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詒徵：論心未忍遺橫目，更嗟賢首此路難
相較於在北京大學的知識分子所激發的新文化運動，柳詒徵先生走向了用傳統論學方式來幫助中國復興的路線。柳詒徵先生是清代乾嘉學派之傳人，乾嘉學派以復興漢學為己任，但遭到當時清廷的反對，整個清代學術依然是以宋明之學為主，而其學派特色為重考證而不廢行思，以儒家經典為主；柳先生得此真傳，故以史學為個人學問主軸。但柳先生並不局限於漢學，他的做法是想重新詮釋經典，提倡經典中的優點，來為當時的中國拿捏一個藥方出來。
在西方思想傳入時，中國還正被西方壓迫，在接軌西方文化之時，不免丟失自己文化之本位。當時康有為先生、胡適先生都相繼地減少傳統中國文化之特質，削足適履地把傳統文化化作一個個單純的基本元素，然後附會到西方思想當中，可以說是掩蓋了中國文化美好特質。柳詒徵則正要從聖人義法的提倡中，重新確定孔子與經典的神聖性，建立起中國文化在世界的地位。
柳先生一生著作甚多，本文以先生最著名的兩本著作《中國文化史》和《國史要義》二書來闡發先生之哲學思想與儒家精神。《中國文化史》是中國近代第一本文化史，講述了中國人種之起源到柳先生那時代之文化變遷；此書立意是回顧中國文化之歷史，意圖給予新中國建立之根據基礎。而另一本《國史要義》則是柳先生結合儒家聖人之教化內容，建構起一種新思維架構，成為指導知識分子之要義。
道學非哲學
所謂道學指的是中國古代聖人流傳下來的學問，柳詒徵先生與熊十力先生往來的書信中，柳先生主張這些「東方哲學」、「中國哲學」、「知名」等翻譯詞都只是流行用語，意涵皆是含糊不清。他更認為因道學學問包含政治教育與判別事務等，而哲學只是言其學科範圍內事物，所以道學可以包含哲學，是比較大的集合，而哲學不能包含道學。這樣的看法以現在話語來說便是文史哲三科不分，道學統設了三者，此舉意圖重新審視當時中國學問分割套用西方學術的分類，先生認為唯有三者皆不偏廢，才能把握聖人學問的內涵。
孔子為中國文化之中心
柳先生在《中國文化史》講述孔子的部分一開始便提到無孔子便無中國文化，孔子為文化中心也。他認為孔子不假宗教以惑世，以成就他者為著說，是前所未有的。孔子以學習為實踐思想之手段，只講自己身心之狀態，而不講鬼神之事。柳先生認為孔子為學目的是先成就自己後成就他人，在心性的本能下，與世界互動而不感到行事被阻礙，這不是從外在的感召或是對外在世界的反感所形成，而是沿著古代聖人之方法，參與自己的實踐，教書講學，勉勵後世，成為獨特的一個派別。
史學為學問之始
從小說報章雜誌到佛道基督伊斯蘭等各宗教的書籍，都是人類過去之思想言論事實記載，皆在歷史的範圍之中，柳詒徵先生認為其宇宙歷史皆顯示在文字上。先生認為史學之作用在於施政教民，遠於中國古代部落時代便有史官職位的出現。史官的作用是輔助首領處理整個部落事務，其工作是紀錄事情，提供意見，使得整體有條不紊。隨著時間發展，由地方誌變成國史，其輔助政治的作用都沒有改變，故柳先生認為中國史學特別富有政治性。
史本於禮
柳詒徵先生在《國史要義．史原》當中推測了史書有政治作用是始於周朝，他認為有些學者只有看到史書的起源是周朝史官，沒有看到周朝體系下史官的作用。其作用為執行禮教、掌管法律、掌握祭祀時間、典藏書籍、傳達天命旨意、為事物正名、撰寫公文和考察政務等八大功能。這又可全歸於「禮」之中，由史官撰寫政治，史書也就變為政治之書，政治之綱要在於禮，於是中國史書的重點就變成「禮」。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史官從帝王的幕僚轉變成為政務官，依禮為核心兩者相互配合，成就了中國兩千年來的政治盛況與歷史。
政教基於史官之原因
歷史是一切之基礎，柳先生認為史學通貫經學與儒學，是了解儒家治理之原則的正宗法門。史官除了能記錄施政進度外，還能從記錄當中提供政治綱領給皇帝使用。以儒家孔子為代表，他所提供其綱領中原則是重視徳義，為人民生活的基本原則。此外，先生也偏愛《春秋》一書，春秋被孟子評論為亂臣賊子懼，因為春秋詳實地記載官員們的所作所為，揭露惡行惡狀，並對於整個朝廷有導之以正之作用。以此認為史官還有另一種作用，便是現在所說的監察權，監察天子與百官。故史官帶有輔助與監察的兩作用，此為政教之基礎也。
與胡適的論戰
相較於胡適先生的歷史觀，柳詒徵先生的歷史觀為主觀成分較多的。胡適先生主張歷史即史料學，利用科學的方法分門別類，如地質學與生物學的歷史便是兩種不同科學的發展，而非人主觀的觀察然後統合在一起的。如朱熹先生遊歷山林，發現山中有貝殼的遺跡，認為貝殼是水中之物；後來提出「滄海桑田」的「假設」，以為群山都屬波浪型，推論在很久以前此地曾經是被海洋給淹沒，等海水退去才留下這樣的遺跡，此段史實在胡適先生手中便會變成地質學與生物學兩種不同的歷史演變之證據。但柳詒徵先生反而比較順著朱熹先生的思路，認為這是格物致知的實際例子，進而到涵養修身的解釋上面去了。兩位先生的看法也表示了民初兩種不同的派別對於中國歷史的對待。
學衡派
1922年《學衡》雜誌第一期在上海中華書局出版，主要由當時在東南大學的教授聯合起來所舉辦的雜誌，雜誌本身也代表了作者們的思想觀點。柳詒徵先生正是此雜誌的執筆人之一，後遂成為一個學派「學衡派」應運而生。該學派主張昌明國粹，融化新知，反對新文化運動，認為此運動是吸收西方人之糟粕。學衡派重視禮，反對新文化運動喊出的禮教吃人的口號；但也沒有因此鄙棄西學新知，而是強調理想人格與人倫精神是民族之基石，國家在此基礎上復興茁壯。
學衡派認為史學本身不單只有史料學，且不該只偏重於政治史。故柳詒徵先生在此信念下，其著作當中還包含了《中國教育史》和《中國商業史》等。此外，柳詒徵先生採取了史學經世的觀點，也是學衡派主要的史學觀點。其實踐方式是：
(一)讀史鑑往知來，了解過去創造未來。
(二)開拓視野，培養冒險進去的精神。
(三)讀聖賢書，增加愛國心與人文道德情懷。
以上幾點學衡派從史書的實證當中，進一步的提出了新價值，雖然在吸收西學方面顯得薄弱些，對於政治的敏銳度也較少，但無損其在紛亂年代中企圖為國民指出一條新路之價值。柳詒徵先生與學衡派諸位先生的努力雖因為歷史不可預料的發展而沒有興盛，卻是中國在人文學科教育方面的一個很好的參考資料，為不同時代華人文化圈的人民，指出了重要的人文關懷精神，此也是儒家精神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