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助推第四次工業革命　這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契機

2019新冠肺炎（COVID-19）大流行對全球各國造成巨大影響，相較於美、英、法、意大利、西班牙等發達國家的情況自是引人關注，而原本就承受力有限的中等收入國家更蒙受了毀滅性影響。

以拉丁美洲各國為例，多國的衛生系統往往人手不足，資金匱乏，公共服務系統薄弱，配套設施比歐美國家少得多。各國勞工市場又多是非正規的「零工經濟」（Gig Economy），令許多人只能賺得當日的開銷，乃至三餐不濟。但為管控疫情而採取的「封城」措施，使成千上萬的街頭小販和其他零工失業，以至於各國甚至要面對窘迫的飢餓問題。這場疫情令財政救濟、經濟活動停滯，人民由城鎮返鄉等等現況，都直接令十數年的城鎮化和經濟發展成果付諸一炬。

反觀最大的中等收入國家中國，早在疫情之前，各界便已普遍認為這幾年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時期。一年前疫情在中國的爆發更引發相關擔憂。然而2020年中國經濟反而迅速復甦，以2.3%的增速一枝獨秀，在國際經濟復甦審慎樂觀的趨勢下虹吸效應愈發明顯，各界對「中國能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已經有愈來愈多的共識。

那麼，在一眾發展中國家受疫情打擊的情況下，「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有什麼現實意義？中國的情況又有何啟發？

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承受疫情打擊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是指一個經濟體的人均收入達到世界中等水平後，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發展戰略和發展方式轉變，導致新的增長動力不足， 最終造成經濟長期徘徊不前甚至停滯增長，難以突破約1.25萬美元人均國民總收入（GNI per capita）的發展困境。與此同時，困於「陷阱」中的國家也普遍存在一系列諸如經濟產業結構單一、公共服務能力有限且效率低下、勞動生產力和收入皆停滯不前、貧富差距明顯、乃至貪污腐敗氾濫等問題。

【註：世界銀行以人均國民總收入為指標，將各國劃分為四個收入水平。在2020年標準下，低於$1,036美元的為「低收入國家」，$1,036至$4,045美元的為「中低收入國家」，$4,046至$12,535美元的為「中高收入國家」，高於$12,535美元的則為「高收入國家」。】

在此基礎上，新冠疫情對世界經濟造成顯著衝擊。一方面疫情在全球範圍內加速擴散，不確定性急劇升高，投資者信心受挫，從而引發金融和資本市場動盪；另一方面各國為控制疫情傳播嚴格限制人員流動和交通運輸，對經濟按下暫停鍵，從消費端和生產端兩個方面同時對經濟運行帶來壓力。

當疫情爆發時，中等收入國家採取了封鎖以及經濟刺激措施。但是，這些措施的有效性受到城市人口密度高、大規模的非正規經濟使人們難以避免接觸，以及比發達國家更具約束力的金融制約因素的限制。而在未來幾年，這些國家乃至世界各個新興經濟體所面臨的一個共同挑戰就是如何克服中等收入陷阱。

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二戰以來，成功逾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寥寥可數，且大多集中於東亞地區。以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為例，在政策扶植下集中資本，承接國際產業梯度轉移建立優勢產業，推動產業升級，實現了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並進一步邁向高收入國家。

而為了跨過「陷阱」，中國在「一帶一路」在地域上擴展外需，與各國銜接發展規劃；通過如今不再宣揚卻更為踏實落實的「中國製造2025」補齊產業短板、推動工業升級；強調地區平衡，調動本國的縱深和幅員優勢；在國內加強對金融風險的管控，着重發展低碳綠色能源、技術和科技集中的高新產業等領域，乃至通過打壓炒房行為等政策引導社會投資；這些政策調整都是為了更為持續的發展。這類工作也為中國經濟在「後疫情時代」提供了更多動能。

不過，另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賦能因素，可能也恰恰來自於疫情：一系列在疫情前便已經迅猛發展的新興科技，在疫情期間進一步迸發，反而為中國乃至各發展中國家帶來了一個跨過又或爬出陷阱的機遇。

「第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新賦能

從本質上來看，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實指的是經濟轉型困境，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其根本原因在於「無法把蛋糕做大」，這包括沒能形成可持續發展的優勢產業，未能建立抵抗國際形勢跌宕的韌性，也包括一個很簡單卻很棘手的問題：隨着經濟發展，服務業的佔比逐漸加大，然而相較於科技給農業和工業帶來的生產力提升，服務業的生產力一直停滯不前。

兩百餘年前，以機械化、水利、蒸汽機為代表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大大改變了人類社會過往數千年以農業和手工業為代表的工業體系；而後近百年前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又賴以電力的大規模應用和批量流水線生產進一步拓展了工業能力；而自1970年代開始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則以原子能技術、航天技術、電腦和可再生能源的應用為標杆，資本和技術愈發取代人力成為最主要的生產要素。

可是，即便在此過程中，農業和工業的生產力大幅提升，但服務業卻並沒有經歷同樣的生產力迸發。以教育業為例，今天一位課堂的老師只能為數十位學生授課，與幾十百餘年前並無太大改進，但其薪資收入卻是其前輩的數倍。而隨着服務業在經濟總量中的佔比愈來愈大，這也使得工業革命為農業和工業帶來的生產力增長被一再平攤。最終陷入無法進一步提升人均國民總收入的困境。

然而，互聯網時代所催發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卻帶來了新的可能，為生產方式提供了更多可能和突破。除了機器人學、人工智能、納米科技、等領域在同時期的蓬勃發展，第四次工業革命更令互聯網為傳統產業帶來賦能，資源配置更為精準、管理效率大大提高。而且回到先前的案例，一位老師如今可以通過視訊方式和同時向成千上萬乃至上百萬學生授課—服務業的生產力也正經歷大幅提升。

這也是為何中國要力推「互聯網+」，大力發展5G等技術，其目的是為了讓互聯網科技進一步賦能傳統產業。而令人頗為感慨的是，此次疫情雖然令傳統經濟活動大幅停擺，卻也大大催生了「互聯網+」的進程。這意味着不僅是中國，此前數十年受困於「服務業佔比過大，且生產力無法提升」的各國，如今只要能把握住「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機遇，便有了越過「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當然，能否掌握得住，則是另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