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德薄人存難持知，維以開育善化德

1916年蔡元培接下北京大學校長的位置，在此之前蔡先生是在教育科（現稱教育部）擔任職務，對於全國的教育現況有一定了解。當時的北大老師大多是科舉時代的官員，學生來北大念書求的是畢業後的出路；對於課業，教師與學生皆不用心在此。蔡元培先生解雇這些教師，聘僱當時從西洋留學回來的知識份子，如胡適等。蔡元培先生改善了學生概念後，進一步的改良學制，他的一個理念是：「文科的哲學，必植基於自然科學；而理科學者最後的假定，亦往往牽涉哲學。從前心理學附入哲學，而現在用實驗法，應列入理科；教育學與美學，也漸用實驗法，有同一趨勢。地理學的人文方面，應屬文科，而地質地文等方面屬理科。」在此前提下，他廢科而成立系，由系主任主導系，再進一步推動大學自治。蔡元培先生稱北大是新文化運動的基地，五四運動成功了，蔡先生在此過程中與政府拉鋸想法，後來決定放下校長一職，日後在南京國民政府當職。

蔡元培先生一生在民國後幾乎都在政府單位工作，少有時間專心著作。本文採用先生早前所撰寫一本小書《中國倫理學史》裡頭有附錄中學修身教科書，講述先生認為當時中學生應透過教育學習倫理學，其殷切期盼學生該當如何面對人生，以儒家精神為主軸重視「修德」，此也為蔡元培先生的儒家精神思想。

教育之目的

1912年蔡元培先生在擔任教育總長時期，發表了一篇文章〈對新教育之意見〉，表達了先生對於教育的看法。先生認為教育有兩種，一種是政治而服務，二是不以政治為目的教育。在帝國時代大多是為了政治而服務，政治需要什麼教育就教導什麼。然而在十八世紀後一些學說興起，討論世界變化，慢慢理出世界之公理出來，此謂超乎政治之教育。滿清被推翻後，中國教育就從第一種過渡到了第二種，脫離束縛後，教育目的就變為改善人生與社會為目的。當時中國百廢待興，故富國強兵是當務之急。國家如何強大，強大於公民道德之養成，道德目的在於自由平等親愛。古有人飢救濟關懷天下；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些想法之基礎皆在仁一字之中，仁是道德，故蔡元培先生認為道德教育為所有事之基礎也。

倫理學與修身之別

蔡元培先生在書中一開始區分了倫理與修身之差別，區分中西文化對人生態度之不同。蔡先生認為倫理學是統整各民族之特性與習俗規範，可參悟貫通一切；而運用演繹方式化成種種的倫理原則，是知識途徑。修身則是行為途徑，是道德典範，其方式若要改變則需要改變整體風俗或是獲得多數人採納，才有其效用。若用修身的眼光看待倫理學，則無法接受其他倫理原則是謂進步之阻礙。這可能有另一層涵義：「傳統中國文化接納西方文化後所產生的侷限。」

侷限修身原因

蔡元培先生在書中講述了自孔子到王陽明各家學派的倫理學看法，最後總結到中國為什麼只有修身而無法轉化為倫理原則，他提出四點：

(一)無自然科學為基礎，只有先秦有墨子討論到，自漢代以後絕跡。

(二)無理論為思想言論之規則，先秦有名家，荀墨二人皆有兼論名學，漢代以後絕跡。

(三)政治宗教學文相結合。

(四)無異國學說相互比較，佛教雖博大艱深，但其根本主張厭世，與中國固有倫理觀念相差太遠，無法激盪出太大改變。

蔡元培先生認為先秦時期與古希臘時期的倫理學程度差不多，但無後來的科學革命，導致中國自漢代以後一直停留在原地。

發揮對科學看法的積極面

研究了西方學問後，蔡先生認為科學可以去除：

(一)古代的災異學說，如天打雷的原因是物理現象而非神明震怒。

(二)五行學說，如化學的原子建構物質概念可以少去任何事物附會到五行說的偏見，像是中醫偏方等。

(三)人類本位說，由生物進化論可得知人非上天獨特創造。蔡先生看到科學對人類生活影響很巨大，甚至在精神方面也能以科學方法研究，如心理學。

這使得蔡元培先生產生了科學好像可以解決現在一切的想法。蔡先生發揮了這想法積極一面，努力引進西方學說讓學生吸收，促成中國整體進化，無論在物質上還是精神上。此等作法，無疑地對於當時中國注入一股強心針。

