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耶阿本德|科學已經成為一種排他性的支配思想、意識形態
1924年的今天,科學哲學家保羅・費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於奧地利出生,他是二十世紀最著名的「科學無政府主義者」,但亦因此被視為「科學最糟糕的敵人」。
文理雙全的怪胎
費耶阿本德自小就有點異於常人,五歲時曾離家出走,六歲時才進入學校,但他完全無法別理解其他人的生活,身邊發生的猶如一片混沌,使他不安。希特拉上台後,費耶阿本德對他的個人魅力不為所動,但頗欣賞其演說風格。二戰爆發,他被逼入伍成為納粹德軍,他因怕死而自薦入讀軍官學校,後來曾因美學理由而想過加入親衛隊(Schutzstaffel,即有名的 SS)。在軍中時費耶阿本德的母親自殺去世,他收到死訊那刻卻如卡繆《異鄉人》主角一樣無動於衷(這讓納粹軍官相當震驚)。就在戰事快要完結時,費耶阿本德卻在指揮交通時被子彈打中脊椎,因此終生都要靠拐杖走路。
這位科學哲學家終身都鍾情表演藝術,他享受唱歌,亦有非常動聽的嗓音,戰後曾到威瑪(Weimar)的音樂與戲劇學院研習歌唱、劇場與舞台管理。1949年在朋友的介紹下,他有機會可以當馬克思主義者、劇場大師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助理,可是他拒絕了。之後他說這是他人生最錯的決定之一,但在自傳中又說即使他成為了布萊希特身邊團隊的一員,他亦不會快樂。
及後費耶阿本德選擇修讀歷史與社會學,他覺得歷史可以給他事實,但他最後只有失望,因此又回到理論物理學去。費耶阿本德受到當時維也納學圈(the Vienna Circle)的影響,亦聽過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課,此時他認同學圈的實證主義傾向,包括堅持科學是一切知識的基礎,這與費耶阿本德後來的思想有強烈的反差。
費耶阿本德亦曾獲得英國文人協會的獎學金,準備到英國接受維根斯坦的指導,但在出行前維根斯坦就逝世了,因而轉到去跟隨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Karl Popper)。波普提出的科學證偽原則(falsifiability)對費耶阿本德影響很深,這原則指出有效的科學理論應該永遠保有能被否證的可能性,而毫無破綻、不可能否證的理論,亦必毫無價值與缺乏解釋能力,而根本不是科學理論。
科學與非科學之間的鴻溝
費耶阿本德的科學哲學是一種後設的科學理論,他批判的不是自然科學各個分支(諸如物理學、天文學)本身,而是科學家與科學哲學家對於科學的傲慢態度,尤其是他們對於科學方法的推崇。
費耶阿本德認為自然科學的成功並不完全依賴科學的方法,它本身就包含了不科學的知識來源。比如提出日心地動說的哥白尼(Copernicus)就深受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曾提出畢氏定理)影響,而後者的世界觀普遍被科學家認定為過於神秘主義與非理性,而予以排斥。在費耶阿本德眼中,「科學以外並無知識」只是科學教條主義者提出的一個「便利的童話故事」(a 'convenient fairy-tale'),他們為了鞏固科學的建制,不惜扭曲科學史的史實。經過科學史考察後,費耶阿本德指出科學其實並不如實證主義者或科學至上主義者所想的那樣純淨,每個關節都建基於實驗得出的事實。
科學的無政府主義
費耶阿本德的科學哲學,跟當時主導的理性主義科學觀大相徑庭,他著作的標題已經甚有挑釁性,諸如他的代表作《反方法》(Against Method)與《告別理性》(Farewell to Reason)。費耶阿本德的立場名為認識論無政府主義(epistemological anarchism),這亦跟他的「反科學」傾向頗為相襯。費耶阿本德認為根本不存在一些通用、毫無反例的方法論規則,以支配科學的演進與知識的增長。費耶阿本德指出,認定在科學的運作之中存在固定、普遍的規則,這種觀念對於科學本身根本不切實際,甚至是極為有害的。
費耶阿本德認為科學最開始本應是一場解放的運動,但後來卻變得愈來愈教條式與僵化,因而愈來愈變成一種意識形態:縱然科學獲得巨大的成功,可是同時開始具有壓制人的傾向,以至我們無法得出一種毫不含糊的標準,以區分科學與宗教、巫術或神話學。
費耶阿本德進而認為科學已經是一種排他性的支配思想,作為指導社會的手段,可是它根本沒有合法性、沒有基礎支撐,甚至是一種極權主義。由此來看,「無政府主義」並不盡是從政治借用的比喻,費耶阿本德思想中真的包含政治意涵。亦因此,費耶阿本德被他的批評者稱為「科學最糟糕的敵人」(the worst enemy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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