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G智庫論壇｜拜登正尋求磋商模式 中美都要軟化口徑
中美天津會談結束後，外界都在關注兩國接下來如何開展接觸。由於白宮已設定同中國舉行元首會晤的時間表，所以美方接下來預計還會派出官員同北京開展某種形式的接觸。但在對抗和競爭大於合作的大背景下，拜登政府對華接觸真能如期所願、向美國所期待的方向發展嗎？
7月31日晚，在全球化智庫（CCG)在北京主辦的第七屆中國與全球化論壇上，基辛格中美關係研究所創始所長、美國前駐華大使芮效儉（J. Stapleton Roy）以及布魯金斯學會理事會主席桑頓（John Thornton）等專家就當前中美關係發展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議。
芮效儉（J. Stapleton Roy）稱，許多人希望拜登（Joe Biden）上台後會採取一個不那麼針對性的對華政策，結果讓他們失望了，新美國政府對華的政策似乎延續了特朗普政府的強硬路線，包括保留關稅和延續在新疆問題上「種族屠殺」的定位。拜登的高級官員明確說中國對華的接觸政策已經失敗，競爭應該成為雙邊關係主要推動力。
究竟是什麼造成了當前非常危險的局面？芮效儉提到了中美關係水平降至半個世紀以來最低點的兩個關鍵背景因素。
一是美國在過去50年大部分時間非常自信，認為中國的財富和實力的增長不會威脅到美國核心利益，兩國的分歧可以通過外交接觸來解決。但現狀並非如此。其中首先要必須認識到的一個問題是，美國和中國都處於根本轉型之中，這種轉型會影響各自在世界上的地位。美國尋求調整國際局勢，但它已經不是唯一的超級大國，不僅僅是由於它的實力下降，而且還因為有其他國家崛起成為大國，中國就是最顯著的例子。
芮效儉認為，一個新的多極世界正在形成。但過去五年，美國極不願意放棄冷戰結束以來的主導地位，拒絕通過調整構建一個新的均衡態勢。
二是過去五年美國國內社會極化和政治極化嚴重，已經損害了美國的國際形象和大國信譽，而中國則在很短的時間內，重新積累了大國具備的財富和軍事的實力，改變了中國民眾的心態。這是中國高級智囊鄭必堅提出「中國和平崛起」概念時沒有考慮到的。現在的中國人民要求採取和中國實力相匹配的更為強硬的政策，中國周邊國家以及美國發現中國和平崛起、不欺凌鄰邦的保證也不再那麼可信了。
所以，芮效儉認為，任何一方或雙方誤判都有可能讓世界滑向「前所未有」的危機。之所以是「前所未有」，是因為中美都是核大國，彼此對抗與衝突是非常危險的。所以，雙方修復雙邊關係至關重要。
不過，芮效儉同樣提到，幸運的是，雖然拜登政府和上一屆特朗普政府存在一些「表象化」的相似性，但實際上存在根本不同。
拜登總統是自老布殊（George H. W. Bush）總統以來在國安和外交領域經驗最豐富的總統，任命了有能力有經驗的官員擔任國務卿和國安顧問。這些官員不看稿就可以和中國官員長時間對話，就任何一個國際話題侃侃而談。這一點是特朗普政府缺失的。拜登政府行事審慎，解決內部分歧的同時，還能採取長期的政策。比如，拜登政府重申了美國的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灣獨立。
芮效儉分析認為，拜登政府也在尋求一個和北京舉行例行磋商的模式。最近美國副國務卿舍曼（Wendy Sherman）和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副外長謝峰的對話，雙方對彼此都有一系列的指控，但從舍曼此行的公開報道中，也能發現一些建設性的元素。
