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俯首一破賢與頑，百年夸奪終一丘

1917年胡適先生因蔡元培先生之邀，進入北京大學教書。胡適先生是1910年考取公費留學，早先讀農科但沒有興趣，後轉到哥倫比亞大學讀哲學系，師從杜威。先生的博士論文後來出版為《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此書是先生的代表之作，也代表了採用外國哲學來詮釋中國哲學的先河，胡適先生這麼做是想在未來讓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接軌，讓中國哲學發展為進步的思想。

本文分成幾個部分探討胡適先生的思想，早年的啟發、梁啟超先生的影響、杜威(John Dewey)的影響加上先生的博士論文和胡適先生在北大教書講義兩者所新編成的《中國古代哲學史》一書上，以此書談論儒家與孔子等的看法等為代表，構成先生對儒學思想的理論模型。

無神論與反對三不朽

胡適先生生於1891年，小時候在私塾上課，在此段時間內先生主要學習了朱熹對四書五經的看法。那時還停留在每逢大小事便求神的氛圍下，先生對此隱約反感，直到讀了魏晉名家范稹的神滅論，破除了人有輪迴轉世之看法。他之所以能接受西方思想，功利主義與進化論，除了個性環境外還有這段淵源。

另外，胡適先生對於傳統上所提倡的三不朽觀點，感到不以為然。傳統上認為人生命是有限的，而精神是永存的。精神上的永存稱之為不朽，其所說的不朽是指在言語著書、功業功績和個人德行三方面，留下了給後世敬佩與遵行的典範作為，此所謂立言、立功和立德。胡適先生認為立德太過寬泛，沒有一定之準則可以評判；立功的定義太狹隘，先生舉出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有功，而跟隨他的水手呢?是否也有功，而現實是他們都被遺忘了；最後對於立言，先生看了范稹的理論而受到啟發，但在古代范稹是被認為是褻瀆神聖，卻對一千多年後的一位童子產生了深刻影響。這如何斷定？實是模糊不清的。先生不滿於傳統的詮釋，但他並不完全排斥，反而把他改造成新的不朽，先生稱為「社會不朽」。胡適先生聽了釋迦摩尼佛的故事，認為人在社會上所做的事情是會影響後代，承擔自己行為的結果，可以引發人對社會道德責任的意識，促使人遵守某些道德原則，然後有所貢獻，成為社會不朽。

天演論與梁啟超的影響

1898年嚴復先生的《天演論》出版，在歷經許多對外國戰爭失敗的背景下，天演論題提出了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觀點，給了當時社會當頭棒喝，幾年之內傳遍全國，成為了當時中國青年的口號。胡適先生的「適」，便是在此影響下取適者生存之意的「適」為名。

而相較於嚴復先生用字太文雅，梁啟超先生的文章淺白好懂又帶有極大熱情，在青年圈也受到廣大迴響。胡適先生自述梁啟超先生對他有兩點重要影響：新民說與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梁啟超先生自稱中國之新民，也辦新民叢報；新民說內容是熱血的號召中國青年改造舊中國，使之除舊布新也。新民說還舉出了中國相較於外國缺乏諸多美德，現在急需採捕公德，包含了國家思想、自由自治，自尊、合群等權利思想。這些文章使得胡適先生認識到在中華民族上還有更高等文化的民族。

而《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讓胡適了解到除了四書五經，中國還有其他學術思想。梁啟超先生用歷史的眼光看待，對中國學術分了七個時期，但後來對七個時期的敘述沒有完整，這使得胡適先生興起想要補完此文的念頭，後來轉化來寫中國古代哲學史的動機。

杜威的影響（一）

芝加哥大學於1916年出版杜威先生的書《實驗邏輯論文集》(Essays in Experimental Logic)中有一篇文章〈邏輯思考的諸階段〉，在此文中杜威認為人類和個人思考過程都會歷經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固定信念階段，這時期人們的觀念與信仰都是固定的如古巴比倫時期和中國殷商時期。

