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印度、墨西哥：中國世界工廠地位的「挑戰者們」

過去十多年以來，經濟因素、地緣政治因素先後衝擊著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2017年及之前的十年中以經濟因素變化為主，具體表現為勞動力成本上升、人民幣匯率升值、用地和環境成本上升，以及部分行業產能過度膨脹。這些因素都對推動產業外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作者：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研究部主任徐奇淵

2017年以來國際地緣政治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美國的產業鏈政策不斷進行調整。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後，通過重塑美國國內稅收體系、推出招商引資政策來吸引產業回流，但效果並不理想。

此後美國又嘗試了「近岸外包」，推動產業鏈向美國鄰近國家（例如墨西哥）回流。不過這也難以撼動既有的全球生產分工體系。因此美國進一步轉向「友岸外包」。

2022年4月，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在大西洋理事會發表講話時說：「我們不能允許其他國家利用它們在關鍵商品、技術或產品方面的市場地位來擾亂我們的經濟。」她進一步建議，將供應鏈集中在「我們可以信賴的國家」，通過這種方式降低美國的供應鏈風險。

由此可見，美國重塑全球產業鏈的戰略經歷了產業回流、近岸外包、友岸外包三個階段。這些做法不僅可能對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造成衝擊，還可能使中國在全球產業鏈體系中逐步陷入孤立。

此外，拜登政府還採取了「小院高牆」科技規鎖政策以試圖推動與中國的「定向脫鉤」。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發以來，日本政府也提出了「中國+1」、「中國+N」的戰略，歐盟也開始將供應鏈問題與人權、環境等問題掛鉤。

在此背景下，中國向東南亞、南亞、拉美國家轉移的壓力較大，尤其是處於美國近岸外包戰略中的墨西哥，以及友岸外包戰略中的越南和印度。

這些國家能否對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形成真正的挑戰？

墨西哥仍處於中等收入陷阱，對中國挑戰最小

墨西哥毗鄰美國，且在拉美國家中經濟體量排名第二，僅次於巴西。2018年中美經貿摩擦開啟以來，墨西哥的發展環境似乎獲得了一定改善。近年來，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美墨加協定（USMCA）先後生效，墨西哥與日本、美國等主要經濟體的經貿關係更加緊密。再加上貿易摩擦當中美國對中國加征關稅，部分貿易向墨西哥發生了轉移。這些都使得墨西哥的發展獲得了新的機遇。

美國一直是墨西哥最重要的交易夥伴。對美國出口佔墨西哥全部出口的八成，而且與中國對美國出口的商品結構存在明顯競爭關係。在美國進口的交通運輸設備、電氣設備、電腦和電子產品行業進口額當中，墨西哥分別佔比31%、25%、17%。由於美墨貿易聯繫密切，且墨西哥對美出口對於中國對美出口的替代性強，因此墨西哥似乎很可能成為貿易、投資轉移的受益者。

然而墨西哥要替代中國製造，其面臨的挑戰仍然巨大。墨西哥仍處於中等收入陷阱之中，面臨諸多結構性問題。按2015年的美元不變價來計算，2021年墨西哥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為9255美元，與2007年的9214美元相比幾乎沒有增長。

具體而言，墨西哥的商業制度對外資不夠友好，基礎設施方面電力和運力嚴重不足，特別是嚴重的腐敗也阻礙了經濟發展。

此外，美墨加協定部分內容對墨西哥的營商環境實際上並不利。比如，美國提出了「國內產品附加值佔比要求」或要求「轎車、卡車及其零件的某些生產在美國進行」，這使得墨西哥難以通過該協定吸引從中國轉移出來的外資。

