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爾德：各民族生成不同的特性　並無一個民族天生優秀或低劣

在18與19世紀之間，本來在歐洲一直不被視為文化發源的德國，突然湧出了一堆影響力無遠弗屆的思想家、音樂家與作家。雖然這些德國人並沒有率先創立出新的文化形式或學術分支，但他們在任何一個思想範疇中都有最成熟的發展，而且開發出各種思想流派和藝術風格。在我們的日常印象中，或者在很多綜述性著作裡，這個時代都刻印著啟蒙理性的色彩，伴隨著欣欣向榮的氣氛。然而，這種印象在讚頌德國文化的同時，卻隱蔽了當時思想的多樣性，尤其是與理性主義思潮共同生長的反啟蒙主義和浪漫主義，事實上也是當時德國的主流，它們甚至更影響德國的民族意識。在1744年生於普魯士王國的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年8月25日－1803年12月18日）就是這種反啟蒙主義思潮的代表。赫爾德在今天的名聲當然不及康德、歌德或黑格爾，但他身後不同的學科或思潮都直接受他影響，說德國思想的步伐就是由康德和赫爾德二人所開啟出來，絕不為過。

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戰爭是驅使德國思想急速形成的政治事件，我們以前談論過的費希特、黑格爾、荷爾德林等人，都在盛年時期經歷這些突變，其生命和思想直接受到牽連，甚至可以說，德國思想家各自的特質，都在他們對法國大革命的評價中反映出來。與這些後輩相比，赫爾德的生平要安寧得多，他晚年雖然也旁觀了法國大革命及後續的恐怖統治，但他本人在生時，普魯士境內並沒有發生大型動蕩，他的生活也沒有戲劇性的變化。在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the Great）的統治下，普魯士跟隨英國與法國的尾巴開始了啟蒙運動和文化發展，赫爾德就是在這個相對太平和開明的時代創生了不少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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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爾德不愛社交，但他與不同面向的創作者都產生了深刻關係：赫爾德就讀柯尼斯堡大學時是康德的學生，此時康德還沒寫出第一部《批判》，而晚年他又是康德的最大批判者；他畢業後遊歷了德國各地，與年紀相若、還沒成名的歌德結成好友，共同引領了狂飆突進運動（Sturm und Drang），盛年時他們又同時轉向研究古典學。赫爾德在比克堡擔任牧師時還結識了作曲家 J. S.巴哈的兒子 J. C. F.巴哈，一起編寫了幾首頌讚曲。赫爾德雖然擁有多重身份，既是原創性豐富的哲學家，又是奠基性的語文學家（philologist），他在生時當過牧師、教過神學，而著作集裡面包括了文學評論、聖經研究、哲學、語言學和民族誌，但這種多重性在赫爾德身上是同一種思想立場的表現：反理性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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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赫爾德是反理性主義或者反啟蒙主義，並不等於說他反對社會改革或歷史進步；他雖然是神學家，但他從來沒有宣傳政教合一，他也不是站在既得利益階層的位置上去反對人類的普遍啟蒙——他從來沒有轉向蒙昧主義。赫爾德反對將理性看成人類的最高特質，是因為這種理性—普遍性壓倒了每個民族的特殊性。在赫爾德看來，啟蒙運動（不論是法國的、蘇格蘭的還是德國—康德的）所主張的理性，只是空洞籠統的秩序，在裡面一切東西都可以化約成別的東西，也就是說一切事物都可以被取代。在啟蒙運動者的眼光下，人類的歷史軌道，就是從黑暗、無意識和分裂的狀況中，一步一步將普遍和天賦的理性實踐出來，進而消解人類之間的差異、建立起平等而博愛的兄弟共同體。赫爾德贊同歷史進步的觀點，但他並不認為進步是以普遍性的程度來衡量的，對他來說，歷史的進步是民族精神（Volksgeist），即每個民族獨特的、不可取代的核心的展現和強化：進步不是線性和一元的，而是差異和多元的；也因此，赫爾德認為歷史哲學的研究不是從普遍公理去推演和判定人類的活動，而是要以感性和直觀進入不同民族的生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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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爾德反對啟蒙主義者的另一個出發點與盧梭相似，他們二人都認為啟蒙運動有根本性的精英主義心態。但盧梭關心的是階層歧視，而赫爾德關心的是民族差別：啟蒙主義者所說的普遍性，實際上是將古希臘、古羅馬，到文藝復興一直延續下來的高雅路線看成是唯一的文化。赫爾德固然也研究古希臘文化，他曾經對荷馬史詩的德語翻譯寫過評論，莎士比亞也是他所愛戴的作家（不過他更看重莎士比亞作品的情感，而不是其中的哲理和技巧），但除了這些正統經典之外，他更醉心宣傳一些「野蠻民族」的史詩：愛爾蘭的莪相（Ossian）、北歐的埃達（Edda），都由赫爾德開採成激發後人想像的材料——格林兄弟的童話作品就借鑒赫爾德的研究。赫爾德將古希臘、古羅馬、維京、愛爾蘭和德意志等不同民族視作異質但都是獨特的，其中並無高低之分，也不可能取消或化約任何一方——各民族只是生成不同的特性，但並無一個民族天生優秀或低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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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爾德就是從批判啟蒙運動出發，首先建構出德國的民族主義理論，但我們絕對不能把他的反啟蒙民族主義簡單看成是納粹主義的起源。以賽亞・伯林 （Isaiah Berlin）提出了一個極具洞見的比較，他認為赫爾德和後來費希特的民族主義是不一樣的。費希特首先是自由主義者和法國大革命的同情者，但當法國大革命轉而引發出拿破崙戰爭後，他卻最激昂地反對法國，不顧自己的大學教授身份，宣傳排猶、排法和德意志至上的民族主義。伯林認為費希特是一種反作用式的民族主義：德意志本來一盤散沙，反而是拿破崙這個外敵入侵才造就出民族認同。赫爾德的民族主義論述裡卻沒有反對他者的言辭，因為對他來說，民族主義者應該肯定地、積極地建構自己的民族內涵，而不需透過與外敵對比來反襯自己。赫爾德雖然更多地談論歷史哲學、語言學或民族研究這些「應用性」比較強、「思辯性」比較弱的主題，但他的多元主義和反對抽象普遍的立場是一貫的。從這個意義來說，赫爾德與古希臘的智者派、帕斯卡、齊克果、尼采、柏格森等反理性主義和反先驗理念的思想家們，都可以被劃入哲學史的另外一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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