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之局是蘇聯解體的未盡餘波

正當西方國家奮力抨擊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正式承認烏克蘭東部頓涅茨克（Donetsk）與盧甘斯克（Lugansk）兩州的主權獨立聲稱之際，兩地民眾卻揮舞着俄國國旗上街慶祝。在俄軍2月24日清晨正式進入兩區之際，觀察家也認為在頓、盧兩州其他烏控地區，現時仍有可能出現民眾歡迎俄軍進駐的情況。

雖說普京的行動破壞了2015年以來《明斯克協定》（Minsk Agreements）對於頓、盧兩地終屬烏克蘭的保障，也再次違反了其在1994年《布達佩斯安全保障備忘錄》以保證烏克蘭領土完整換取其交出前蘇聯核武的諾言，但從當地民眾意願來看，俄國的前推卻有其合理之處。

頓巴斯地區（Donbas，現時可說是頓、盧兩州的合稱），有着夾在俄烏兩國之間的特殊地位，某程度上可算是烏克蘭整個國家地緣位置的縮影。跟烏克蘭一樣，頓巴斯今天的政治、文化，以至人們的自我身份認同，也是前蘇聯時代的產物。

先從烏克蘭說起。

烏克蘭國源在共產

「烏克蘭」一詞的字源很可能是來自古斯拉夫語言中「邊境地區」的意思。事實上，直到2012年，英國廣播公司（BBC）仍有以定冠詞「the」加在烏克蘭英語「Ukraine」一字上用以指稱烏克蘭的做法，突顯出「烏克蘭」一詞的地理位置形容性質，而非將之當作為指稱特定國家或民族的專有名詞，曾被烏克蘭當局以之為由抗議，認為此用法忽視了烏克蘭作為獨立國家的主權地位。

在俄羅斯民族自我溯源的歷史中，被視為民族祖源的基庫羅斯（Kievan Rus）固然是與今天烏克蘭首都基庫相連，但烏克蘭作為一個國家，在蘇聯時代之前，確實未見存在。

作為「邊境地區」，烏克蘭只是西方波蘭立陶宛聯邦、南方土耳其鄂圖曼帝國與東方沙俄帝國之間的主權浮動地帶，其祖先傳說大概只存在草原上自由浪蕩的哥薩克人（Cossacks，古斯拉夫語中有「自由人」之意）。而16、17世紀曾被鄂圖曼帝國稱作「烏克蘭國」的哥薩克酋長國（Cossack Hetmanate）最終也沿着劃分今天烏克蘭東西部的第聶伯河（Dnieper）被波蘭與俄羅斯切半瓜分。直至1783年，今天被視為俄國自古有之的領土克里米亞（Crimea），依然是鄂圖曼帝國下的一個汗國，卻是俄國經營黑海力量的關鍵所在。

自19世紀中葉起，烏克蘭民族主義興起，被視為烏克蘭文學甚至語言始祖的詩人謝甫琴科（Taras Shevchenko）也活躍於此時。但沙俄政府一直以「小俄羅斯人」去定義烏克蘭人，與「大俄羅斯人」與「白羅斯人」一同構成俄羅斯民族。

正如普京承認頓、盧兩區獨立後的演說所言，到了1917年十月革命之後，烏克蘭才以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的身份得到確立，可算是「共產俄國」的產物。當時，烏克蘭的布爾什維克力量集中在頓巴斯的尤左夫卡（Yuzovka，即今天的頓涅茨克）、盧甘斯克、馬里烏波爾（Mariupol）等工業化城市，當地曾有獨立自成一國之意，卻在列寧（Vladimir Lenin）反對之下被加入了烏克蘭。

隨着二戰期間蘇俄和德國瓜分波蘭，今天烏克蘭西部多個州被正式歸入烏克蘭。到1954年，原屬於俄羅斯的克里米亞，疑因為供水問題（今天的克里米亞在俄國收回之後仍要面對限制水供應的困難）被包裝成「送禮」一般，劃到烏克蘭國之中。到此時，烏克蘭國境才全面劃定。1991年，烏克蘭宣布獨立，蘇聯解體，今天的烏克蘭才正式以法律上主權獨立的地位出現。