墨西哥並沒有擺脫其固有的中等收入陷阱的發展模式，因此在中美博弈背景下墨西哥也難以發生經濟奇跡。整體上，墨西哥從中美貿易摩擦中獲得的貿易增長較小。

2021年美國彼得森經濟研究所的瑪麗·拉夫利（Mary Lovely）和David Xu估算，中美貿易摩擦使得墨西哥對美國的出口額多增長了3.4%。從市場份額來看，在美國對中國加征關稅的行業中，墨西哥在美國的市場份額平均上升了1.6個百分點，而在未加征關稅的行業，墨西哥的市場份額甚至略有下降。

在投資方面，墨西哥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FDI）也缺乏積極變化。根據Mary Lovely和David Xu的觀察，除了2020年因疫情導致FDI急劇下降之外，墨西哥的FDI在2018年至2021年也並沒有出現顯著增長。而且墨西哥的大部分FDI流向了以金融和保險服務為代表的第三產業，製造業投資的增長並不理想。

觀察2021年墨西哥的FDI，除了機械和運輸設備製造業能與2018年持平之外，電腦製造業等主要製造業的FDI均呈現顯著下降。近年來，受到疫情和美墨加協定不利條款的影響，墨西哥的投資環境並不明朗。

總體上，墨西哥經濟增速也相當疲弱，疫情爆發前的2019年其經濟增速僅為-0.2%，疫情爆發之後的經濟表現也十分疲弱。2021年增速雖然達到5.7%，但是因為2020年增速為-8.3%，其經濟還尚未恢復到疫情前的水準。

越南現實優勢明顯，但長期挑戰有限

越南最大的優勢在於國內外政策環境顯著改善。國內政策環境方面，越南處於重要的歷史性改革進程當中，政府專注於開放、放鬆管制和市場化進程。在此背景下，越南通過簡化法律和整肅官僚體系，創造了更好的投資環境，其對國內外投資者吸引力顯著上升。

從國際政策環境來看，2017年到2022年，越南對外開放獲得重大進展，先後啟動或加入了CPTPP、歐越自貿區、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印太經濟框架（IPEF）。再加上越南本身就一直處於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這些國際經貿合作協定就覆蓋了中國、美國、歐盟、日本、東盟等幾乎所有主要經濟體，這為越南深度參與全球分工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政策環境。

此外，在全球價值鏈當中越南的地位相對印度更高。越南最主要的出口產品包括電氣機械和設備、服裝、鞋類以及機械設備，這些產品佔到出口的6成以上，相比之下，印度的主要出口產品則是低技術製造產品，如礦物燃料、寶石等。

但是長期來看越南對中國的挑戰能力受限，最大約束條件是越南的人口和經濟體量較小。越南人口不到1億，不但小於墨西哥的1.3億，而且也比中國、印度各自的人口少了一個數量級。越南經濟腹地較為狹小，制約了其在全球生產網路中的發展空間。與此背景相關，越南工業部門不齊，偏向於輕工業為主，缺乏重化工業能力。

同時，越南嚴重缺乏本土的世界級企業。截至2021年，越南尚沒有自己的世界500強企業，而印度有7家、中國有143家。這意味著越南在面臨外資企業湧入的同時，缺乏承接外來企業的外部溢出能力。在此情況下，外資企業的大量湧入，反而可能抑制越南本土企業的成長。目前，外資企業出口在越南出口貿易中的佔比一直在70%上下，而加工貿易在越南出口當中的佔比則更高。

而且實際上在越南承接的FDI當中，有相當部分是來自中國內地，這也意味著越南與中國供應鏈的相互依存關係實際上是加強了。

從筆者計算的中越雙向出口競爭指數也可以看到，越南對中國的競爭壓力仍然處於較低水準。其中，中國對越南出口的競爭壓力指數是85.5%，越南對中國的出口競爭壓力只有9.3%。

也就是說，在海關HS6位碼的5000多種商品分類之下，越南每出口100元的商品，中國出口的相同分類產品有85.5元；而中國每出口100元的商品，越南僅出口9.3元的同類產品，甚至這9.3元中也有部分來自于在越南的中資企業出口。