修身在於修德

雖然蔡元培先生認為科學和同樣在古希臘文化基礎下產生的倫理學，兩者對人類生活都有很大幫助。但蔡先生在教育下一代時，仍然著重於儒家精神的闡揚。修身雖無法跨越到其他文化去，但對中國社會美好德性的養成仍是有不可取代的作用，故提倡修德教育。蔡先生認為「德」人後天經過鍛鍊所獲得的。人要獲得「德」便先要有判斷善惡能力，是謂智。能夠判斷了便去實行，實行的動機是「情」。實行後進行檢討，是謂「意」，故先生主張德是智情意三者皆有。接下面言，所謂智情意便是孔子所言的智仁勇，其目的在於能夠修身治國天下平。

禮為社會運行之道

古代社會把禮看的很重，它既是人與天地連結樞紐也是大臣對皇帝的制約，透過禮的運行，使得上至朝政下至鄉鄰社會都有一定秩序關係運行，維持了國家穩定。蔡元培先生對於新社會的運行仍然贊同用禮去調和，使布置於產生重大衝突。先生認為禮如同齒輪潤滑劑一般，能使交際圓滑順暢，帶著溫和氣質完成交際之目的。蔡先生主張古代禮儀是中華人民之習慣，故不可全廢。他認為崇尚一國之習慣也是尊重一國之秩序也。秩序要良好，其禮的本意便要以敬愛為基礎，不可阿諛奉承，始於人之本然性情，才不會徒流於形式。這種敬愛之情，不只中華有，整體人類也應當是如此，古今之禮雖不會全然不變，但其心態支出發點應是不變。故先生認為中國之禮儀也可以與國際禮儀接軌。並帶著謙讓之心交流，是交際之原則也。

結論：消極道德與積極道德

蔡元培先生在本書最後區分了消極與積極的道德，消極道德為潔身自愛，無論何人都應該遵守。積極道德為為國家社會謀福祉。有時國家與世界福祉會相違背，蔡先生告訴我們在人道救援和其他國際事務上兩者並不相違背的。當雙方平等，互有謙讓之心，一方是不會攻擊另一方。今日中國國地位比歐美國家矮了一截，故蔡先生才提出國家需要富強想法。

倫理本處理人類幸福，雖不是科學，但與科學相似，故有一定原則方向。人在有生之年追求人生幸福，至死方休。而國家是沒有期限在，國家幸福基礎在人民，一代人之後還有下一代人，故國家福祉是沒有停止不追求的。以此，蔡先生重新連結了個人與國家，重新詮釋古代中國倫理學並試圖發展新中國倫理學，自古代中國思想為基礎中開顯而出。

蔡先生對這些倫理學的期望，近似於一位古代士大夫或是長輩對下一代的敦敦教誨，包含了中華文化下儒家特有的人情關懷。然而時不與我，蔡先生後來專心於政務，在那時的新中國需要的是能實際幫助到國家的思想做為人行動的指導，蔡先生的想法被視為舊時代的東西，與當時主流有些格格不入，沒有成為風潮。幸好胡適先生歸國，帶來了另一種新詮釋，與當時主流不謀而合，更激發了新文化運動。胡適先生來北京大學教書正是蔡元培先生所邀請，歷史的轉折常讓人意料不到，蔡元培先生用另一種方式推動了百年儒學的發展，使我們對先生之才華惋惜之感減去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