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30年｜專訪楊成：中國主流分析仍難回答「習近平之問」

1990年代初，蘇聯這個有着2,400多萬平方公里國土面積、橫跨歐亞兩洲龐大疆域的大國，頃刻間解體覆亡，震驚世界。蘇聯究竟為何會走向解體？蘇共偌大一個政黨為何會最終亡黨？過去30年，政界、學界不少人試圖搞清楚這一源頭性問題，避免重蹈覆轍，於是各種不同的研究觀點不斷湧現：經濟沒有搞好說、史太林模式僵化說、民族矛盾決定說、軍備競賽拖垮說、戈爾巴喬夫叛徒葬送說、外部因素決定說……
值此蘇聯解體30周年之際，我們採訪了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執行院長楊成教授。

採訪一開始，楊成便詳細羅列了近年學界比較普遍的幾種對於蘇聯解體的歸因，比如作為帝國的蘇聯自有其生命周期，再加上多民族的構成，必然走向解體；再如在中國比較流行的「戈爾巴喬夫叛徒說」，雖然其主要論據後被發現查無實據，仍被廣泛流傳；還有以美國學者科茲（David M. Kotz）《來自上層的革命——蘇聯體制的終結》（Revolution from Above: The Demise of the Soviet System）為代表的一派，認為這是一場自上而下的革命，源於精英的集體叛變；此外還有比較普遍的和平演變之論，等等。

「現有的各種解釋應該說幾乎都有其合理性。問題在於，作為20世紀最重要的歷史事件之一，蘇聯解體本身和蘇共垮台之間的關聯性要做更深入的辨析，將其視為一體兩面恐過於簡單化。更關鍵的是，蘇聯解體明顯是一個系統效應，單一歸因肯定不足以讓人信服。即便是合力說，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在諸多共同發揮作用的因素中，它們各自的影響怎樣複雜互動並最終導致了一個在蘇聯人看來也是既『意外』又『必然』的結果？」

「此外，必須釐清的是，直至1991年上半年多數蘇聯人還支持維持聯盟框架，短短几個月內怎麼會轉變立場，在蘇共亡黨、蘇聯亡國的關鍵時刻『竟無一人是男兒』」。

楊成坦言，「毋庸置疑，現有的各種研究都加深了我們對蘇聯解體因果機制的理解。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這些分析，尤其是國內的相關研究，似乎大多數都有意或無意採取了自上而下的視角。具體而言，我們過多關注於戈爾巴喬夫是否叛黨叛國？黨國高層及精英是否集體叛變？加盟共和國主體民族領導人及其側近人士是否分離之心日益高漲？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經典意義上，政治的問題總圍繞『統治—服從』這條關係鏈而展開。由此可知，目前的主流分析框架顯然難以回答以『竟無一人是男兒』為中心的『習近平之問』，因為它們部分遮蔽或忽略了蘇聯民眾對當局以認可、認同、信仰為前提的服從與否問題。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提醒我們，一個政權的最終垮台的根本原因必然是內因，一套上層建築最後分崩離析的關鍵動力必然來自於經濟及依附於其上的社會基礎。」

楊成進一步指出，「就像我們熟知的經典論述一樣，人民，唯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蘇聯普羅大眾對蘇共長期執政的合法性並沒有什麼疑問，但蘇聯晚期對於其正當性的認知有一個快速消解的變遷過程」。

「中國國內一般不太區分合法性和正當性，通常將其視為同義詞來使用。實際上，合法性是客觀範疇，是一種法律界定標準，強調規範性，指在該法律秩序下的行為或制度，是否符合於具體的法律規定。正當性是主觀範疇，一種針對權力的道德評判指標，如現有政權是好還是壞，是公正還是不公正等。兩者的區別可以表達為：合法的統治權可能在特定階段在民眾心目中變成不正當的。蘇共後期的最大問題是老百姓不認賬，體制內的在表演，體制外的在抗爭，多數人變得越來越漠然，這種社會心態變化最後被葉利欽為首的一小撮反對派利用，導致了眾所周知的結果，也讓社會主義運動遭遇了一段低潮。」

為何蘇共的正當性會出現問題？是上層建築出了問題，還是經濟基礎出了問題？在楊成看來，兩者的因素都有，但最主要的還是經濟基礎出了問題，其最突出的表現就是糧食危機。「老百姓總是要吃飯的，這個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必然會引致不滿的累積，積累到一定階段，在有心人的引導下，就會轉化為政權更迭的巨大動力。按照著名經濟學家科爾奈的解釋，史太林模式在經濟領域的必然結果就是短缺經濟。而糧食短缺的政治風險是絕對不能低估的，中國人所說『手中有糧，心中不慌』可謂是道出了其中真諦。沙俄是糧食出口大國，蘇聯在以重『重』輕『輕』為基本特徵的史太林經濟模式支配下，一直飽受糧食供給結構性短缺之苦，需要大量進口。雪上加霜的是，蘇聯晚期碰上了石油價格暴跌危機，由此引發了外匯不足等一系列財政危機，以及通脹危機和支付危機等層層疊加的危機。沒錢就買不到糧食，沒糧食老百姓就會不滿，不滿就會聯想到腐敗等事關政權正當性的問題，惡果苦果到這個時候戈爾巴喬夫想不吃也是不可能了。」

