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疫情的教訓與代價：向新加坡與日本學習

新型冠狀肺炎（2019-nCoV）疫情未有緩和跡象，中國內地瀰漫一股抑鬱、擔憂乃至憤怒的情緒，而香港社會也遍佈不滿乃至恐慌。相較之下，同屬亞洲，與中國人流往來密切，且確診人數頗高的新加坡及日本卻顯得異常淡定。

「相較於SARS，新病毒更接近流感」？

截至2月10日，新加坡共確診43起病例，其中16起為本地傳染病例。新加坡衞生部確認三個感染集群，包括一座教堂、一間中國遊客常去的中藥店、以及曾召開一場國際會議的新加坡君悅酒店。

面對這種情況，新加坡政府卻一直僅將疾病爆發應對系統（Dorscon）警戒級別設為第二級的「黃色」，也即「疫情嚴重在新加坡之外出現人傳人；或疫情在新加坡開始人傳人，但普遍影響較輕，對體弱者影響較大；或疫情受控制」。公眾應生病則留在家中，保持良好個人衞生，留意當局的健康警示。

直到2月7日，新加坡政府才將該警戒級別調至第三級的「橙色」，與2003年SARS時期同級。新加坡Dorscon共有四個警戒級別：綠、黃、橙、紅。而今的橙色警戒定義為「疫情嚴重並容易人傳人，但尚未在新加坡普遍傳染，疫情仍受控制」。公眾應生病則留在家中，保持良好個人衞生，留意當局的健康警示，並遵守控管措施。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2月8日發布電視演講，表示因有個別病例（目前為4例）無法確認感染源，從而顯現病毒可能已經在新加坡人口中流傳，這值得擔憂，也是新加坡政府將Dorscon調高至橙色的原因。

新加坡政府調整Dorscon級別當日，新加坡市民出現不少趕赴超市囤購之情況，社會存在一定恐慌情緒。對此，李顯龍在演講中未有苛責，而是表示了同理心，予以了提醒：「恐慌和焦慮是人的正常反應，在未知的疫症中，我們大家都希望保護自己和家人，然而恐懼比起病毒本身的禍害更大」。李顯龍呼籲國民停止互相指摘，團結抗疫，表示「最大的問題不是病毒的問題，而是我們如何維護我國的社會凝聚力」。

而針對疫情本身，李顯龍也給出了相對平淡的定義：「新型冠狀肺炎病毒類似於SARS病毒，唯有兩點不同。一，新病毒較之SARS傳染性更強，所以更為難以防止病毒擴散；二，新病毒較之SARS危害性更低，SARS致死性約為10%，而新病毒在湖北以外致死性目前僅為0.2%。相比之下，季節性流感的致死性為0.1%。因此從致死性評估，新病毒相較於SAR，更接近於流感」。

應該說，李顯龍作為總理，在新加坡防疫措施有序不亂的情況下，更多強調降低恐慌，這是情有可原的。因此更有意義的則在於民間反應。以Facebook平台為例，對比新加坡與香港，縱使兩地網民皆有各種不同的聲音，但整體而言，新加坡國民通過Facebook所傳達出的聲音是頗為冷靜的。相較於香港更集中於「搶購口罩」的討論，新加坡反而更多的是呼籲大家「不要搶購口罩」。

從政府到民間，新加坡對待疫情的淡定態度，由此可見一斑。那麼在中國之外確診病例最高的日本呢？

最重要的工作在於阻斷感染鏈

截至2月9日24時，日本確診病例為155例（另有4例治癒），155例中有130例在橫濱外海的鑽石公主遊輪，25例在日本境內。日本厚生勞動大臣加藤勝信2月10日在記者會上表示，目前正考慮對郵輪上3,600餘名尚未受檢的乘客和船員，進行全面性的病毒篩檢。

2月7日，加藤勝信曾在內閣會議之後的記者會上特別強調，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在國際郵輪上發現的感染者，不應該計算為日本病例，鑽石公主號油輪病例應該從日本感染者總人數中扣除。

日本政府之所以對病例數字如此敏感，一個潛在原因在於東京將於今年7月承辦奧運會，而倘若算上「鑽石公主號」的感染病例，日本已經是中國以外病例最高的國家，日本政府不能讓日本背負「感染國家」的標籤。

因此，政府緊張而謹慎的態度是事出有因的。相較之下，日本民間和學界對於疫情本身的擔憂，反而有些淡定地出奇。

近來，日本東京、大阪、京都等都市各大商圈都已掛上「武漢挺住」、「中國加油」等標語，日本國內除了個別網絡論壇上出現針對中國人的負面輿論以外，社會整體並未如歐美乃至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一樣的恐華、仇華情緒。這種現象引發了中國內地輿論廣大討論，或有人感恩於日本人的善意，或有人感慨於日本的國民素質，或有人藉近年來兩國發生災情時的互助情況，調侃道「中日的關係是兩國都要讓對方好好地活着，這樣才好做自己的對手」。

