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倍增器・三｜「西方失勢」下的合縱制華

自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上任以來，以美國盟友作為外交上的「力量倍增器」（force multiplier）一說逐漸流行。在冷戰格局遺留的影響之下，當我們想及美國盟友這個概念，就必然會想到由北美跨越大西洋至歐洲的西方聯盟。

然而，正如去年慕尼黑安全會議以「西方失勢」（Westlessness）為主題一般，在這個被稱為「亞洲世紀」（The Asian Century）的時代，我們要問美國的西方盟友尚有何可助益美國外交的實力？

無論是拜登，還是布林肯，都認同中美的競爭是美國外交的頭等挑戰。而他們對於這種競爭的認知亦已升級至政治體制的層次：從拜登2月4日首訪國務院的外交政策宣示，以至布林肯及防長奧斯汀（Lloyd Austin）3月15日出訪亞洲前夕的《華盛頓郵報》觀點文章，中國帶來的挑戰都被視為世界未來路向「是民主還是專權」的根本辯論。

軍事舊概念的外交新理解

在此等嚴肅的認定之下，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布林肯會用上「力量倍增器」這一種傳統軍事用語去描述美國的外交政策和目標。美國國防部在一份2007年的文件就為「力量倍增器」下過如此定義：力量倍增器是一種能力，當加入並被一個作戰部隊使用之時，能有意義地增加此部隊的作戰潛力，並因此提高成功完成任務的或然率（A capability that, when added to and employed by a combat force,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combat potential of that force and thus enhances the probability of successful mission accomplishment）。

當這個概念被用到今天的美國外交層面之時，即使其「作戰」的意義已變成外交場域的比喻，其定義仍將有助我們理解並評估拜登政府聯結西方盟友的外交策略。

拜登政府的外交任務，就是要應付「專權主義不斷前進的新時刻」（拜登語）。雖然拜登對此的描述與布林肯的強度不一，前者只稱要「推回」（push back）專權，後者卻稱要「反駁」（refute）專權國家更能滿足民眾基本需求和希望的「謊言」，但他們決定此任務成功的準則皆屬一致，就是要讓民主國家為其人民帶來好處（英語以「deliver」一字表達），以此證明他們眼中代表專權的中國體制不足以與民主競爭，重新維繫起「反映美國利益」的國際體系。

無論是拜登，還是布林肯，都表明強如美國都不能單獨完成此任務。因此，美國盟友作為其外交力量倍增器的說法就應運而生。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美國的西方盟友尚有何實力？它們能否「有意義地加強」美國的外交「作戰潛力」？美國能否使它們加入到其陣營之中，並將它們派上用場？

歐美同盟的多維度實力

在「亞洲世紀」已過五分之一的這個節點，從經濟而言，西方的重要性已明顯逐漸落後於東方。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亞洲與太平洋地區（Asia and Pacific）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經濟產值在2018年已超越北美和歐洲之和；包括中日韓蒙在內的東亞經濟產值也早在近10年前分別超越了北美和歐洲。當中，中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經濟產值早已超越美國，而以美元計算經濟產值的話，疫後預估中國也將在2028年超越美國而成為第一大經濟體。

雖然美國借助巨額救市方案，本年經濟反彈已或能補足疫情造成的「產出缺口」（實際經濟產出與疫情前預期之差），但其歐洲盟友的經濟「不振」似乎只會愈發嚴重。

一方面，歐洲由於政府救市力度不足，預計到2022年也未能追回因疫情造成的「產出缺口」。另一方面，其疫苗接種進度因為疫苗供應短缺，以及混亂的疫苗宣介安排，似乎也難以達至本年9月七成人完成接種、達至群體免疫的目標。可以預期，歐洲本來已不斷下滑的相對經濟實力，預計只會進一步加速縮減。

然而，美國的歐洲盟友在軍事、科技、國際政治上仍有重大影響力。首先，北約國家的軍事開支仍佔全球軍費的一半以上，當中英、法等國都有持續在國外部署和作戰的經驗。如果這些國家都將力量集中到印太地區針對中國的部署，其實力和象徵性都不容忽視。除了英國新艦母本年料將駛往南海之外，法國、德國本年都會派出軍艦到區內進行自由航行。

在科技層面之上，雖然歐洲在互聯網產業方面大大落後，可是德國各種高度專精化的工業製品、英國諸如主導手機晶片制式的ARM等高科技企業，以至荷蘭生產晶片製造所需的光刻機的ASML等行業龍頭，都構成了各類工業和未來產業供應鏈中的關鍵節點，幾乎不可或缺。如果在中美科技戰中，這些國家和企業都能「配合」的話，中國的生產和科技發展無可避免將受到阻礙。

