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長期從不平等貿易中獲利　但資本過度積累正挑戰其金融體系

隨着美國選戰日漸進入高潮，美國總統候選人們正在將目光聚焦到中國以及中美關係上。早在今年2月，特朗普就曾表示：如果自己贏得大選，不會和中國發起貿易戰，但會繼續徵收高額關稅，針對所有從中國進口的商品，至少要收60%的關稅。不久前他又聲稱，除此之外，還將對部分中國電動汽車徵收在內的商品高達200%的關稅。

而美國總統拜登在本屆任期內將中美高科技脱鈎向前推了一大步；作為拜登退選後的接棒人哈里斯，此前尚未表達出將在主動削減關稅等方面的意向。

面對未來潛在的關稅挑戰、美國對中國產能過剩的無端指控以及美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可持續性，觀察者網與法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巴黎第一大學潘提翁· 索邦分校教授埃雷拉（Remy Herrera）教授進行了一次深入探討。

觀察者網：特朗普在2016年上任後，美國就以減少對華貿易逆差的理由對華持續開展貿易戰。但這些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並沒有顯著下降，甚至在2018年和2022年分別創造了4194億美元和3829億美元的歷史前二的貿易逆差記錄，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中美之間是否存在美國所說的「不平等貿易」？

埃雷拉：幾十年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幾乎一直持續擴大。這對美國整體經濟不利，也成為了華盛頓對北京發動貿易戰的藉口。根據美方的說法，美國在中美服貿記錄中的赤字，就可以證明特朗普宣稱中國每年從美國「榨取數千億美元」資金然後注入中國經濟發展的說法的正確性。

不可否認的是，確實有財富從逆差國轉移到了順差國的現象。但事實是否真的那麼簡單？這種邏輯基礎堅實嗎？所謂的「財富」究竟是什麼？

在這裏，我不僅質疑中國從與美國的貿易關係中獲益的觀點，更質疑這些交換的「公平性」。這也是馬克思主義者和其他非主流經濟理論家長期以來一直在提出的問題。

通過多種方法測量的不平等交換揭示一個事實：對於給定量的服貿交換，一個經濟體中工人的總工時可能會高於其夥伴國的工人所能提供的總工時，這將導致價值從前者轉移到後者。只有考慮到對應於生產商品所需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國際價值的轉移鏈，才能反映兩國貿易之間真正的財富再分配效應。

有幸在我與中國教授同事們進行的一項科學研究中，我們非常嚴謹地計算美國和中國之間的不平等交換。這些計算運用了幾種不同的方法，但得出了非常相似的結果：在過去四十年裏，美國和中國之間存在不平等交換的現象；這種不平等交換犧牲了中國，有利於美國。

因為研究顯示，兩國交換產品中包含的勞動內容是不同的：中國出口到美國的服貿產品包含的總工時，相比於美國出口到中國的服貿產品中包含的總工時多得多。

我們計算出，在新冠大流行發生前，中國工人平均每6.5個工時的勞動可以交換美國工人一個工時的勞動。而在過去四十年中，這個數字為121個工時。總的來說，在這四十年的時間裏，我們可以觀察到這種不平等交換水平明顯下降，儘管後者並未完全消失。

這種不平等交換反映了價值從中國轉移到美國，而且覆蓋了中美經濟活動中的多數領域，包括紡織、服裝、皮革製品行業、傢俱和其他用品、電氣設備和機械、航空運輸、木製品、橡膠和/或塑料製品、化學品，甚至會計和管理諮詢活動。

所以我們認為，對中國不利的不平等交換仍然存在，但美國在交換中的優勢也在減少。或者更確切地說，正是由於美國的優勢正在減少，特朗普的美國政府才發動了這場貿易戰。

事實上，貿易戰無非就是一場由國家發動的商業危機。這場中美貿易戰顯然是由特朗普總統領導的政府，為了阻止美國相較其新興競爭對手中國的貿易優勢被逐漸削弱的嘗試。但是這個解決方案反而可能導致相比於貿易優勢被削弱更嚴重的後果，比如美國貿易逆差在穩定後進一步增加的情況。

觀察者網：您如何看待西方指控中國出現產能過剩問題？這種指控背後反映了中西方模式之間的什麼區別？

埃雷拉：的確，近幾十年來，中國在一些經濟領域中可能出現了所謂的「產能過剩」問題，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身就意味着這不是共產主義事業的理想形態，肯定存在一些不平衡和很多不足，依舊面臨巨大挑戰。

我認為現在不應該詢問中國的「反模式」（counter-model）（即社會主義的，而非資本主義的）能否在其他地方被複制，而是儘可能謙遜地、客觀地試圖理解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原本內核。現在在西方，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所走的道路進行詆譭、美化或者簡化是非常常見的，但這並不正確。

事實上，由於中國的公有制經濟將私人資本所有者和持有者阻隔在最具有戰略意義的生產領域之外，同時由於這些資本的所有者和持有者，並沒有實現對黨和國家機構的征服和規訓，我認為中國現有體制並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一種市場社會主義，或者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中，中央的計劃依舊擁有決定性影響力。

中國在社會主義概念中加入初級階段的概念表明，他們也認識到現在的社會主義遠非完美，在長期社會主義轉型的運作中，有很多矛盾需要解決。

在此，我列舉幾個大型公有制公司在中國經濟中重要作用：他們可以在初次分配中為員工提供更多收入；國家可以更自由地採用最適合的管理模式；最後，公權力可以更輕鬆地參與集體項目服務。

此外，國家通過直接參與機構管理，可以直接參與國資利潤分配，以此來支持其所需要的公共實體。同時國有企業也可以享受很多優勢，包括國有銀行的授信額度和利率優勢。而這些，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是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一部分。

