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治亂由此論國故，善惡由吾身捨取

傅斯年先生也是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五四運動後傅先生意識到只有破壞對社會無益的，而要把破壞的部分心力運用到建設新社會上。

作者｜黃文鵬

傅斯年先生向來以尊重學生，受人愛戴出名。曾經發生過一件軼事，1948年傅斯年先生擔任台灣大學校長，在他任內有學生與警察衝突，他站在學生這一方說：「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如果我們以傅先生和香港幾位大學校長做一番鮮明的比對，也許有些人要羞愧的無地自容。

傅斯年早年是章學誠先生門下的弟子，後來反對章氏學派之說，投入胡適先生門下。傅先生一直認為「孔子即真理」這一信條，在現在這時候已經沒什麼效用了，正好西方學術引進，此正是中國近代文化轉移樞紐，故不可能再次回到舊時代的國粹時思想去了。而這時正好胡適從美國回來在北大任職，傅斯年先生聽完胡適講課後，從此加入胡適先生的門下。

整理國故

傅斯年先生認為中國學術未來若要發展與西方學術接軌，那就要先從整理國故開始，即是把中國舊有的學術、政治和社會等資料，變成系統化的分類，然後從其中發現看看有些是否可以補充於西方學術的東西，此種做法也是把歷史當成材料而不是某種信念下的主義。傅先生不主張保留國粹，這在先生對於先秦諸子的看法便可見一斑。他認為當前中國學術情勢與先秦諸子的環境背景有相似之處，故我們可以使用這些歷史史料來輔助我們創造新思想，而不是把這些諸子之思想當成老師之言去學習與模仿。自漢代以來，把孔子當成聖人，一直懷古而沒有創新思維，導致在科學方面落後西方國家太多，只適合古代環境的制度被沿用成為舊襲，但實踐後的積弊難消，最終造成無可挽回的局面。故只有效法古人是不對的，因為那只適合當時的歷史背景。

另一方面，此種做法也是要反對當時西方人把中國學術當成一種「已死的文明」對待。傅先生的目標是想理順中西學術的地位從而擺正中國學術在世界的定位。以此，傅斯年先生在中山大學創立語言歷史研究所，其後更籌辦中研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為學術在考古與整理大清帝國的檔案做出不小的貢獻。

對哲學的看法

傅斯年先生在北大學生所辦的《新潮》雜誌上，論述他對哲學的看法：

（一）「哲學不是離開科學而存在的哲學，是一切科學的總識。幾種科學相通的道理(思想)共守的規則，就是哲學。傅先生認為雖然在近代哲學從學科中分家，但是各個學科研究深入了，會匯通到哲學上面去。

（二）哲學的基礎是在科學，傅先生言雖然今日科學在我們看來仍就是有限，但科學能夠進步，另一方面人的精神力量就只能用實事求是的科學方法。哲學沒有特殊方法，哲學能超出科學外，但其根源必須包括科學在內。

（三）哲學不能離開現象，只是觀察並歸納其現象。傅先生反對一堆哲學家整天抱著抽象概念，建構出空中樓閣的哲學方式。

（四）哲學是一個大假定，一群假定的集合。傅先生認為談論究竟、絕對和永久的哲學學者，都是錯了。他認為哲學既然包含了無數的假定，那假定有時可以加上證明，便是科學。所以認為假定很有趣，然後研究科學，此為哲學影響科學的所在。

（五）歷來的哲學家有兩種大趨向，一是以知識為前提。二是以人生為前提。傅先生認為超過人性的理解是做夢來的，一切科學都是因應生物學上的自然要求而出；一切的知識都是滿足人生的手段；一切的行為，都是發揮人生的動機。」

由以上五點，傅先生在其他文章中提到，他認為中國古代思想家可分為三類：（一）宗教家及獨行之士；（二）政治論者；（三）清客式之辨士。墨家大體上屬第一類，儒者是介於一二者之間，管、晏、申、韓、商、老是屬於第二類，其他如惠施、莊周等士第三類，屬於朝廷養的清客，以辯談等取悅權貴人士。因此，他認為不必用日本所翻譯的哲學一詞來形容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古人自有一套體系在。這也可看出，傅先生是反對當時中國某些知識份子，類比西方哲學家於中國古代思想家的。

性命古訓辨證

此書是傅斯年先生的代表作之一，該書由清代阮元的《性命古訓》一書的基礎上而來，阮先生的看法與清代學者戴震的看法不謀而合，兩人認為漢代學者的主張才是對的，反對程朱理學對古代的詮釋。傅斯年先生主要從兩方面入手去反對：一是認為語言支配著思想，思想的演變除了受制於人文事件還有語法的轉變；二是用歷史的觀點去梳理古代思想，傅先生反對戴震認為古代的字義是從未改變，故傅先生使用歷史的觀點來證明性命二字在歷史上的演變情況。

傅先生透過檢視古籍認為，「性」在古籍中是大多可解釋為生，生命之初始；而「命」可解釋為天的命令。這兩種看法在孟子的思想當中，融合成一體，成為性命一貫也，孟子認為雖然命運不佳，但透過自我的修養便可使得自身命運改變。而程朱理學對於「性」的看法介於孟子與墨子之間，程朱理學把性、理和天道通通合在一塊。故如同墨子所言天志，遵循天所下的命令，而程朱理學則變成抽象的理等於天道。

由克己復禮到禮論

另一方面，傅斯年先生稱讚荀子的思想。傅先生認為荀子主張生命的本質如何，此是自然界的事實，而善惡是人倫中的取捨之結果。人因為人的需求而區別善惡，而天不因為人的需要而產生善人或是惡人的，故善惡非人天生本有。各地不同文化對於善惡有不同見解，而要改變這些需要長久時間與各方面的影響，所以在自我修養方面仍需多努力。荀子的修養方式以勸學為主，以學習「禮」為主要課題，傅先生認為此處處呼應了孔子所言的克己復禮。孔子以「學習」來注重人事功夫的「禮」，本質上是認為這是天所規範的，傅先生認為這與人的善惡關係不大。另一方面荀子雖主張性惡，但其禮論援用了法家思想，使得禮的規範性更加地明確，其「法後王」的觀點，也是效法歷代有實際作為的王來做事。兩者同樣重視禮的規範性與人的自我學習，以此，傅先生做了個結論：孔子的人性論在此方面應該多偏向於荀子多些。

哲學乃語言學之副產品

傅斯年先生當年有個口號：「哲學乃語言學之副產品」。由前所述，這句話我們可以理解為傅先生眼中的哲學只有是用科學式眼光去看待事物，所產生的東西；脫離科學式的辯證，便多半成為迷信與糟粕。傅先生肯定的是儒家荀子和程朱在教育方面的努力，如他也讚揚朱熹的格物之說，認為格物是近似於觀察事物之學，而此也是類似於科學式眼光的理論。這樣的想法可能在他心中也成為一種歷史傳統，為他自己所認為的真理，找到一個歷史的脈絡依據。

儒家思想的變化是永無止境的，雖然傅斯年先生意圖推翻過去的傳統建立新的價值體系，但他仍認同儒家所傳達的言行之典範，這也是儒家精神依然屹立不搖的傳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