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歐、美、中對疫情的三種反思

截至香港時間3月30日00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的全球累計確診人數已經超過70萬，現存病例逾50萬人，死亡人數逾33,000例。很明顯，疫情將對人類社會造成深遠影響。其中，歐美疫情之嚴重，乃至遠甚於中國的情況，更是出乎人們的意料。

值此時，人們已有太多「歐美何以至此」的討論，其中包括盲目自信與無知，認為發達國家已然可以管控烈性傳染病，新冠肺炎只是「窮國」的問題；包括政府作壁上觀，浪費了1月2月的寶貴防疫時間，認為日本與韓國的疫情爆發是基於「鑽石公主號」郵輪和「新天地教會」這等不可控的「意外」，而中國與伊朗的疫情爆發則是因為「非民主國家的政制問題」；包括面臨自身的選舉政制、個人主義文化，以及經濟蕭條的前景，從一開始就認定「病毒無法消滅」，遂訴諸於「群體免疫」這種投降主義概念；包括各國間客觀存在的國界隔閡，令各歐盟成員國無法像中國各省一樣，馳援意大利這個「歐洲的湖北」；更包括政客們一方面過於追求程序正義，另一方面害怕民意反彈丟選票，不敢落實強力社會管制措施。

殘酷的事實表明，病毒眼中不僅無國界，病毒來臨時也沒有「發達」與「發展中」之分，瞞報、輕敵與管治不力更非「非民主國家」所獨有。各國國內及跨國治理機制的改革，已是刻不容緩。值此時，疫情最嚴重的歐洲、美國和中國，也正形成三種迥然不同的反思。

▼疫情下的英國

在歐洲，除了對上述內容及「歐盟內部團結」的反思，還有一些更為深層的詰問。3月12日，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在向全國的電視演講中說到，「我們必須吸取現在的教訓，反省幾十年來我們所奉行的、已暴露出種種弊端的發展模式，審視民主制度的缺陷」，「疫情大流行揭示的是，我們必須將某些商品和服務置於市場法規之外」。3月23日，德國經濟部長阿爾特邁爾（Peter Altmaier）厲聲警告，「那些對沖基金和其他想趁勢收購德國企業的人們，聽好了，我們將篤定地與我們的企業站在一起」。3月25日，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向歐盟成員國表示，「你們應利用一切手段確保歐洲核心企業不被外資收購，令我們的安全和社會秩序不受其影響。」

過往數十年來，自由主義在全球多國大行其道，在「讓市場的回歸市場」這種信仰的加持下，對利益最大化的追逐，尤其是對短期利益的追逐，使得各國政府一步步撂下了自己原有的職責。當衛生醫療這種直接關乎國民安康和社會公義的產業也淪為私有，一旦危機來襲，一系列諸如資源調配難、患者就醫難、重要物資供應方奇貨可居的情況，便將立刻成為關鍵的負面因素——其實，疫情只是一面，當馬克龍能說出「發展模式」、「制度缺陷」這種措辭時，便說明他已經明白，若無改變，是次疫情帶來的危機便會一再發生。

歐洲如是，美國呢？醫保問題首當其衝。藉着這次疫情，人們進一步看清的是，美國一方面有全球最優秀的醫療防疫專家，最尖端的技術及研發能力，最頂級的器械設備，可是另一方面，其分配又如此不均。昂貴的費用面前，竟有多達2,750萬人、即8.5%人口缺乏任何形態的醫保；而部分美國人一窩蜂買槍自保，又反映民眾對社會穩定在突變形勢之下的擔憂。如果現有體制足以回應民眾應對新冠疫情的需要，又怎會發生如此荒誕的事？

而當美國人望向國際，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Twitter上「病毒可能由美軍帶入武漢」的無端指控憤而抗議時，卻也赫然反應到，自己的政府官員不也時時在網上針對其他國家發表沒有事實根據的煽動性輿論嗎？假設趙立堅的發言是中共授意，那麼這種「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方式，也令美國人深刻意識到「凡動刀的，必死於刀下」，《馬太福音》所言非虛。

中國呢？恰如前文所述，中國大陸的輿情可謂經歷了180度的轉折。一方面，人們依舊意識到個人衛生、飲食習慣的重要性，意識到中國公共醫療的不足，意識到應對公共緊急事態時有待改進的缺陷，也意識到政府各層級的官僚主義問題；但另一方面，人們也意識到這些問題原來非中國所獨有，原來瞞報、官僚主義等並非制度問題，而是政治治理能力的問題，世人皆在面對。

更有甚者，中國還在上演一場對國際局勢認知的反思。中美方面，當中國國民走過疫情最黑暗的時刻，卻看到美國在疫情之下的窘狀，看到華府藉着疫情針對中國大做文章，美國在中國人心中的地位便因此發生變化。那些原來敬仰美國制度，敬仰美國價值觀的國民，赫然發現原來美國在疫情這柄「照妖鏡」之下，也是一般窘迫的模樣，其政界更是頗有猙獰之相。而隨着中國政府大幅加大對各國的援助，與世衛組織展開密切的配合，中國國民看到的是自己的祖國愈發擔起大國責任，看到的是中國堅韌而充沛的物資保障及工業生產能力。

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多年來中共一直嘗試建立的這「四個自信」，竟然在一場國家劫難中得到長足建立。這種福兮禍之所伏的情形，已然成為中國國民最大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