在中越競爭中，中國處於絕對主導優勢地位，無需過度擔心越南的競爭壓力。

中越經貿關係的互補性也十分突出。越南作為一個GDP比中國廣西還小近20%的經濟體，在過去21年間，中國對越南的出口從8億美元擴張到2021年的1260億美元，越南一躍成為中國第四大出口目的地國家，僅次於美日韓。

中國對越南的大額出口、巨大順差本身也說明越南更像是中美之間的一個重要緩衝地帶，而不是替代中國世界工廠的角色。

印度現實困難較多，但長期發展潛力大

印度是唯一可以在人口規模上與中國比肩的國家，印度最大的優勢也在於其經濟規模龐大。雖然印度2020年人均GDP僅為1930美元，但是由於人口基數大，印度當年GDP規模為2.7萬億美元，是墨西哥的近2.5倍、越南的10倍。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預測顯示，以美元計價，2022年印度GDP將超越英國，成為僅次於美國、中國、日本和德國的全球第五大經濟體。

雖然印度教育普及程度低、成人識字率（74%）明顯低於世界平均水準，更加大幅低於中國、越南、墨西哥95%以上的水準，但是印度人口眾多，因此仍然擁有充裕的廉價勞動力。

另外，印度政府也意識到了龐大經濟體量的優勢，正在行政、稅收等方面努力推動形成國內統一大市場。2021年，在疫情的巨大衝擊下，印度仍然實現了8.1%的增速，GDP規模進一步擴張，超過了3萬億美元，人均水準接近2300美元。在2021年的基礎上，2022年上半年印度經濟增速進一步提升到了8.4%。

龐大的人口和市場體量，還支撐了印度擁有較強的研發能力和世界級企業。根據英國《泰晤士報》的2021年世界大學排名，印度位居前1200名的大學有56所，距離中國的92所有一定差距。但是相比之下，越南、墨西哥分別只有3所，而且這兩個國家在前1200名大學中的排名都比較靠後。相對而言，印度的科技和創新能力不容小覷。

此外，2022年印度已經有世界500強企業9家，而且其資訊技術產業發展成熟、精英階層在海外分佈廣泛、英語語言優勢明顯，因此印度本土企業、海外精英與美國私營企業深度融合。美國幾乎所有行業的資訊技術（IT）服務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賴印度企業。而且印度的經濟自給能力強，對中國中間品供應依賴程度低，更有條件形成與中國相隔離的供應鏈。

但是印度也有其明顯的短板，最大問題在於印度的宗教和文化因素。印度出世的宗教信仰讓國民內心比較恬淡、發展經濟的欲望不強烈，此外種姓制度帶來的階層固化也對發展經濟形成了障礙。相比之下，越南則屬於東亞的儒家文化圈，有著比較強的入世取向，會有相對較強的發展欲望。

同時，印度行政效率低、基礎設施發展嚴重滯後，要改變這些發展條件也並不容易。

從空間上來看，當今世界的三大生產網路包括歐洲、北美、東亞，而印度遠離其中任何一極。雖然印度與東亞生產網路稍近，但與東亞核心區域的國家相比，印度的交通運輸成本也顯著偏高。中國之外的周邊鄰國，也難以對印度的生產體系形成有力支撐，印度要一枝獨秀支撐起世界第四大生產網路恐怕難度較大。

同時當前的莫迪政府過於強調國內迴圈，缺乏對外開放的決心和實際行動。2020年莫迪政府提出了「自給印度」倡議，希望把本土市場做大做強。但其實際上採取的是進口替代戰略，這意味著提高進口關稅，補貼國內相對落後的生產方式。而進口替代已經被拉美國家證明是一種失敗的發展戰略，東亞國家的崛起普遍採取的是出口導向戰略，鼓勵本土企業參與國際競爭，不斷提高國際競爭力。

2020年世界經濟論壇（WEF）發佈的全球競爭力報告對19個主要經濟體價值鏈的全球化發展趨勢進行了問卷調查，全球商業領袖對於印度價值鏈的全球化發展趨勢評價負面，印度在19個國家中排位倒數第一。

