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動正義論」之下 民主國家的終極問題
本文首刊於《多維CN》第66期(2021年2月4日),茲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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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拜登(Joe Biden)入主白宮的那一刻,更多的焦點,只怕還是在特朗普(Donald Trump)身上。畢竟就在十多天前,一群特朗普支持者衝進國會大樓,將近年美國的抗議「拔高」到了一個新歷史紀錄。好不容易把特朗普換下去的美國社會也明白,裂痕猶在,四年之後,很可能會有另一位特朗普掀起新熱潮。
回過頭來看香港和台灣,當美國國會大廈被闖入,許多人都大感震驚。香港和台灣還是世界各地少數有不少普羅市民都希望特朗普能連任的地方。甚至在拜登選舉人票數反超特朗普的前夕,都還有意見領袖在Facebook上帶頭為特朗普加,甚至傳播其對選舉舞弊的不實指控。
對特朗普警惕心極重的一派人在拜登當選之後就不斷警吿,直到拜登上台的那一日,美國有很大可能陷入極端衝突,這個警吿在美國時間1月6日成真了。這是政變、這是暴亂、這些人是暴徒,當《紐約時報》等媒體群體而攻之時,港台社交媒體的民意上呈現出較分裂的態度。
「正義」由誰來定義?
在解析這次港台民意對美國國會之亂的態度時,要先把時間拉回過去。1970年代後,港台不僅從資本主義、開放市場中經濟崛起,在意識形態上歐美那條先經濟崛起,而後民主化、融入(由美國建立)的國際秩序,更被視為是一條正確的道路。1990年代,一批批港台知識分子發聲,崇尚美國在種族平等及女性權益上的推進,認為必須去除華人傳統文化的保守糟粕,吸收西方進步思想。
數十年後,美國選出了一位種族歧視及性別歧視的總統,而台灣、香港也掀起了對這位總統的吹捧潮,年輕人聽不進去那些老知識分子的擔憂呼籲,甚至反過頭痛批上一代知識分子太「左膠」(不現實的左翼人士)。新一代認為那些平等、自由與價值堅守已無法對抗今日的專制中國,需要一位不按牌理出牌的強人抗之。
2020年5月底,一名非裔美國人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警察粗暴對待致死,重燃了全美的「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簡稱BLM)運動。這場運動被視為特朗普的失分項、是民主黨支持者集體對特朗普政府的一次怒喊。而那時的港台輿論,痛罵「左膠」、「拜登親中團隊操作」之類的輿論,不在少數。
港台輿論,與西方完全背道而馳,這局面若放在數十年前的港台社會,是很難想像的。
而後,受夠了特朗普的美國人高票選出拜登,美國的西方盟友鬆了一口氣,也讓自詡抗中第一線的港台青年大喊「大選舞弊」。再然後,抗議民眾衝入美國國會,特朗普支持者坐在國會大樓裏的辦公桌前,照片盡洗國際媒體版面。伊萬卡(Ivanka Trump)一度說這些人是愛國者,特朗普本人當然也有些不甘願地呼籲要抗議者回家——然而他仍說這是場作弊的選舉,並不公平。
從這一系列脈絡看下來,才能看見為何此次「暴亂」一些台灣媒體躲躲閃閃,以及為何台灣、香港與歐美國家,近年都不約而同走上「造反有理」這條路。
美國抗議者衝入國會大廈,在國會大樓裏拍照打卡、與國會警察發生肢體衝突,這些畫面很自然地讓有「前車之鑑」的香港與台灣產生直接的比較感。香港輿論因為自認面對的是共產黨,當然是對抗威權,因此沒有這麼直觀的比較感,在此先忽略不提。
在台灣,比較感更嚴重,認為自己過去飽受「太陽花之苦」的國民黨或是大吐苦水、或是嘲諷蔡英文政府的「雙標」。馬英九稱此次美國一致反對衝入國會這種暴亂行為,然而在太陽花之時,民進黨不僅支持,還在執政後對闖入立法院的違法者撤吿;而民進黨人或是靜默不說話,或是跳出來說過去太陽花運動和此次美國「歷史脈絡不同」。至於蔡英文本人,則是在社交媒體上表態「我們相信,美國民主的強健與韌性將持續是世界的希望燈塔」,以文青風輕輕帶過。
太陽花與特朗普支持者衝國會,當然沒有辦法完全拿來類比,參與的人物、所針對的事情、暴力程度及所造成的傷亡完全不同。也就是一些人(如林飛帆)所說的,其一台灣一般人不能擁槍,參與者「衝」的方式與美國完全不同,太陽花是和平佔領,美國是暴徒強攻;其二是兩者針對的人和動機完全不同。但林飛帆們沒說的是,其實也有一些相同之處。
都是民主選舉的地方,同樣是對於法治的衝擊,民眾意圖以這樣的形式來打斷國會的程序。這些民眾認為自己「造反有理」,因為現有的法治程序出現不公平,比如大選舞弊,或是快速通過「親中法案」。
於是,台灣輿論對於此次美國抗議呈現非常分裂的情況。少部分固執特朗普支持者認為造反有理;一部分藍營認為,就算那時國民黨政績不佳,都不該破壞法治;而一部分台派則努力解釋,甚至有親綠媒體把美國抗議版面縮小,因為就算再怎麼強調時空背景不一樣,「在什麼情況能打破法治」、「造反有理,誰來認定」這些問題還是回答不了,只能一再強調自己出於正確的動機,與華府的那些暴徒不同。
這種「我說了算」的動機論,本身就很尷尬矛盾,只是不斷自我合理化。若今天立場對換,國民黨同樣以「正義」的理由衝進立法院,又有沒有道理?而美國朝野至少堅守住了最基本的法治,同聲譴責憲政體制不可打破。但台灣政黨又可有奉行最基本的《中華民國憲法》?