從中方說法來看，舍曼提到，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拜登就職後也已多次和北京聯繫，表達了同中方進行開放、坦誠交流與對話的意願，並宣稱兩國可以和平共存，而且還提到美國也無意遏制中國，也不阻遏中國發展，希望中國進一步發展下去；雙方還可以開展良性競爭，在氣候變化、毒品控制等地區和全球熱點議題上開展合作，加強危機管控能力，避免爆發衝突。而美方說法基本上和中方一致。而特朗普政府是不可能有這種鼓舞人心的表態。
但是，現實也不容樂觀。芮效儉提到了美國國會的制約。拜登力推國內計劃需要得到國會支持，而國會對中國的態度是敵對的。改變這種態度比較困難，但不是不可能的，因為美國對華強硬政策不符合美國東亞盟友利益。這些盟友不希望看到地區兩極化，換句話說，就是不支持美國對華強硬政策。長期而言，這會對美國帶來影響。
芮效儉認為，接下來第一步就是要讓中美雙方都軟化和管控針對彼此的言辭。政府的職責不僅僅侷限於制定明智的外交政策，而且還要通過語言推動公眾對外交政策的支持。雙方現在並沒有這樣做。彼此在公開場合的語言表達反而破壞了雙方應該採取的明智外交政策。
中國新任駐美大使秦剛受習近平信賴，能給雙邊關係帶來何種變化（點擊圖集瀏覽）：
桑頓（John Thornton）同意芮效儉所說，支持中美雙方修正對雙邊各種問題的表述，也就是軟化一些言辭，從而着力於解決更為緊迫的全球問題。
不過，桑頓對中美轉折點、冷戰或者脱鈎的說法持懷疑態度，認為這些說法都有情緒性的，煽動性的，沒有任何幫助，而且是錯誤的。他提供了一個長期觀察中美關係的視角。
桑頓提到，最近他在關注2050年，屆時世界人口將會達到100億，比現在的78億人口增加22億。而在增加的22億人口當中有一半多將會來自9個國家，分別是印度、尼日利亞、剛果、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亞、坦桑尼亞、美國、烏干達以及印尼。2050年，一小部分的國家將會佔到全球65%到70%的GDP。在這樣的世界中，很少國家能夠單一地去主導全球的GDP。而富國更應該承擔起責任，讓這個世界更安全和繁榮。
但是，桑頓提到，受到國際舊時思維方式的束縛，大國也有可能害怕失去原有的地位。但無論什麼原因，世界上最有實力的兩個國家，美國和中國都負有極大的責任來領導這個世界，當然是跟其他國家一起來領導這個世界。
他特別提到了中美現在一個強大、獨特的優勢，即拜登和習近平之間的私人關係。
桑頓認為，兩位領導人可以利用彼此相處過的優勢，舉行一對一建設性的會晤。兩國目前還在沿用「周恩來和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劉鶴和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的模式，但眼下唯一可行的模式就是兩國元首指定備受信任、資歷豐富的個人和特使，讓他們進入一個房間，建立互信，互相合作，直至解決問題。之前中美氣候特使解振華和克里（John Kerry）進行過這樣的對話模式。
中國財政部前副部長朱光耀在這場討論會中指出，拜登已經執政六個月，中方並沒有看到變化，沒有在關稅、經濟和政治方面的矯正。拜登政府的作風還是特朗普政府的延伸，只是換了一個衣服而已。比如，美國拒絕使用新疆的棉花，是完全錯誤的，也是非常危險的信號。朱光耀說：「即使像芮效儉大使講的『前所未有』的風險，但是我相信這個就是前所未有的風險最根本性的原因，因為美國根本沒有仔細地去思考一下關稅的問題或者諸如國際恐怖主義的一些問題」。
在這個問題之上，朱光耀建議雙方應該利用公眾的力量以及公私部門之間的方式進行溝通，雙方需要有兩個渠道來進行合作。包括有很多外國人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公開表示他們可以非常自由地進出新疆等一些地方，所以雙方應該跨越困難，化解一些矛盾。對於跨越經濟之外的一些問題，彼此需要更加全面性地開展直率、坦誠的對話與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