與此同時，近幾周日本各大媒體播放有關新冠肺炎的節目，邀請相關領域專家進行評估，整體而言也依舊比較冷靜。

預防醫學權威、東京慈惠會醫科大學教授浦島充佳認為，新型冠狀病毒的感染比例，也就是一個人可以傳染的人數，約為2.5個人，與病毒性感冒感染率持平；而目前病毒致死率的情況遠遠低於SARS，且日本每年病毒性流感感染幾十萬人，死亡4,000人，對比之下，浦島充佳認為大家不必對新型冠狀病毒過於恐慌。

然而浦島教授也指出，新型冠狀病毒雖毒性不高，但與病毒性感冒相比，其不明顯的症狀，乃至無症狀的情況，容易令病情被忽視，加大了大範圍感染的可能。且因目前沒有開發出針對性疫苗和治療藥物，因此容易引發人們恐慌。浦島認為，對感染者實現強制隔離或自我隔離，是控制疫情最有效的方法。

日本傳染病學會理事長館田一博認為，日本國立傳染病研究所對分離出的病毒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並未見到高毒性的基因變異。因此，他認為在有良好醫療條件的情況下，應可避免重症患者的出現，基本可以按照對應流感一樣的對策應對新型冠狀肺炎。

日本國立國際醫療研究中心忽那賢志則表示，考慮到新型冠狀病毒在中國大範圍擴散的現狀，日本如今出現感染者是意料之中，畢竟一個月有幾十萬中國人來日本旅遊。不過忽那教授認為，在發現感染者之後，只要對所有有過親密接觸的人實施嚴格的隔離觀察，新型冠狀病毒進一步傳播的可能性就會大大降低。所以最重要的工作，是確診病例後，對與感染者有過近距離接觸的人實行追蹤隔離觀察，阻斷傳染鏈。

目前，日本國立國際醫療中心已收治多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者，感染者多數呈現類似感冒的癥狀，大概持續一周後轉好。事實上，中國湖北之外的情況也屬於類似。那麼為何在湖北尤其是武漢會出現這麼多死亡者？

日本醫學專家們大多認為，最大的問題在於武漢市的感染人數出現集中性爆發，導致醫療設施與醫護人員無法迅速應對。許多患者在初期階段得不到及時治療，引發各種併發症，導致死亡人數的增加。死亡者多為有基礎病症的老人，這是最好的說明。

疫情的教訓與代價

截至2月9日24時，新冠肺炎造成全球910人死亡，其中908人在中國內地（871人在湖北，681人在武漢），1人在香港特區，1人在菲律賓。在湖北以外地區，該疫情致死率為0.18％，與上周持平。

每一個死亡人數的背後，就是一個家庭的災難。但是以數據而言，此次病毒的感染人數和致死比例，與往年包括今年各國流感死亡人數基本持平。當中差異則有如浦島充佳教授所言，在於病毒在潛伏期間症狀不明顯，乃至無症狀，這加大了大範圍感染的可能，且目前依舊沒有開發出針對性疫苗和治療藥物，易引發社會恐慌。

有一點必須要指出的是，考慮到此次「武漢肺炎」疫情本身的傳染性、致死性與治癒效果，中外輿論對這次的報道幅度，遠大於其危害性本身。這種頻繁而密集報道的情況，也提高了民眾對疫情相關消息的關注和獲取需求。其積極意義在於，人們得以盡多地集中資源應對疫情，防護措施得到明顯加強，有助於疫情的控制。

與此同時，部分政府機構懶政怠政庸政等官僚主義問題，部分媒體為了瀏覽量而刻意炒作的問題，公共緊急事態的應對手段等問題，乃至輿論管控致使「吹哨人」作用降低等問題，皆被推到台前，成為人們要求改善的要務。

然而另一方面，輿論高而廣的報道幅度，也造成強大的輿論壓力，迫使政府不得不採取應對措施，而撇除新加坡日本等正面案例以外，不少政府的應對措施存在過激的嫌疑。這將為全世界造成大量的經濟損失，首當其衝的便是可供擔保資產有限以至於貸款困難，現金流又有限的中小型企業，以及在中國內地設廠，針對中國市場銷售的中外企業及其員工。經濟之餘，各國再度爆發的針對華人及中國的歧視和負面情緒，又將帶來多年的影響。

因此，面對當下疫情，各國政府所應該做的，都是一如新加坡等國政府一般，有科學而理性的緊急事態應對機制，以及有保障的物資生產/調動渠道。對社會而言，應盡最大可能降低人員流動，隔離確診/疑似病例，追蹤並隔離近距離接觸病例的人群，切斷感染鏈；對個人而言，減少不必要的出行，做好衛生清潔措施，遵守疫情控管措施。

而對各方而言，都應當保持理性和科學性，分清輕重緩急，意識到當下最緊要工作是落實具體防疫措施，為自身言論負責，眾志成城，共同打贏這場人類與病毒的戰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