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是種族歧視的解藥嗎？
美國是最歡迎移民的國家，亦是最不歡迎移民的國家。這句話簡直是美國的最佳寫照。在這次美國大選，移民和種族成為中心議題。特朗普和支持者揚言要在美墨邊境興建城牆、強制遣返美國境內1,100萬名未獲確認身份的移民，以及拒絕穆斯林入境等等，顯示出強烈的本土主義立場，但正如很多人指出，特朗普的本土主義只是變了裝的白人主義。民主黨代表希拉里亦抓住共和黨的反移民立場而指責共和黨大搞排外主義和種族主義，強調會延續奧巴馬的做法，加快確認未獲身份的移民，甚至擴大規模，改革移民政策，令「無證移民」盡快獲得永久居留權和公民資格。
其實這次美國大選出現的本土主義和種族主義決不是偶發性事件，種族歧視在美國由來已久，特朗普和白人支持者的白人主義只是美國歷史上種族歧視的延續。雖然美國近年來向世界開放，允許大量外國人移民，但種族歧視問題早已根深柢固，猶如痼疾，難以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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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種族對抗模式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自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以來，來自世界各國的移民先後踏上這片新大陸，組成了五彩繽紛的美國文化。根據統計，18世紀70年代以來，新大陸居住了英格蘭人、法國人、德國人、荷蘭人、瑞典人和西班牙人，當中以英格蘭人為主，其次為德國人。由於英國政府支持，英格蘭人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均佔有優勢，英語和新教文化慢慢成為共同使用的語言和文化，於是盎格魯新教文化(Anglo-Saxon)漸漸成為主流的意識形態。1908年，美國教育家Ellwood Patterson Cubberley在文章〈改變教育觀念〉指出，那些新移民（非盎格魯撒克遜人種）企圖確立自己的風俗、習慣和儀式，人們應該拆散新移民的聚居地，盡力把他們同化為美國人，努力把盎格魯—撒克遜的正義、法制、秩序的觀念灌輸給移民的孩子，令他們尊重民主制度和認識存在於社會中的永久價值。這就是最早期的歧視模式—盎格魯—撒克遜同化論，但後來這個模式因表達出強烈的種族歧視氣息而遭移民反對。盎格魯—撒克遜同化論因而聲名狼藉並消聲匿跡，但不表示美國從此走上民族共融的康莊大道。
當各國移民為盎格魯—撒克遜同化模式的消失而鼓掌時，新型的文化歧視模式「熔爐論」又走上前台。1909年，猶太移民作家Israel Zangwill創作名為《熔爐》的劇本，鼓吹在新大陸上各族人民達成大融和，結成一個新種族。他激動地表示世界上所有人，不論種族、宗教都被偉大的煉金術士融合在一起。而美國人是一個新人種，遵照新原則行事，他必須接受新理念和新信念。但很快就有人指出，雖然熔爐論提倡要建立一個新人種、新文化理念等等，但盎格魯—撒克遜白人無論政治、經濟、文化和人口早已在美國社會佔有極大優勢，所謂的新人種和新理念可能只是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的再版，所謂的新文化更有可能比原來的盎格魯—撒克遜文化更加差劣，而且「新人種」和「新文化」亦有可能只是改頭換面的盎格魯—撒克遜同化論，其他的種族可能在這個大熔爐中被熔化得蕩然無存。
進入二十世紀下半葉，資本主義發展迅速，推動人口和資本在全球自由流動，美國因此迎來了移民高潮。美國政府通過《1965年移民法》，對各國移民採取歡迎態度。20世紀50年代平均每年有25萬人入境，70年代增加至40萬，其中大部份移民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當時美國與蘇聯正進行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冷戰，而第三世界人民剛好建立自己的國家，美國為了拉攏第三世界國家，不惜以放寬移民限制來爭取第三世界國家的支持。在1975年代，大部分移民來源於亞洲地區，取代拉美裔成為主流移民人口。但在70年代後期至今，拉美裔成為美國的主要移民，主要集中在美國的德克薩斯州、加利福利尼亞洲和佛羅里達州等等。
大量外來移民湧入美國，令到美國的人口結構出現變化。一方面，大批拉美裔人口進入美國，未來人口還會持續增加，預計在2050年拉美裔人口會佔美國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另一方面，白人人口卻持續下降，原因是大多數白人屬於中產階層，生活比較富裕，傾向追求高品質的生活，不願作大量生育。種族人口結構的變化，令美國文化趨向多元，迫使了美國相應地調整文化政策。一時間，美國上至政府、學界，下至民間團體都鼓吹多元文化主義。不過多元文化主義只是流於宣傳口號多於實際行動。事實上所謂多元文化主義主要集中對歐洲大陸白人族群的包容，其他非白人種族，例如亞洲人民、非洲人民和拉美裔人民往往遭到漠視。雖然在1960年代馬丁路德金帶頭發起黑人平權運動，令白人和黑人之間的對抗問題一度成為美國國人的聚焦點，但亞洲人和拉美裔人種仍是被忽視的一群。
