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倍增器・二｜東京撬動華盛頓　拜登盟友外交指向何方？

在中美高官前往阿拉斯加展開「戰略高層」對話前，華盛頓政要在日本等國的行動仍然存在些關注度。這不僅僅是拜登（Joe Biden）重啓其盟友外交，強調這一「力量倍增器」（force multiplier）的起點，也是這一「力量倍增器」展示效果的有效場合。譬如東京就在外交領域有效地調動了華盛頓當局。

也就在2020年11月中下旬，隨着美國大選塵埃落定，困擾中日的釣魚島問題也顯出了升温之勢。拜登在被宣布勝選之後，即在2020年11月12日與菅義偉通電話，談及《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有關協防的條款繼續適用於釣魚島，稱要在新領域強化美日同盟關係；11月13日，美日雙方又商定在美、日合用的馬毛島基地舉行「奪島聯合演習」；到2021年1月，拜登的國安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又再次向岸信夫確認美日安保條約適用釣魚島。這也是「美日安全保障協議委員會」（SCC，即「美日2+2」）會議前，雙方討論密度最高的區域話題，加之SCC會議也再次確認這一點，且承諾美日奪島演習的結局，這就讓讓日本信心大增。

東京與華盛頓首腦的接觸很容易讓外界產生誤解：

考慮到拜登當局在上任五十天內，就多次向日本確認了「釣魚島符合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的態度，比起奧巴馬（Barack Obama）在執政後期才宣示態度的做法，東京有效調動華盛頓的現狀是值得注意的。

除此之外，東京還在利用中美經濟態勢進一步影響國際環境。SCC對「中國破壞國際秩序」的指責也與此有關。

日本對華盛頓的調動，其原因並不僅僅在於日本的地位，而在於美國所處的國際環境發生了變化，譬如身處中美之間的日本就有了憑藉現狀，調動環境的機會。對東京來說，他在亞太地區的列強角色已在2011年後隨中、日實力轉換而調整。就日本最關心的經濟問題來說。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在2013年時就以9.57萬億美元，與GDP為5.156萬億美元的日本拉開了巨大差距，呈現了「經濟規模幾乎是日本一倍」的局面。

拜登團隊的外交政策似有變化，但總的來說還是有很多特朗普時期的殘餘：

在美國2017年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之後，力求維持區域經濟中心地位的日本就加速推動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等項目，同時對中國的「一帶一路」等項目抱有興趣。到2019年，日本經濟觀察人士甚至認為「中國或將在2027年超越美國」，「美國主導的亞洲秩序將走下坡路」。而中國這種以實際經濟力量改變現有國際秩序的行為，也促使了在中美之間藉均勢自利的日本採取更多行動。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自2013年後，一直試圖藉修改安保政策等手段，尋求在憲法、美日同盟的框架下獲得突破，在事實上達成其「普通國家」的目標，讓「日本為世界和平做出積極貢獻」就成為安倍及其自民黨團隊試圖表現的一面。

雖然特朗普（Donald Trump）當局選擇了戰略收縮，讓安倍政權最終難有表現，但隨着拜登政權重新確立，在拜登當局需要一個參與對華「長期戰略競爭」的拍檔之際，日本就可以憑藉自身力量在中美變化的大趨勢下選擇相應的位置。並藉此繼續於平衡中獲得自己的利益。

對東京來說，釣魚島一線的持續承壓令其需要想想辦法：

對日本來說，把目標指向中國也是相對合理的，因為中國自1996年的「新防衛指針」之後就已經成為僅次於朝鮮的日本戰略假想敵。考慮到日本戰後至今的國內宣傳中，強調日本國家繁榮的基礎在於穩定的，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資本主義國際秩序，且這個秩序不可能被日本破壞，日本更有責任維護其運轉。在中國秩序有可能取代美國秩序，且日本暫未取得相對優位之際更是如此。

因此，當美國宣布中國在挑戰其秩序，破壞美國主導的體制，壓迫區域內的其他國家（如越南、印度等）時，東京就可以利用這一趨勢，基於價值觀站出來，利用中美矛盾反對其中一方，並從中維持中心優位繼續取勢。而拜登「力量倍增器」的應用令日本實施其策略的進程更為得心應手。

不可否認，拜登當局是希望美國通過多邊的方式，用規則來「領導世界」，並試圖盡力遏制中國。東京仍被華盛頓利用，並藉助這一角色實現自身謀略的形象也隨之突顯。但對東京來說，自確立「積極和平主義」宗旨以來，日本對於周邊環境的經營很明顯。日本也從中獲得了一些優勢。他在SCC會議期間得到的美國承諾正與此有關。

事實上，美國「盟友」、「準盟友」近年來調動華盛頓的不在少數，譬如菲律賓也曾以簽約為名調動美國情緒，美國高官也在首爾以美韓間的最大公約數，即朝鮮問題展開對話；在印度，各方也同樣以價值觀、國際秩序等語加以應對，並讓印度如願以償地取得了來自美國的注資。這個信號也在看似刻舟求劍之餘，在拜登當局已對華展開精準貿易戰之際呈現了現實意義。拜登的「力量倍增器」會有多少能量，最終又會指向何處更值得外界繼續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