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地緣後領土時代的降臨 ——俄烏戰爭沉思錄之二

如果先進國與落後國的科技存在代差，傳統地緣根本不能為落後國提供安全保障。

作者：鄧曦澤，中國四川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世界上缺的主要不是固定於特定土地的資源、能源和原材料，而是資本、技術、管理和營銷。所以，各國都在積極爭取投資。只要有了資本，可供投資的特定土地有很多選擇，甚至可能分佈在不同國家。

後地緣後領土時代其實早已降臨，它醖釀於20世紀後半葉的「訊息時代+全球化」，第一個軍事節點是1991年的海灣戰爭。遺憾的是，當今世界主流觀念仍沉溺於傳統地緣及領土觀念（《當政治跟不上科技：俄烏戰爭沉思錄之一》，刊《聯合早報》2022年8月30日）。而今，俄烏戰爭，以弱國在先進國家的支持下，跟傳統大國實現戰爭平衡（目前態勢）的方式，明確昭示着後地緣後領土時代的降臨。

這一時代轉換的深層根據，乃是一個基礎事實：知識生產是人類最基礎最重要的活動，它決定了包括勞動形態、經濟形態、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在內的人類生存樣態及變遷。如果將這一事實提煉為理論，並作為方法去重新理解人類社會與歷史，將會產生許多新的見解，並可對人類未來作出新的判斷和預測（詳見《三次大變局與人類命運——從知識生產到生活形態的鉅變》，《四川大學學報》2022年第1期）。

一、從傳統到現代：地緣與領土的意義變遷

土地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本條件之一，至今猶然。但土地在古今的功能和價值，尤其是在可選擇性或可替代性方面，已大為不同。在傳統世界，人類依賴土地，並且特定群體（如國家、民族、公司及個體）高度依賴特定的土地。到了現代世界，人類雖然繼續依賴土地，但藉助現代交通和通訊，特定群體對特定土地的依賴大幅降低，如公司可以跨國利用土地。

基於這些觸目可見的事實深入分析，可以獲得一些新結論，即人類已進入後地緣政治時代和後領土時代，地緣與安全的關聯度越來越弱，且領土與財富的關聯也越來越弱，此即這個時代的主要特徵。後地緣後領土不是對地緣和領土的否定，猶如後現代不是對現代的否定，而是知識（以科學技術為主要內容）進步在人類活動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以至於改變了人類對土地的利用方式和依賴程度，使土地尤其是特定土地的功能與價值下降。

俄烏戰爭便是人類進入後地緣後領土時代的標誌性事件。

二、科技對地緣與領土的超越

人和動物最重要的區別，在於人有智能，並由智能衍生出廣義的知識。在人類改變自然界的進程中，知識始終起着重要作用。只不過以前知識積累尚不豐富，知識的力量尚不強大，所以人類嚴重受制於自然條件，這也是孟德斯鳩「地理環境決定論」的根據。同時，在古代，由於知識進步極為緩慢，因此被視作常量。在此情況下，特定土地所構成的地緣和領土，對人類就構成嚴重製約，有時還成為天塹、天險。

其實，自然條件並無主動性，它對人類的制約不取決於它自己，而是取決於人類的能力，而人類能力又主要來自於知識。比如，青藏高原、南極洲能否出產水稻？海上能否修建大廈？對古人而言，答案不僅是否定的，而且是客觀的。但現代人類利用技術使這些不可能成為可能。從時間維度看，短期內，自然條件可以決定人類生存方式，但從歷史發展看（工業革命之前以千年計，之後以百年計，現在以十年計），環境可以被人類知識支配的行為所改變。對空間確定的地球（擴大到宇宙，縮小到特定土地，皆是同理），人類與地球的關係不取決於地球這個客體或對象，而是取決於人類的能力。只要理解此點，後地緣後領土時代便容易理解了。

如果不憑藉現代交通和通訊，即便沒有西方侵略，傳統中國的最大有效治理範圍，西不過葱嶺（帕米爾高原）和西藏邊緣，北不過貝加爾湖以南。以前從拉薩出發經成都到北京，一趟來回就得九個月；在西藏駐守一個兵，需要九個人做後勤。乾隆年間，福康安率3000軍士進藏打擊入侵的廓爾喀（今尼泊爾）軍隊，已是龐然大軍。如果沒有現代交通和通訊，中央政府永遠無法實現對西藏的有效治理，因為無論是正常的行政成本，還是鎮壓叛亂的成本，中央政府都無法承受，因而只能採取土司制或藩屬制，而非流官制。