到了本世紀，當拉美裔族群人口日漸增多，大有取代白人成為美國主流族群的勢頭時，不少白人精英分子終於按捺不住，紛紛著書立說表達憂慮。美國著名的保守主義思想家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其著作《我們是誰：對美國國家認同的挑戰》指出美國正在變成一個族群差異極大的社會，這將對美國信念、英語的法定地位、盎格魯新教文化構成諸多威脅，美國特性也將陷入危機之中。美國前總統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其著作《大失控與大混亂》表達了同樣的憂慮，他認為美國社會正從一白人主宰和塑造的社會變成一個由全球人口拼湊的社會，並可能使凝聚力進一步喪失，也有可能引起混亂，甚至有潛在的分裂作用。
其實單就兩位學者著作的名字而言，已經感受到強烈的白人主義氣息，更不用論其內容，但最為激進的是亨廷頓毫不遮掩地指出，美國的盎格魯新教文化正受威脅。從亨廷頓和布熱津斯基的著作，到近期美國大選中出現的反移民言論，可以看出隱藏在多元文化主義下的盎格魯斯新教文化正逐漸浮面，盎格魯新教文化至上的觀點至今仍支配著大部分白人的心理。亨廷頓的學生，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表示，也許只有亨廷頓這樣級別的學者才能發表如此觀點。亨廷頓的觀點實則上表達出美國政府對移民的開放態度，其實立足於盎格魯新教文化上對移民作出有限度的接受，只要新移民不威脅到白人利益，白人主義者可以「隻眼開，隻眼閉」，一旦威脅到白人的利益，他們就氣急敗壞地亮出自己的底牌，甚至盎格魯新教文化很可能一直是美國同化政策的主調。儘管過了多個世紀，現今美國社會的多元文化主義背後仍然存在著頑固的盎格魯新教文化。當然多元文化主義精神值得人們珍視，不過我們亦不能忽視多元文化口號很可能掩蓋了美國國內的種族歧視。
種族歧視的出路何在
美國的種族歧視不是簡單的膚色歧視，而是有政治、經濟、歷史和宗教等共同因素作用而成，而且自美國立國以來，歧視現象便一直存在，因此要解決種族歧視問題不可能短期內達成。雖然有人認為可以透過改善經濟、大量創造就業職位、增加社會福利等等，減少種族之間的經濟競爭，達到社會和諧。不過以美國現時的經濟狀況而言，全國經濟尚未從金融危機中甦醒過來，而且資本主義制度最為人所詬病是經濟發展具有周期性，每發展一段時間，經濟便會因為過度生產，造成市場供過於求而陷入經濟危機，種族之間又會再次陷入職位競爭和福利資源的爭奪迴環之中，所以經濟發展根本不能一勞之逸解決種族問題。
如果改革經濟困難重重，而且不是一時三刻能夠達成，那麼在文化上進行一場革新是否可行呢﹖有人認為可以在社會中重新提倡一種新型的多元文化主義，重申對各族人民的尊重和包容，以此來達到各族共融。不過又有誰可以保證新型的多元文化主義不會再次被盎格魯新教文化操縱呢﹖即使盎格魯新教文化隨著白人人口下降而退出主流舞台，人們也不能肯定會否由另一個種族文化取代盎格魯新教文化成為新型的文化霸權，而且在新型的多元文化主義的榥子下實行另一種族種霸權。
既然從經濟和文化方面均難以扭轉種族歧視的困境，或者比較可行的手段還是由政治體制入手。眾所周知，美國的自由主義向來不為人所討好，批評者指出自由主義要為當今美國經濟困局負上主要責任。無可否認自由主義在經濟領域容易引發投機、炒賣和剝削等等。不過自由主義有很多價值值得人們珍視，對美國種族對抗而言，自由主義可能是一劑良藥。傳統社會和保守主義社會最典型的特徵是強調社會的文化價值凌駕於個人權利，甚至規定了個人義務。在保守主義的理念下，公民就是能夠按照傳統的宗教、文化和道德的指導下生活，換言之，傳統的文化價值在公共領域內發揮積極的作用。
政治自由主義的最大創新之處在於區分了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公共領域指公民政治參與的空間，公民身份、政治義務和個人權利屬於公共領域，公民在公共領域需要尊重其他人的權利，反對人們把個人的文化、宗教和道德偏好等終極價值強加於其他人。在自由主義看來，文化、宗教和道德屬於私人領域，人們可以在自己的教會、家庭和私人聚會中發表自己的價值觀，但不能在公眾領域要求政府政策和文化宣傳向自己傾斜，更加不允許利用公共權力為自己宣揚自己偏好的終極價值。
美國的保守主義學者和白人主義者的錯誤在於混淆了公民身份認同和文化身份認同、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在自由主義者看來，公民是在公共領域中履行自己的政治義務，包括履行納稅的義務、對憲法的承認和對於公權力的服從並且為公權力所承認，但不必認同該國主流的宗教、道德和文化。如果說經濟和文化手段難以有效遏止種族主義的歪風，或者政治自由主義是一劑良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