總體上，印度要實現真正的崛起，需要對其宗教、文化進行深刻革命，並且在此基礎上進行一輪顛覆性的改革開放。但是印度舊有的宗教文化使其社會能夠保持相對穩定，如果原有的宗教文化體系被打破，印度社會如何重建一套自我穩定的邏輯體系，這可能是更具有挑戰性的問題。

中國需要繼續深化改革開放，做好自己的事情仍然是最重要的著眼點

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仍然是最重要的政策著眼點。任何國家能否在全球供應鏈當中維持自己的核心地位，主要不是靠打壓競爭對手做到的，而是靠做好自己的事情、增強自己的產業競爭力。

對美國來說也是如此，例如美國政府從2018年開始打壓中國的出口貿易，但是中國在全球出口當中的份額卻不斷上升，屢創歷史新高。

同樣，中國要應對產業鏈外移的壓力，從積極應對的角度來說就需要繼續做好自己、不斷實現產業升級、推動產業競爭力的提升。

一直以來，中國企業家都特別善於面對新挑戰、適應新環境、利用新技術。根據乘用車市場訊息聯席會的資料，2021年全年中國新能源乘用車銷量在全球市場份額佔比達到53%，在全球純電動車銷量份額佔比高達61%；根據索比諮詢提供的資料，中國光伏元件企業出貨量佔全球總需求的75%。在這些綠色新能源產業領域，中國企業已經展現出了很強的國際競爭力。2022年以來，這些行業仍然在快速發展。

只要把自己的科技創新、產業升級做好，中國在全球供應鏈當中的中心地位仍然是穩固的。相反，即使印度、越南替代中國的地位未能獲得成功，這對中國在更前沿的技術、產業領域獲得突破也沒有直接幫助。

所以，中國一定要保持開放包容的心態，加強國際合作，進一步改善營商環境，通過擴大內需戰略為產業升級提升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

其次，從國際角度來看，中國需要繼續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美國拜登政府正在撬動盟友和一些中間國家，以試圖改變全球產業鏈佈局，甚至衝擊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而事實上，擴大統一戰線的做法更是我們黨的重要法寶，更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法寶，這將有助於鞏固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重要地位。

在百年變局之下，中國要統籌好發展與安全的關係，同時在對外經濟工作領域，要更多面向未來、求同存異、共謀發展，為中國經濟的發展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再次，要順勢而為，加強與越南等中間緩衝地帶國家的經貿聯繫。推動中國和這些國家形成廣泛的經貿合作，推動越南經濟融入中國的生產網路，使我國企業能夠更多分享越南發展紅利。

中短期內在華企業向越南轉移速度較快，但不必過於擔憂。由於越南面臨前文所述的現實約束，未來越南更有可能形成外資企業主導格局。

中國企業可以積極投資佈局，在越南推動形成包括中資企業在內、外資企業發揮重要影響力的經濟格局。同時推動發展「西部大通道」，尤其是廣西段出海口，將其發展成為與珠三角、越南形成良性互動的新區域產業鏈集群，充分利用好越南作為中美之間經濟緩衝地帶的作用。

最後，要鞏固中國在全球生產網路中的地位，除了強化自身優勢之外，還要進一步深化東亞區域的產業鏈合作。歐洲、北美、東亞是全球三大區域生產網路，在一定程度上而言，東亞區域生產網路的深化發展、相互依賴程度的加深，也將與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形成良性互動。

事實上，印度放棄成為RCEP創始成員國，實際上也是放棄了深度參與東亞區域生產網路的機會。我們要吸取印度的教訓，在東亞地區積極推動產業鏈和供應鏈合作，進一步提升東亞地區的經貿合作水準。同時，積極向更高標準的國際經貿規則看齊，通過對標更高標準的規則來倒逼國內經濟體制進一步深化改革與開放。

本文獲清華文化研究院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