，對民主和原則有堅持，也認識和喜愛歐洲，但美國的兩黨共識是以美國為第一位，中國為第二位，其他都較不重要，歐洲必須將這一點整合到其自主戰略之中。
要脫離對美國的依賴，馬克龍認為歐洲首先是要統一各國散亂的國防標準，建立起自身的國防產業，其次則是要加速歐洲的核能和再生能源發展，使之不必依靠他國的化石燃料供應。在國際政治上，歐洲也應該擺脫「陣營對陣營的邏輯」，落實「去風險化」，不依賴他人，盡可能保持自己價值鏈的強大整合。最後當然還有減少對美元的依賴。
這些有關「歐洲自主」的表態，出自馬克龍之口，其實並不新鮮。不過，去年爆發的俄烏戰爭重新振奮了跨大西洋同盟，連曾稱北約「腦死亡」的馬克龍也表明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是對北約的一記「電擊」，使之重新有了清晰的戰略，外界也普遍認為歐美同盟關係變得更為牢不可破。此刻，馬克龍在訪華之際竟與中方一同大談歐洲自主，才使其近乎老調重彈的言論有了新的意義——特別是在美國也幫助不了歐洲解決烏克蘭危機的節點上。
現實與理想的鴻溝
相較於2017年，歐洲戰略自主確實已經變成主流政治論題，但人們討論的焦點依然在於這種歐洲自主的意識形態最終到底能否擺脫「紙上談兵」的困境。
從過去幾年的發展來看，歐盟的確落實過一些創造歷史的歐洲本位政策，例如在新冠疫情之中由全盟合購疫苗，取代了成員國的衛生政策權力，又例如是歐盟共同舉債以富國之力資助窮國疫後復甦，甚至以此捍衛歐盟價值（被批破壞國內法治的波蘭和匈牙利至今仍未獲得其復甦基金款項）。這些行動都使歐盟各國變得更像一個命運共同體。
馬克龍自己也舉出了最近一連串的歐洲自主政策。例如面對俄烏戰爭的需求，歐盟就通過以20億歐元的歐盟基金去支持歐洲軍工產業向烏克蘭輸出彈藥；面對美國拜登當局在半導體和新能源政策上的保護主義，以至歐洲在這些層面的對外依賴，歐盟更在數個月內迅速提出了自身的晶片法案（Chips Act）、淨零排放工業法案（Net Zero Industry Act）、關鍵原材料法案（Critical Raw Material Act）等以作回應。
然而，上述的這些歐洲自主政策若非應付特定危機的單次行動，就是規模甚小、成功機會不大又或者尚在草創階段的官僚程序，與馬克龍將歐洲變成世界第三極、世界第三個超級強權的宏大理想相距甚遠。
要跨越這個現實與理想之間的鴻溝，使馬克龍誇誇其談的歐洲戰略自主變成現實，當中有着至少四個大難關。
成員國心各異
其一在於各歐盟成員國的「心」，也就是說，不是每個成員國都有像法國這種讓歐洲獨立自主，特別是獨立於美國政策之外的意志。在歐洲安全的問題上，以波蘭為代表的東歐國家就一直認為美國地位不可或缺，主張烏克蘭危機的長遠解方是讓烏克蘭加入北約，以擋俄羅斯的野心，而非馬克龍心中讓俄羅斯也有一席位的新的歐洲安全框架。
而在歐盟中經濟實力最強的德國，無論是前任默克爾（Angela Merkel）政府，還是此刻的朔爾茨（Olaf Scholz），也從來沒有馬克龍般的宏大志願。默克爾對於馬克龍的「歐洲軍隊」主張從來是「口惠而實不至」，朔爾茨上台後雖然曾與馬克龍共舉「歐洲自主」的旗幟，但在俄烏戰爭爆發後，朔爾茨就馬上向美國大手購入F-35，破壞了德法共同發展獨立空戰系統的圖景。其後，朔爾茨更多次以德國利益凌駕歐盟利益之上，明顯沒有馬克龍對歐洲本位的堅持。在其三黨聯盟政府的領導之下，德國各派外交政策衝突不止，連用以調和外交部和總理府外交戰略的國安機構也遲遲未能成立，更遑論配合法國主導歐洲自主的大方略。
馬克龍力不足
