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反共華人・三】反共與反華之間的分界線

2012年之後，海外反共聲音在海外逐漸消亡，但隨着特朗普（Donald Trump）2017年執掌白宮，尤其是2018年貿易戰開始，以郭文貴、大紀元為代表的「反對中共」人士、組織再度在美國活躍起來。
如果說傳統海外民運人士政治觀點更傾向於溫和改良，目的在於中國的現代化，或要求中共自身改革，或希望中國在西方監督下走向三權分立，那麼今天郭文貴、大紀元等新一批的「海外反共人士」，則無論是和班農（Steve Bannon）聯手，還是向特朗普靠攏，其初心和目的都已與老一代民運者迥異。

美國《紐約時報》11月20日發表題為《郭文貴和班農如何推動新冠病毒起源陰謀論》的報道，揭秘流亡美國的中國商人郭文貴和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前高級戰略顧問班農（Steve Bannon）兩人是如何結合雄厚的資金和政治影響力形成反共聯盟，調教閆麗夢這樣的「吹哨人」，追求實現自身政治目的的。

閆麗夢出生於中國山東青島，是前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傳染病研究中心的病毒和免疫學研究員。因2020年4月底前往美國後指控中國政府隱瞞新冠肺炎疫情而受到關注。《紐約時報》特別指出，閆麗夢從研究者到吹哨人的演變，是兩個不相關但愈發聯合散布虛假信息的團體合作的產物：一個是規模較小但很活躍的海外華人團體，另一個是在美國有高度影響力的極右翼團體。

郭文貴和班農的互相利用

班農是美國極右翼政治人物，觀點偏向民族主義、民粹主義。作為助選者班農是合格的，但是特朗普入主白宮後，其立場無助於特朗普團結大多數人，所以被逐出了白宮。不過班農並未因此改變路線，他同不少國家的右翼勢力都有策略性聯絡。2018年在法國極右翼「國民陣線」代表大會上，班農公開稱應該自豪地面對被稱作種族主義的指責。可以說，排外是班農賴以生存的政治標籤。反華之所以成為美國右翼的營生是因為中美關係備受矚目，反華有利可圖。

郭文貴和班農結為反華聯盟的過程更加「耐人尋味」——大約6年前，郭文貴離開中國前往美國，此後很長時間他將自己打造為自由鬥士，以爆料和揭露黑幕吸引人們關注，以「被中共高層迫害者」的身份混迹於海外民運人士中間。彼時不少人認為與中共黨內高階官員有關係的地產大亨郭文貴和海外民運人士一樣，是政見不一者。

但是郭文貴後來的諸多舉動證明，他並不是政見不一者。他將個人違法問題包裝為政治問題，只是一個以反共反華為標籤的人。他和班農一樣以此來謀求政治利益。作為被中國通緝的逃犯，郭文貴面臨隨時被遣返的命運。他寄希望於將自己打造為不被中國政府所容的人，長期滯留美國。

班農掌握右翼媒體資源，懂得煽動策略，需要的是能夠引發關注的輿論核彈。郭文貴手中有錢有「料」，急需要發聲空間，他們的一拍即合是兩個急需從中國的負面新聞中汲取能量的本國邊緣人的互相利用。

從反共到反華

而郭文貴的信口開河式爆料並未贏得更多支援，《紐約時報》指出，郭文貴的諸多爆料沒有事實依據，非常容易證偽。就連曾經一度支援他的海外民運組織和一些海外民運人士，也早已與他劃清界限。畢竟郭文貴是藉助專政政權的腐敗高官來經營自己的財富，其財富積累根本就不是民主所倡導的公平、透明。

尤其當他開始同班農等美國右翼分子聯合後，能夠拿到的同情分越來越少。一開始郭文貴爆和中共相關的假料人們只是一笑了之。但和班農聯手操作抹黑中國的閆麗夢事件則是赤裸裸的反華。對諸多反共民運人士而言，反共與反華之間有清晰的分界線。

反共與反華議題的區別，是郭文貴與六四時代民運人士的最大區別。希望中國越來越好是絕大多數華人的共同願景。而中美矛盾涉及國家民族利益之爭，只此反華一條，郭文貴就已經沒有回頭路可言。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最大的變化是中國崛起，世界多極化深入推進。國際社會大部分國家都希望於在中美之間保持中立，中國週邊的新加坡、菲律賓如此，美國的盟友日本、南韓也是如此，歐洲的英法德等國都持有同樣的想法。現在已經不是繫結美國就可以實現利益最大化的時代了。

作為可能是中共建政以來最「知名」的一名逃犯，一度成功圍獵權力的郭文貴，確實有其過人之處，但當他信用破產，最終難逃跳樑小醜的命運，在沒有可供反華陣營所利用的價值之後，恐怕他的反華生意離「破產」也將為時不遠了。借用郭文貴的口頭禪：一切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