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倍增器・一|美日韓同盟背後的「拜登之變」

撰文:黃治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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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結束了對日韓的訪問。回顧此次訪問,拜登(Joe Biden)政府更新了對美日、美韓同盟關係的認識,使用「力量倍增器」(force multiplier)形容這兩個同盟關係。

拜登政府重用了一大批學者型官員和外交官,啓用美國軍方常用於武器系統的名詞描述美日、美韓同盟關係,必然是希望調整對盟邦的接觸策略和手法,使其真正意義上服務於美國利益,同時能夠比前任們更好地應對中國挑戰。

過去奧巴馬(Barack Obama)政府和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對美日和美韓兩大同盟關係的定位大多是基石或支點,強調對日韓在美國亞太佈局當中的特殊地位。拜登上台後,依然延續這些基本定位,但在此基礎上拋出「力量倍增器」的說法,也體現了他對國內外挑戰應對手法的變化。

2021年3月16日,日本首相菅義偉(右)在首相官邸會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P)

變化之一就是拜登將外交至於領導力的核心地位。美國的國際領導力部分來源於盟邦。要想保持這種領導力,就必須抬升盟邦的地位。方式不再侷限於軍事演習與對話,或者武器系統的升級,而是在外交上更多地賦予盟邦更多角色,加大政治協調力度。奧巴馬和特朗普時期美日美韓盟邦出現裂痕,有時也和外交和政治立場協調不暢有關。

變化之二是拜登比前任更重視印太,但要聯動印太盟邦網絡,就必須優先照顧日本和韓國這兩個東北亞盟邦。從奧巴馬時期的重返亞太或亞太再平衡,到特朗普時期戰略定位上轉向印太,美國一直沒有有效的亞洲戰略,這與沒有處理好日韓矛盾、平衡好美日、美韓關係有一定的關係。拜登要在繼承兩位前任的基礎上,推動新的印太戰略,就要優先從日韓入手,而且也將日韓納入「自由開放的印太秩序」。

2021年3月17日,在韓國國防部舉行的歡迎儀式上,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右)在韓國國防部長徐旭的陪同下乘坐汽車檢閲儀仗隊。(AP)

變化之三是拜登對美日、美韓盟邦這種「力量增速器」針對的對象定位稍有不同。奧巴馬時期,東北亞同盟關係主要是為了應對朝鮮核威脅、俄羅斯挑戰及中國崛起。特朗普時期,中國反而被極端右翼認定為超越俄羅斯的戰略威脅和挑戰。此次布林肯和奧斯汀訪問日韓,說得最多的反而是中國和朝鮮。

變化之四是拜登需要緩解國內選民有關美國承擔盟邦負擔的憂慮。布林肯等人之所以強調盟邦力量倍增器的概念,也是考慮到了國內選民的訴求。特朗普時期要求盟邦大幅增加投入的做法贏得選民支持,拜登不得不做出調整。倍增器的言外之意就是盟邦自己也要加大投入,擔任更多責任。如果仍是過去美國單方面更多付出,就無法達到所謂的「力量倍增」的效果。

最重要的變化是拜登對中美競爭性質的認知變化。在奧巴馬時期,拜登和中國領導層積累足夠的人脈,也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打造了私人友誼,但在兩國全面博弈升級的背景下,尤其是國內選民及兩黨支持對華強硬的氛圍下,拜登必須調整他對中國及中美關係的認知。這也是出於他提高執政支持度的需要。

而「力量倍增器」的主要矛頭其實就是中國。拜登釋放的信息很明確,應對中國挑戰非美國一國可為,須聯合盟邦共同施壓。過去美國對華接觸手法失敗導致拜登也要調整和盟邦的關係,更多從盟邦入手尋找應對中國挑戰的方法。

所以,這種倍增器並不侷限於軍事層面,而是涵蓋了和日韓在外交、經濟、人文和價值觀層面的合作。至於它能夠達到什麼樣效果,也關鍵取決於美國同日韓在這些層面的協調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