今日的台灣,打碎了非常多概念——比如法治、比如獨裁。同樣是《中華民國憲法》,政客對於自己不喜歡的部分忽略不提,只用符合自己政治立場的;而近年屢次批評為獨裁的蔡政府說「民主體制不會出現獨裁」,這與過去批評「馬政府獨裁」的言詞完全矛盾。
當民主被宗教化
以意識形態為標準,打破這些概念,但每個人都有不同立場,導致社會長久無法建立一個團結的、完整的概念。港台社會認為自己乃正義之師、與那些暴動的特朗普支持者不同,但他們其實與那些特朗普支持者一樣,以民主為名出師。民主,已然宗教化。
特朗普支持者以民主為信念,認為拜登作弊竊取了大選結果、破壞民主,理念何其正義;港台同樣以守護民主為旗幟。從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崛起、台灣的民主化、冷戰結束到今日,數十年來民主不只是政治體制,已經「基因突變」為幾種形式。
其一,「民主正確化」,民主自由是絕對正確的、不容質疑的,且民主自由之定義必然是西方民主選舉下的體制。於是,當民主體制的國家出現財閥獨大,甚至凌駕政府,基層勞工的處境難以改變,當人民意識到許多問題政府難以解決時,政客只要用一句話便可堵住反對者的嘴,民眾之間更會以此黨同伐異——民主體制需要改革?
其二,「民主工具化」。理想的民主應是人民選出領導者、在野黨監督政府、執政者聽取不同意見。然而當前台灣政客完全將民主工具化。以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來決定人民抗爭有無違法,以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決定新聞台能否續牌,以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面對任何內政外交的問題。
當面對外交挫敗或經濟協議無法洽簽等任何現實問題,就能非常便利地轉移焦點——世界有兩大陣營,民主與獨裁,而自己正站在民主陣營的一方,「民主不能屈服於專制的打壓」。面對內部不同意見時能以「專制國家意圖滲透,我們在守護民主自由」輕鬆帶過;踰越憲政體制時更簡單了,「這是為了守護民主的防衛式民主」。
其三,「民主宗教化」。自從特朗普當選之後,美國菁英才驚覺有多少底層人民對現實不滿,甚至絕望到相信特朗普這樣的人能改變他們的生活,於是許多西方自由派媒體開始探討民主體制失靈之問題。但在台灣,媒體不論藍綠,對這類問題碰都不敢碰。因為「民主是絕對正確的」、因為「民主不容置疑」,而今日的諸多問題「都是專制敵國惹的禍」。
民主宗教化,其後果便是社會難以討論現實的嚴肅問題,因為會很輕易地被套上「支持專制陣營/不站在民主台灣陣營」之帽子,成為政客們最方便的爭權手段。而對於問題遲遲無法解決的老百姓而言,在以民主為由的「造反有理」之下,藏着更多東西——日子苦、對不同政治理念的黨同伐異、想破壞一切的不滿...
輕信政客口號 遺忘現實問題
近年全世界已經出現太多「正義之師」。2014年的太陽花是,2018年的黃背心運動是,2019年香港的反修例運動是,2020年的美國國會暴動也是。這些正義之師,有些從一開始就失控,而發展到最後,大多不約而同地走向暴力。
2015年《紐約時報》刊登了文章《民主制度過時了嗎》,2016年時作為民主國家老大的美國選出一位用「讓美國再次偉大」這種空洞標語為口號的總統;兩年後,法國黃背心運動參與向英國廣播公司(BBC)說:「我們受夠了政治人物的承諾。」甚至有抗議者以「法國屬於我們」這種排外口號為標語。西方學界不斷分析,為何過去喊着包容多元的社會,近年紛紛出現了反菁英、反多元的現象。但對於人民而言,問題是那麼明顯:民主應該是人民做主,但人民這才驚覺,自己已經被遺棄。
民主體制、資本主義,這些都是過去人們的信念,特別是歐美的崛起,讓亞洲四小龍都相信這是無可置疑的信仰。當這個「信仰」無法解決問題時,政客們將失誤推給內部或外部敵人。於是,對於現況不滿的民眾,過去幾年不斷將特定政客或政黨打造成救世主,將另一方妖魔化,社會越來越分裂和敵對。以民主為信仰,做的事情卻完全與民主理念背道而馳。
當台灣甚至香港在隔海觀望美國,在為了「不親美,難道親中親共嗎」這種無謂口水戰爭執時,更該明白問題根源從來不是特朗普或是中國,而是政客們碰都不想碰的現實問題。上一代人在民主化進程中獲得經濟收益,但民主化之後資本家貪婪、政客們想着如何從中獲益,整個體系下基層民眾成為最被犧牲的一群人。
企業越來越壯大,而年輕一代領到的薪資,甚至不如父母輩。這是藏在各種抗議之下腐朽的根。
全世界依靠社群媒體所串起的那些抗議,誰有資格、誰造反有理、誰是暴民,這些問題沒有答案。法治需要被堅守,「暴動正義論」不能被推崇,多數人民也無意推翻民主體制,但是若人民的生活連着十多年甚至數十年都無法改變,若大眾看見的只是一個一個空洞的口號和不斷輪替的政府。那麼在未來的某一日,一波又一波的「正義之師」會失控到什麼程度,將是所有民主國家或社會的終極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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