因此，普京所言烏克蘭乃「列寧的烏克蘭」實有其歷史根據。

國土的時代錯置

問題是，當蘇維埃烏克蘭獲得國家地位之時，它是代表着俄羅斯民族延續的蘇聯的核心部分，文化上經歷過俄羅斯化，城市和精英階層皆以俄語為宗，經濟和產業上亦與俄羅斯環環緊扣。文首提到的《布達佩斯安全保障備忘錄》簽訂之前，烏克蘭就是全球第三大核武儲備國，而到了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和烏東軍事分離運動興起之時，俄羅斯的多款洲際彈道導彈、坦克和直升機也尚依賴烏克蘭產業鏈的特製鋼材和引擎供應。

在俄烏關係如此緊密的背景下，1991年的俄羅斯、烏克蘭、白羅斯領袖，即便各有獨立之意，但其心中所想的三國關係大概依然是一種「離而不分」的緊密共同體。事實上，到了1994年，經歷着蘇聯解體後經濟震盪的白羅斯和烏克蘭都分別選出了有前蘇共管理經歷的親俄領袖，前者的是今天仍然掌權的盧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後者則是在位至2005年的庫奇馬（Leonid Kuchma）。

然而，在烏克蘭一則，2004年的橙色革命和2014年的烏克蘭革命所帶來的親西方走向，卻衝破了這個「離而不分」的定位。

當中一大爭議在於克里米亞。克里米亞是十個世紀前基輔羅斯弗拉基米爾大帝（Vladimir the Great）受洗將東正基督宗教帶入俄羅斯民族的地點，在俄羅斯文化溯源的故事中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普京在併收克里米亞之後，就將一塊弗拉基米爾大帝受洗之地的石頭帶回莫斯科，以之作為克里姆林宮外弗拉基米爾大帝雕像的基座。

除了歷史性意義之外，克里米亞自18世紀葉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the Great）以來已是俄國黑海政策和以今天烏克蘭東南為核心的「新俄羅斯」（Novorossiya）擴張計劃的關鍵地點。如今，克里米亞八成以上人口也是俄語為母語，在蘇俄時期也是俄國上至精英階層下至一般民眾的渡假勝地。

雖然烏克蘭獨立後仍保留克里米亞在其領土之中早在上世紀90年代已引起俄國內部的不滿聲音，但當俄烏尚能穩定處於「離而不分」的關係之際，俄國尚能承諾克里米亞「誤歸」烏克蘭的事實，但當此前提不再，將克里米亞重歸俄國就成為了難免之事。

同類的國土時代錯置也出現在頓巴斯地區之上。

前蘇聯工業城市的身份認同

正如烏克蘭整個國家一般，頓巴斯一直也是鄰國中間的邊陲地帶。正如「烏克蘭」有邊境之意一樣，「頓巴斯」一詞字源上也有「荒野」的意思。

與烏克蘭別處一般，頓巴斯不少城市也能溯源至哥薩克人的聚居點，文化上與日後構建出來的烏克蘭民族較為接近。然而，19世紀以來的工業化卻帶來了重大改變。

一方面，上述「新俄羅斯」的政策為此地帶來了外來人口。另一方面，蘊藏豐富煤礦的頓巴斯在19世紀後半葉則在俄國政府支持下進入了歐洲最後的工業化浪潮。

當時，頓涅茨克的煤礦與距其近500公里的鐵礦進行產業結合，在法國企業家的支持下建成鐵路，發展成全球第一個金屬產業體系，至今仍是東歐的鋼產重地（一項2015年的研究指頓巴斯地區有三成土地是礦區）。當時，外國投資之盛，連今天分離主義者的核心大城頓涅茨克也是由一位稱為John Hughes的威爾斯商人建立，上文就提到，該城原名是「尤左夫卡」，當中的「尤左」正是「Hughes」的烏語異化。