困難之二，則在法國實力上的缺乏。沒有人會質疑馬克龍在歐洲自主戰略上「紙上談兵」的能力，但馬克龍執政六年以來，在對外政策實作上卻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在特朗普掌政期間，馬克龍曾嘗試巴結特朗普以作歐洲與美國之間的「超級聯絡人」，最終兩人鬧翻，甚至陷入隔空對罵的境地；2019年，馬克龍借法國G7峰會之機，先邀俄羅斯總統普京到古堡相聚，希望推動俄羅斯重返G7，又請來伊朗外長突訪法國企圖為核協議破冰，兩者皆屬無功而還。
在特朗普時代的對歐不屑氛圍之下，歐洲自主的呼聲愈來愈高，但實際行動卻少之又少，上文述及的合購疫苗、共同舉債全都是疫情迫出來的回應。而馬克龍希望將法軍在西非薩赫勒（Sahel）的反恐行動轉化成歐洲名義的對外軍事投射，最終也在西非多國軍事政變、俄羅斯反法宣傳的背景下失敗告終，歐洲軍隊被多國排擠，馬克龍自己最後也決定減少法國投入，將法軍改作支援當地政府軍的角色。
在俄烏戰爭爆發前兩周，馬克龍還以為自己與普京溝通外交成功，曾表示得到了普京不會升級對烏行動的保證，其後不只馬上被克里姆林宮否定，更遭2月24日開展的戰火完全推翻。
馬克龍對於法國和自身實力不足並非不知情。可是，他拉攏其他歐盟國家的行動卻一直成效不彰。2021年默克爾離任在即，馬克龍曾成功爭得在歐盟層面德高望重的意大利總理德拉吉（Mario Draghi）與之簽訂法意兩國在歐盟統一立場的雙邊協議，但好景不常，德拉吉的半官僚政府旋即在意大利各黨政鬥之中陷入倒台危機，至去年10月更正式被極右黨派取代，自此法意關係甚入低俗，在難民等各樣問題上爭持不下。德拉吉之去，在後默克爾時代的歐洲，相當於馬克龍被斷了一臂。其與朔爾茨的關係也只停留上表面上的「和好」，去年的兩國政府峰會更曾因重大政策分歧而被押後。
對法猜忌與理念分歧
困難之三則是歐盟各國對於法國的猜忌。法國是歐盟唯一一個還沒有放下殖民主義遺留的「帝國夢」的國家，從拉丁美洲到印太地區依然有大量法屬海外領土，在非洲則以法語區的名義連繫大片國家，而法國也是歐盟唯一的核武國家，其軍隊也具備較能獨立作戰的能力，於是歐洲的軍事自主，在不少人眼中其實就是法國主宰的計劃。再加上馬克龍的歐洲自主政策往往巧妙地與法國國家利益一致——例如對核能的堅持、主張放寬國家補貼限制、在法國國債高企時推廣共同舉債等等——實在難免他國猜測馬克龍的歐洲自主只是一種法國優先的包裝。
而與身負二戰「原罪」的德國不同，法國在歐洲層面往往有着不知自量的跋扈形象，其典型例子就是法國對於歐洲議會要在布魯塞爾之外維持其在法國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總部的堅持——此舉徒具象徵意義，卻造成不必要的行政浪費。馬克龍本人在國內已經長期被批專橫，在歐盟層面就更難使其他國家心悅誠服。
最後，歐洲戰略自主的抽象概念，往往可以包含不同的解讀，實作起來大家的具體主張可能互相抵觸。例如馮德萊恩與馬克龍都高舉歐洲自主，然而，至少在這次訪華前後的表態中，前者的自主是針對中國的，後者的自主則更多是針對美國的（當然，這可能只是一種公關上的差別，馬克龍在其訪問中談及的一個歐洲自主案例，就是2018年以來法國的非歐洲通訊設備供應商的市佔率已有減少，但這個「非歐洲」豈不是中國嗎？）而在德國，歐洲戰略自主往往不是要取代北約為代表的美國領導體制，而是要讓歐洲國家在這些體制之中扮演更重要角色。
在上述種種難解困難之中，對於六年來鍥而不捨的馬克龍，我們大概只能說一句「道阻且長，行必將至」又或者「功成不必在我，成功必定有我」以作勉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