在國際政治的層面上，由於二戰後與冷戰後的國際機構的確由西方國家主導，例如IMF與世界銀行的領袖傳統上就一直分別由歐洲人和美國人出任、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的尚有英、法這兩個美國盟友等。同時，在後殖民時代，法國與其非洲前殖民地關係密切，且常有介入別國政事的習慣；而經過英國的日不落時代與二戰後的美國強權，全球學術與文化風向都慣以英語圈的潮流為標準，使英美對他國民眾的影響力遠超其經濟力量的比例——這些歷史選留的影響力和軟實力皆構成了歐洲在國際政治上的重要地位。

而即使在經濟實力之上，北美與歐洲按購買力平價的經濟產值至今依然是中國的兩倍以上。同時，儘管在增速上遠遠落後中國，北美和歐洲的製造業經濟活動增值仍在中國的1.5倍以上（2019年的聯合國數據）。由此可見，跨大西洋的西方國家在全球事務的話說權背後仍有物質層面的實力支持、「西方失勢」仍然只是一個過程而非結局。

拜登政府心中的這個力量倍增器，能否助益美國達成其外交目標，則取決於這些盟友會否加入美國的聯結制華陣營，而為美國所用，以及這些實力的組合能否達至「有意義地加強」美國力量的效果。這裏，正是此力量倍增宏願的弱點所在。

盟友力量存而難用

雖然近年歐洲國家對中國觀感轉差，但中歐之間的經濟往來卻愈加緊密。先是去年歐盟不顧拜登團隊反對與中國簽下的《中歐投資協定》，而在疫情肆虐的2020年，中國也取代了美國而成為歐盟的最大貿易夥伴。此等關係就決定了沒有對華「大國博奕」情意結的歐洲不會在經濟、軍事和科技上配合美國作出激進的圍堵，並使歐洲相對於中美之間的定位，逐漸靠向與華經貿關係早已超越美國的東亞盟友。

在此等形勢下，唯一能團結美國西方盟友對中國作出聯合行動的只有雙方在政治制度和價值觀上的契合。然而，與冷戰時代近在咫尺、意識形態與政治體制明顯對立的蘇聯不同，中國遠在天邊，難對歐洲構成安全上的威脅，而且其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外交傳統，也去除了政治制度上「非此即彼」的理論衡突。

剩下來的意識形態衡突，對歐洲而言，則只會以言誅筆伐的方式（例如荷蘭國會通過指責中國在新疆對維吾爾人進行種族滅絕之類），或者有限度的形式性制裁（例如歐盟近日自天安門事件以來首次向中國作出、針對個別人員的制裁等）處理。這些行動，即使與美國有所配合，都難以達至「有意義地加強」美國力量的效果。

於是，拜登政府就着意將中美之爭宣傳成民主與專權兩種政治體制之間的根本辯論，希望以此團結所有「民主國家」。這種宣傳技倆與特朗普時代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去年在尼克遜總統圖書館的「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講話，其實實質上差別不大，只是蓬佩奧的「冷戰式」宣傳實在過時，而「民主」與「專權」的包裝卻更切合歐盟對於中國「系統性對手」的定位。

與蓬佩奧一味將「專權」（或者「共產中國」）簡單地當成敵人的操作不一樣，拜登政府更傾向於將民主與專權的政治體制之爭視為一種管治之爭，誰最能夠為人民帶來良好結果，誰就能得勝。這也是為何拜登會視美國中產階級的利益為美國外交政策核心的原因之一。

然而，這種較為理性的政治制度競爭在聯結盟友的層面上卻有另一個弱點，即美國人民的利益與其西方盟國人民的利益未必一致。布林肯早已說明，要反駁專權國家的「謊言」，民主國家不只要為其人民帶來利益，還要為各國帶來利益。後者卻是難題所在，而在美歐貿易的重要性逐漸及不上中歐之際，一直有「買美國貨」等保護主義傾向的拜登當局至今也未有為此提出具體的解法。

布林肯強調盟友們要本着「受啟蒙後的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去為這個對抗專權的民主集團付出。如果拜登未能為這種自利考量向盟友提出有說服力的解答，所謂的力量倍增器也就無從談起。力量倍增器的力量尚且存在，其倍增潛力亦不可輕視，然而要如何化此力為己用卻是拜登當局的重大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