飛機、鐵路、公路使西藏與內地的交通時間大幅度下降，這構成中央政府有效治理西藏的技術條件。同時，在軍事角度，訊息化、遠程化、精確化和機動化使傳統戰略要塞的功能大幅降低。在古代，的確存在某些地點是不可迴避的（或替代方案的成本太高），但現代科技進步使傳統戰略要地變得不那麼重要。例如多年前，我遊歷徐州西北的九里山，這裏曾是兵家必爭之地，也是淮海戰役的重要戰場。在機械化戰爭以前，我毫不懷疑此地的地緣價值，但如今九里山及徐州的軍事價值已大幅降低。

第一次工業革命到20世紀中葉，儘管交通、通訊等技術發展使人類對特定土地的選擇空間大了很多，但無論是軍事還是經濟活動，都仍高度受限。真正大幅改變人類對特定土地的依賴，且使後地緣後領土時代降臨的，是20世紀後半葉的「訊息化+全球化」。訊息化代表技術進步，全球化代表全球交往規則與秩序的改變。訊息化等技術與全球化相結合，使人類對特定土地的依賴性減弱。因此，無論在軍事還是經濟角度，特定土地的意義都大幅降低。

土地的根本價值在於生產財富。在古代，生產高度受限於特定土地，所以土地爭奪變得極為重要。直至福特模式，生產仍強調垂直本地化，即就近取材、就近建廠、就近生產。但在經濟上，從20世紀後半葉開始，「訊息化+全球化」便使資本可以調動全球生產要素，而財富生產也越來越超越領土限制——即便當前的逆全球化傾向，也只是區域化，而非本國化。

世界上缺的主要不是固定於特定土地的資源、能源和原材料，而是資本、技術、管理和營銷。所以，各國都在積極爭取投資。只要有了資本，可供投資的特定土地有很多選擇，甚至可能分佈在不同國家。這方面可以中國和蘋果公司為例。

中國可說是國家層次的典型樣本。中國已然成為世界工廠，但許多資源、能源和原材料來自外國，如石油70%靠進口，大量礦石來自巴西、澳洲，許多技術則來自美歐日。蘋果公司則是企業層次的典型樣本，可以在全球組織資源生產產品。

在軍事上，1991年的海灣戰爭作為訊息戰的第一次嘗試，可說是科技超越地緣政治的一個精彩案例。伊拉克軍隊與聯軍的傷亡比例超過100:1。如果以單兵作戰能力1:3為代差，1:10為維差，海灣戰爭中伊拉克軍隊與聯軍的差距不僅是代差，更是維差。在懸殊的技術維差下，不論伊拉克有多少地緣屏障，作用都近乎為零。只不過，由於與聯軍相比，伊拉克是弱者，所以儘管海灣戰爭已顯露出傳統地緣政治思維的過時，但未曾引人注意和總結。

三、俄烏戰爭以否定形式昭示後地緣後領土時代的降臨

俄烏戰爭之所以能鮮明地昭示後地緣後領土時代的降臨，是因為它無論在軍事上還是經濟上都有別於海灣戰爭。伊拉克在軍事和經濟上都遠弱於聯軍，所以失敗不讓人意外。

但在俄烏戰爭中，雖然烏克蘭實力明顯弱於俄羅斯，但烏克蘭在美國等先進國家支持下，只用了發達國家的三流技術，就與俄羅斯實現了抗衡，並令這頭北極熊露出熊樣，招架不住。俄羅斯與美國或北約的武器是否有了維差，不敢確定，但肯定有代差。如果先進國與落後國的科技存在代差（更不要說維差），傳統地緣根本不能為落後國提供安全保障。所以，科技發展日益超越傳統地緣政治，地緣與安全的關聯度越來越弱。

從經濟角度看，俄羅斯是世界上唯一能完全資源自給的國家，但在國際市場上，除了能源等初級產品，俄羅斯生產的民用商品在哪裏？再對比一下，領土和資源小國如新加坡、韓國、以色列、北歐國家等經濟發展水平不但很高，而且財富大量來自本土之外。因此可得出一個論斷：在當代「高技術+全球化」且技術越來越進步的大趨勢下，領土與財富的關聯度越來越弱。

但非常遺憾，許多國家仍侷限於傳統地緣政治觀念和領土觀念。例如，北約、美、俄、烏等俄烏戰爭相關方，皆受傳統地緣政治觀念支配。這種落後的觀念使許多國家把資源投入低級、無效甚至負效的競爭和鬥爭中。反之，跳出傳統地緣政治觀念和領土觀念的侷限，將資源以和平方式投入更高級的建設和競爭，不但更有利於國家人民，也更有利於世界。

本文獲《聯合早報》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