對於中國國有企業強大之處的一個解釋是，他們的管理模式與西方並不相同。後者的管理邏輯完全以股票價值邏輯為導向，也即需要使得股息分配最大化、提高股票的估值和投資回報。而實現這些目標通常需要通過壓榨國內或者搬遷後的次級承包商來實現。

如果中國公有制公司以這種貪婪的方式行事，那麼他們將對當地的中小型企業，乃至全中國工業佈局造成嚴重損害。如果是那樣，中國將出現一種西方媒抹黑中國時經常所說的狂野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而且我們也不會看到如此有活力的經濟增長。

事實上，中國的大多數公有公司正在（或早已）再次盈利，因為這些公司發展路徑不是使其私人股東獲得財富，而是優先考慮生產性投資和為客戶提供的服務。

如果它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刺激國內經濟的其他部分，並超越立即盈利的願景，那麼它們的最終利潤低於西方競爭對手這一點將並不重要。因為這些公司有優先級更高的戰略利益，而這種戰略利益有可能由公司的長期利益或國家利益所決定。

在我看來，中國的國有企業都不應該像私人集團那樣被管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部分基於保有一個對整體經濟至關重要且強大的公共部門。所有證據都表明，保有這個公共部門是中國經濟表現良好的根本性解釋之一，雖然我無意冒犯那些主張資產私有化和個人利潤最大化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家。

觀察者網：當下西方經濟陷入困境。自上世紀末以來，金融資本主義主導了歐美的經濟發展，同時創造了巨額債務和通脹。作為一位馬克思主義學者，您認為這種債務驅動型發展是否可持續？會對歐美經濟發展造成什麼影響？您如何看待此輪通脹對於未來西方及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不平等帶來的影響？

埃雷拉：資本主義世界正在經歷長達半個世紀的深度危機。此輪債務危機（或者說很多場債務危機）只是這個深度危機的多重表現之一。事實上，由於資本擴張導致的結構性危機加劇以及當代資本主義已經極端金融化，資本主義危機眾多公開可見的表徵之一，已經在其「金融表面」顯現出來。所以我們正在處理的是一個系統性、多維度危機。

這個危機已經影響到了涉及鉅額資金和複雜金融交易（也即「高級金融」）的權力中心。這個中心控制了新自由主義超過40年的積累，導致了可銷售產品的生產過剩。這種生產過剩並不是由於消費人口不足，而是因為財富過度集中，越來越多的人口沒錢購買到他們所需要的商品。

不僅如此，相比於觀察到商品的過度生產，現在我們看到的是信貸市場和金融市場的爆發，這種爆發使得資本可以通過一種越來越抽象的方式和「虛擬」貨幣進行資本積累。所以，不要將錢與債券和證券上的金融操作混為一談，這很重要。債券和證券並不是真正的錢，而是貨幣資本。

引入「虛擬資本」的概念，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當前的資本主義危機。「虛擬資本」的原理是資本化未來的剩餘價值收入。這種「虛擬資本」可以通過銀行信貸以及公共債務形成，也可以在股票市場的證券、養老基金或投機基金中形成。由此資本家完全控制了資本主義國家，這也是當前資本主義錢生錢的邏輯。

即使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的經濟增長也只能通過堆積債務，利用信貸額度和提振消費來維持，但依舊虛弱。這種信貸擴張導致了現代版的資本過度積累危機，當然這種情況不可能永遠維持下去，遲早會出現一個不可避免的、殘酷的「回歸現實」的時間點。

在2008年危機之後，精疲力竭的聯儲局不得不進行資本重組。該機構為堵住瀕臨崩潰的貨幣體系而採取的最果斷措施是在2008年10月，向其他北方國家和某些南方戰略盟友（包括韓國）的中央銀行「無限制」擴大互換額度，以確保他們能夠使用美元，從而保證美元的相對穩定。

在美國國內，貨幣政策變得「非常規」，通過量化寬鬆政策，央行大量從向銀行、跨國公司購入私人和公共債務、證券，以確保這些公司的流動性和償付能力。隨着2020-2021年新冠疫情爆發，當時資產回購、降息、特別信貸額度和企業援助措施，出現了一波大規模回潮。因此我們看到現在的機制給予了中央銀行無限制印鈔的可能性，顯然這也將私人銀行信貸額度最大化。

但事實上，央行能創造的金錢是有限的。私有銀行信貸與央行貨幣兑換和本幣兑換外幣都會製造問題，從而限制無限印鈔；而且這些限制還與當局的信用以及代理人對這些機構的信心有關。隨着經濟衰退的加深，這些制約因素變得更加強大，這將導致在利率上行背景下陷入「債務陷阱」的風險。

現在，由於通脹的嚴重程度，量化寬鬆已經停止了。通脹對於社會中最貧窮階層的影響很大。要知道，通脹已經成為社會內部階級鬥爭的表現之一：通脹反映了所有行業生產資料所有者和工人在增值分配方面衝突的強度。

目前在西方，資本家與工人的力量平衡非常明顯地偏向於前者，尤其是很多工會領導層以及左翼政黨（包括共產黨人）變得親系統，或者說親資本主義和親帝國主義。而嚴重危機時期，通脹水平同樣反映了當危機加劇、利潤率下跌時，資本家之間利潤分配水平的矛盾。

因此，這兩種現象的結合導致了現在的通脹根源是資本家隨意無理由地提高商品和服務的價格以及市場上的投機行為。當然其他現實情況（如疫情乃至戰爭導致物資短缺），都可以加劇通脹。但是現有通脹的主要原因還是投機，資本家的問題是他們吸走了太多利潤但沒有從事任何生產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