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德慶:我不問如何度過時間,我只是度過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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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德慶在實踐「生命是自由思考」這一信條上走得很遠。惟其如此,他才能夠實現許多常人看來的「不可能」之舉。他整整一年在籠子裏虛度光陰,這對很多人來說不可思議。在我們的經驗中,「時間」要麼用來生產,要麼用來享樂。
行為藝術家以自己的身體為創作媒介(這裏的身體不是表演藝術中呈現美感和技巧的身體,而僅僅是行為的器官),而這似乎註定了行為藝術家總是要以某種非同尋常、甚至「離經叛道」的方式來處置自己的身體,否則就難以將它和世俗生活中沒有自覺性的身體區分開來,從而升華為一種藝術形式。不過,即便是在這個以突破邊界為常規、以瘋狂為理性的行為藝術圈裏,仍然存在一些「不可能」的人物。台灣旅美藝術家謝德慶就是其中一位。他的「不可能」之處不在於失控的激情——比如俄羅斯藝術家帕夫倫斯基(Pyotr Pavlensky)坐在列寧墓外,用一根大鐵釘穿過自己的陰囊,釘入鵝卵石地面,以此抗議專制——而是在於對激情的絕對克制。
在1978年至1986年之間,謝德慶創作了五件「一年行為表演」(One Year Performance)作品。在《籠子》(Cage)中,他在工作室中搭建了一個木籠子,把自己囚禁於其中整整一年,無所事事。在《打卡》(Time Clock)中,他每小時都必須在固定的地點打一次卡,如此持續一年。在《戶外》(Outdoor)中,他在室外漂泊一年,不準自己進入任何有遮蔽的地方,包括建築物、車站、洞穴、帳篷等等。在《繩子》(Rope)中,他與藝術家琳達·莫塔諾(Linda Montano)以一條8英呎長的繩子系在一起,卻不準互相接觸。在最後一件《不做藝術》(No Art)中,他禁止自己從事或者接觸任何與藝術相關的事情,只是生活一年。
有一條清晰的主線貫穿於所有這些作品:一種近乎不可能的自我約束,至少是身體上的。謝德慶命令自己的身體以徹底和精確的方式臣服於一系列自己制定的極端律法,藉此來實踐他對於人類存在本質的思考:「生命是無期徒刑;生命是度過時間;生命是自由思考。」(Life is a life sentence. Life is passing time. Life is free thinking.)。
謝德慶與亞德里安.希斯菲爾對談。(圖片來自台北市立美術館)
上個星期五,謝德慶來到香港藝術中心,與策展人亞德里安.希斯菲爾(Adrian Heathfield)展開對話。謝德慶將代表台灣參加今年的威尼斯雙年展,由希斯菲爾擔任策展人,展名為《做時間》(Doing time)。台北市立美術館選擇在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Art Basel)期間舉辦這次對談活動,一方面是為展覽預熱,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與大家分享展覽籌備的細節。我有幸作為觀眾現場參與了此次對談。
謝德慶話不多,一如他在某個訪問中所說,「我不寫作,不善言辭,我只會行動。」相比語言,他更習慣於用藝術和觀眾交流。因此他只是播放了《打卡》和《戶外》兩件將參展的作品的記錄視頻,而不作過多的說明。隨後,希斯菲爾對這兩件作品及謝德慶的藝術生涯、風格和理念作出一些頗具政治意味的解讀,比如資本主義對人的異化,無家可歸者與惡劣生存條件的對峙、以浪費時間來反抗資本主義邏輯等等。在此,我想略過希斯菲爾發言的細節,而直接進入最後的問答環節——這是整場活動最多尷尬笑聲,也(因此)最真實和最具有張力的時間。這位被推向神壇的藝術家——中國新藝術實踐推動者的邱志傑曾經稱謝德慶「幾乎是一個聖人」——走到我們中間,毫不客氣地打碎我們對他的種種幻想。