可以說，今天的頓涅茨克與盧甘斯克等大城皆生於頓巴斯的工業化時代。

這就構成了頓巴斯的兩面性。在生於工業化的大城市中，俄語成為文化重心；但在頓巴斯廣大的農業地帶，人口主體則尚是烏克蘭人。雖然經歷過後來的俄羅斯化洗禮，今天的分離主義政府所控制的地區也聚集在頓巴斯大城市周邊。到2014年左右，頓涅茨克一市及其周邊地區只佔5%烏國土地，卻有10%該國人口，佔其國內經濟產值的20%。而頓巴斯的城市化程度更超過九成。雖然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認為頓巴斯的大片土地歷史上由烏克蘭族居住，但頓巴斯的文化主體無可避免是一種城市的文化，也即是親俄的文化。

在蘇聯時代，大量俄羅斯勞工移入，更大大改變了頓巴斯地區的人口結構，使其俄羅斯成分愈來愈重。同時，由於頓巴斯的工業化根源及其沒有深厚文化歷史的可塑性，強調工人階級作為社會主軸的莫斯科，也有意在此建立一種新的「蘇維埃人」。一張1921年的海報就將頓巴斯形容為「俄羅斯的心臟」。

這種經濟產業結合文化的建設，在頓巴斯的城市中的確構建出一個以勞動階級為根的身份認同，「礦廢料與玫瑰之城」就象徵了這種文化想像。有學者就認為，今天的頓巴斯並不是親俄，而是「親蘇」，對過去的蘇維埃政權有着深刻的懷緬。頓涅茨克的分離主義者近年就不斷重建新的蘇維埃主題雕像，向前蘇聯軍人、列寧致敬；相較之下，烏國控制的頓巴斯地區就不斷掃除前蘇聯時代遺留下來的同類藝術品。

頓巴斯的文化基因使之在蘇聯解體之後形成了一種夾在烏克蘭與俄羅斯之間的特殊身份。西烏克蘭人，可以透過19世紀以來的烏克蘭國族身份重構，以之作為對俄羅斯和前蘇聯的揚棄；俄羅斯人，則有着共產主義主政之前的悠久帝國歷史和文化根基作身份認同的來源。頓巴斯，卻是生出於蘇聯的基礎之上。這就決定了它在不滿烏克蘭去蘇聯化的同時，也不能像克里米亞一樣加入俄羅斯。不過，在普京繼續認許代表俄羅斯延伸的部份蘇聯成就之際，夾在俄烏之間的頓巴斯才會在文化上較為親俄。

正如普京對作為歐俄緩衝的烏克蘭須維持中立的要求一般，頓巴斯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法依然是某種框架之下的中立地位，正正是《明斯克協定》中未有定義清楚的頓巴斯「特殊地位」，這卻是強調烏克蘭國家主權的民族主義者所不能接受的一點。

蘇聯仍在解體的過程中？

此刻普京苦等八年無果，決定單方面割裂烏國主權，承認頓涅茨克與盧甘斯克的獨立，某程度上是保證了頓巴斯的特殊地位，是解決蘇聯解體後國土劃分錯置的其中一步。

然而，這一步卻引伸出烏克蘭國家定位這個更大的難題。普京間接要求烏克蘭完成其「去共產化」。其在理念中，這似乎代表着將烏克蘭恢復到蘇聯以前的定位，這即是烏克蘭人尚是「小俄羅斯人」——這並不表示烏克蘭要「回歸祖國」，而是要烏克蘭人承認自己的文化歷史根源，不再在地緣政治上與同祖同宗的俄羅斯切割，不再以烏克蘭文化與俄羅斯文化作對立，在境內以前者消除後者。

但在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的眼中，「去共產化」不只是對蘇聯的揚棄，更是對「小俄羅斯人」定位的揚棄，未來不在於回到過去的俄國懷抱，而是投入西方陣營。

無論是頓巴斯，還是烏克蘭，兩者的獨特政治、文化和身份認同都源於其蘇聯歷史，要如何解構這些獨立自我定位所帶來的衝突，以至其在地緣政治之中所產生的問題，並沒有成法可循。但有一種理解卻是可取的：今天俄烏之間的亂局，突顯出一個現實，即蘇聯解體並不是一個歷史節點，而是一個歷史過程，我們今天仍然活在這個過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