1992年任俄羅斯聯邦政府代總理、現任現任俄羅斯轉型經濟研究所所長的蓋達爾（Yegor Gaidar），在其所著《帝國的消亡——當代俄羅斯的教訓》一書中，詳細剖析了1980年代的蘇聯是如何在食品短缺、物價飆升、貨幣危機的衝擊和漩渦下，一步步從危機、災難、破產走向失控進而消亡的。在蓋達爾看來，作為計劃經濟的蘇聯，消費品短缺一直是困擾整個國家的最嚴重的問題。蘇聯型的體制可以製造出用不完的大炮，卻難以生產出足夠的黃油。在1953年史太林去世之後，蘇聯的農業已經基本萎縮，不能支撐這個國家的生存。蘇聯經濟的傳統管理方式總是以石油和天然氣為目標的，領導人對於國際市場的行情、國內的財政預算、外匯儲備、外債、收支平衡和貨幣等相互之間的關係一竅不通，無法評估蘇聯經濟在80年代中後期遭遇的可怕的風險和威脅有多大。

在採訪過程中，楊成也特別提到了蓋達爾，以及《帝國的消亡——當代俄羅斯的教訓》一書中對於糧食危機的闡釋。而當談到蘇聯解體對於中國的啟示時，楊成則給出了簡潔明瞭的答案：「最大的啟示是，執政必須始終以人民為中心。」他解釋說，「要真正把人民滿意不滿意、人民贊同不贊同、人民高興不高興作為衡量標準，這裏的人民既是集合體，又是一個個活生生的個體。這才是『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要旨所在。戈爾巴喬夫面臨蘇聯晚期的系統性危機無能為力，最後只能在民心盡失的情況下黯然倒台，葬送了一個曾經是超級大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先行者。」

隨後楊成進一步補充道，「自上而下的視角有助於理解蘇聯蘇共遇到的多重危機，類似於一個系統的輸入項；自下而上的分析可以釐清危機在蘇聯社會中引發的災難性後果，類似於輸出項。只有把二者充分結合起來，才有可能從根本上解釋清楚，才能給我們提供鏡鑑。停留於感慨『竟無一人是男兒』是不夠的，追索『竟無一人是男兒』背後的正當性邏輯更為重要。對於蘇聯晚期體制內充斥『雙面人』和社會上多為『漠視者』這兩種現象都要深入研究，尤其是後者。為什麼就是不認同，就是不在乎？為什麼越來越覺得事事不關己，愛垮不垮，愛倒不倒？」

談到蘇聯晚期民眾對於執政黨的極度冷漠，就不得不談及一個歷史的細節：1991年的「8・19」事件，被認為是蘇共挽狂瀾於既倒、「避免自己走向災難深淵的最後嘗試」，可惜，在生死存亡的關頭，蘇共未能得到人民、包括1,000多萬蘇共黨員的積極響應，軍隊也拒絕執行命令，甚至發生倒戈。事變失敗後，蘇聯解體，蘇共解散，其財產被沒收……令人震驚的是，查封者不僅沒有遇到任何有組織的反抗，在有關的歷史檔案中，也沒有發現當時哪裏有工人、職員、蘇共黨員們自發地集合起來，去保衛自己的區委、市委和州委，或舉行大規模抗議活動的記載。

這樣的驚人冷漠，與中國觀眾所熟悉的《列寧在一九一八》中呈現的歷史畫面，形成鮮明對比，在《列寧在一九一八》中，當列寧遇刺，發瘋的人群幾乎要把刺客撕成碎片，忍飢挨餓的工人們焦灼不安地等待着列寧病情的公告。從1918年到1991年，僅僅73年，民眾的態度即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難怪人們會感慨：蘇共擁有20萬黨員時奪取了政權，擁有200萬黨員時打敗了希特勒，而擁有近2,000萬黨員時卻失去了政權。

在楊成看來，民眾態度的變化，也與蘇共長時間的意識形態灌輸有着直接關係，而意識形態的問題背後，還是正當性的問題。「美國人類學家Alexei Yurchak曾寫過一本書，叫《蘇聯的最後一代》，英文版是2006年出版的，俄文版是在2012年，Yurchak去俄羅斯訪問，採訪了很多人，受訪者給出的回答頗為一致，也讓他頗感意外。一方面，人們對蘇聯解體感到意外；另一方面，又覺得蘇聯必然解體。為什麼會這樣呢？「感到意外和認定必然解體之間，顯然存在張力。Yurchak為此將意識形態區分為表演和表達兩種功能，構建了頗具解釋力的框架。我認為，蘇聯自史太林去世後意識形態的逐漸異化，最終必然演變為正當性問題。」

對此，楊成進一步解釋道，「意識形態如果可以與時俱進，自然可以起到引領民眾、夯實根基的作用。蘇聯自赫魯曉夫開始黨的領導人再也沒有列寧和史太林那樣的聲望，本身就構成意識形態的一部分。意識形態話語的僵化越來越突出，精英表演的成分越來越大，各種套話越來越多，久而久之，民眾的信仰越來越脆弱，在城市化、人口結構變化以及財富、工作等難以充分滿足的情況下就形成了政治上非常漠然的所謂「60年代人」，他們不再關心蘇共曾經做過什麼，拒絕歷史正當性的話語體系，而更關注蘇共沒做到什麼。最後，蘇共的正當性就自然而然消解掉了，蘇聯解體也就成為一種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