基於他為自己制定的看似難以實現的規則,有些人會覺得謝德慶是一個熱衷於冒險,喜歡生活在不確定性之中的人。但謝德慶告訴我們他是在用做科學的態度做藝術。在開始每一個「一年行為表演」之前,他都會抽時間進行彩排。對一項計劃,他必須有七成以上的把握才會去實施。比如,在《打卡》作品前,他試驗了不同的計時工具,醒著的時候用精確的電子錶,睡覺的時候用連上擴音喇叭的鬧鐘,以確保自己能夠完成每一次打卡任務(他最後還是漏了133次,但這1.6%的失誤率無疑讓整件作品更有「人性」)。
謝德慶把他「打卡」的樣子和愛迪生研究燈泡的樣子並置,意指他以科學家一般的嚴謹和精確對待自己的藝術創作。(方露茜攝)
謝德慶在2000年宣佈自己不再是藝術家,有人猜想,他在亂世中選擇退隱,一定是個很「禪」的人,並向他討教「禪」的秘訣。謝德慶當頭棒喝地來了一句,「我並不是一個平靜的人。我從不問如何度過時間,我只是度過時間而已。每個人都有自己度過時間的方式,無論是國王還是乞丐,無論做什麼,還是什麼都不做,對我而言沒有區別,都是度過時間。所以,關於如何度過時間,我不能給你任何建議」。
謝德慶的這番話語值得我們反覆咀嚼。他在這裏進行了一種回歸和化約的運動,剔除意識形態和所有的社會性維度,赤條條地面對存在本身。此時,不同的存在者和存在形式不再因其生產力的高低或佔據資源的多寡而被判定為有價值或無價值,而僅僅是度過時間的不同方式。
這種姿態不得不讓人想起沙特存在主義的著名宣言:「存在先於本質」。與存在主義一樣,謝德慶的藝術也關注人的赤裸存在這一面向。人被拋擲到世界上,被要求存活並繼續存活下去(度過時間),但人的一切卻沒有任何確定的意義。世界的荒謬,使得無論人選擇何種度過時間的方式,最終都只會顯得機械。在這個意義上,存在主義的學說必然會導致一種悲觀的倫理學——人在荒謬而強大的世界面前非常渺小,儘管擁有所謂的「自由選擇」,但這不能改變人自身的無能。人因而只能感到苦悶、孤獨、被遺棄,最終走向玩世不恭的虛無主義。然而,我在謝德慶的藝術作品和人生哲學中感受到一種不同於存在主義的情感,一股力量。他摒棄了,或者說是超越了自身所有的懦弱和矯情,顯示出人可以不落入存在主義式的虛無,而是能夠像一束黑暗的光,或者說像德勒茲筆下的「遊牧民族」,可以帶著最少的東西上路。這裏暗藏的不是一種悲觀的末世論,而是一種存在的生生不息,貝克特說得最好:You must go on. I can't go on. I'll go on.
另一方面,謝德慶的這個回答也暗含著「每個人都平等地擁有獨特性」的觀點。歸根究底,個體因為差異而得以存在,因而差異構成了存在至為核心的內在價值。認識到這一點之後,脱離社會制約,乃至脱離自我制約的自由才成為可能。
謝德慶在實踐「生命是自由思考」這一信條上走得很遠。惟其如此,他才能夠實現許多常人看來的「不可能」之舉。他整整一年在籠子裏虛度光陰,這對很多人來說不可思議。在我們的經驗中,「時間」要麼用來生產,要麼用來享樂。即使我們口上說著「時間就是用來浪費的」,但是,當我們必須浪費時間,除此之外什麼也不能做的時候,那種無邊的虛空感是可以把人逼瘋的。謝德慶的自由在於他能把「浪費時間」轉化為一種積極的生命體驗。他曾在某個採訪中表示,「我相信自己具有浪費時間的才能,並且在這件事上有所成就。」無論這是不是一句玩笑話,他能夠完成《籠子》和《打卡》這樣的作品,本身就已經證明,在所有外部律法(無論是明文訂立的,還是秘而不宣的)無所不在的包圍之下,他能夠以自己的身體經驗為支撐,成為自己的立法者,從而爭取到最大限度的自由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