第二階段：討論階段，如希臘詭辯學派興盛時期，破壞和否定主觀思想時期。

第三階段：蘇格拉底的法則向亞里斯多德發展階段。杜威對蘇格拉底多讚美，不太滿意亞里斯多德的三段論。

第四階段：現代的歸納實證與實驗邏輯的科學。

在第三階段，杜威認為三段論是幫助了後來的中世紀教會的神學，他說：「然而在中古時期，所有重要的信仰都必須圍繞著一些能讓他們統治與權力的既定原則打轉，因為這些信仰顯然的違反常識和自然傳統。亞里斯多德的學說就是在這種氛圍下被應召施行的。… … 那種(形式邏輯──三段論式的邏輯)便是用一般真理去支持那些沒有它支持就站不住的事物。」胡適先生聯想到印度的因明學，因明學有五個前提的論法，使得它不也是在中古時期支撐著整個佛教信仰嗎?

杜威的影響（二）

杜威對於推理和求真理的想法，使得胡適先生聯想到中國古代的墨子學說，其中的「墨辯」，用三表法的推論去詳細論證鬼神的存在。這是在信仰受到質疑，並且感到信仰破滅時才衍生出來的推論，這與杜威先生談的邏輯思考四階段不謀而合!此外杜威先生的另一本著作《思維術》(How to Think)裡頭認為有系統的思想通常要通過五個階段：

一，思想之前奏，是個困惑和疑慮階段。

二，決定這疑慮和困惑究竟在何處。

三，為了解決問題，思想者自己去做問題的假設，或是選擇解決之方法。

四，選擇一個可能可以解決的辦法。

五，驗證上個階段的假設是否正確，並解了問題。

此種思維方法，胡適先生認為在傳統的考據和考證學上，兩者有些方法上是共通的，都由人的常識為出發，更加深了胡適先生用此方式去研究中國傳統學術思想。

對孔子的看法

相較於孔子，胡適先生在早年所寫的博士論文中是比較讚揚墨子與法家的，他當時認為孔子提倡禮，禮是種模糊的原則，對於社會進步是種妨礙。但後來他書寫《中國古代哲學史》時對孔子的形象有些改觀，並把模糊的禮的詮釋怪罪於其後學上，並給予孔子在道德人性上的肯定。在兩個版本中胡適先生都肯定孔子的「正名說」。以下對此簡略論述：

孔子的正名，胡適認為是「正名以證百物」如人是人也是君王或是父親等，搞清楚事物之分類，做出調理之系統，此為真知識也。此項方法，除了曾子的說法使之運用在人生論上，也能用於推論事物，舉一反三，故可以看到孔子也重視思考。把學當成是學問之基礎，但後人不了解此意，把學變成死讀硬背，這是誤讀孔子之意了。

對仁的看法

胡適先生認為孔子言仁有兩個面向：一是從「愛人」去著手，有差等的愛人，對父母與對待陌生人之關懷程度有等差之別。二是由顏淵言克己復禮為仁一段，點出仁是做人道理，由理想情況來改正現實缺乏的現況。故孔子提出作君子，延伸意義為道德高尚之人，讓君子成為道德典範。君子之行為包含了遵守人道，人道也就是君臣父子之分際。因此，胡適先生認為儒家的人生哲學，是認定個人不能單獨存在，一切行為都是人與人交互關係的行為，都是倫理行為。

胡適先生認為孔子觀察人的行為可從三方面下手：一是看他為什麼要如此做；二是看他如何做用什麼方法；最後是看這種行為在做的人身心上發生了什麼習慣影響。第一步是動機，第二步是行為方法，第三步是行為所產生的品行。三方面都做到對於人生是沒有問題的，但後世忽略了二三步，變成只重視動機，才會產生僵化的孝道觀與勉強人的禮法封閉社會。

結論

胡適先生由早年的影響，試圖由撰寫哲學史的方式提出能與現代西方學術接軌的中國學術，以此除了救中國外也是為了將來能與西方學術有所接軌，成為世界學的一部分。對此他要求捨棄舊有的歷史觀，如《春秋》一書造成了只有主觀的歷史，沒有科學觀的歷史，但胡適先生的用心和儒家精神其實正是隱藏在實用功利主義之後，發揮的人正向積極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