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莉斯蒂娃：主體的無意識欲望與驅力，以說話的方式釋放出來
克莉斯蒂娃被視為這兩個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對於法國哲學、文學批評理論、性別理論與精神分析都有巨大的貢獻。今天是這位法國哲學家的七十九歲生日。
到法國扎根的異鄉人
1941年茱莉亞・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出生於保加利亞，早年受到俄國蘇聯動蘯的影響，同時亦得以認識著重研究文學語言結構的俄國形式主義學派（Russian Formalism），為她未來的學術之路埋下種子。1965年克莉斯蒂娃在一次機會下獲得獎學金到法國留學，在法國哲學家呂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與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指導下學習，並遇到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傅柯（Michel Foucault）與拉岡（Jacques Lacan）等法國重要學者。然而在她初來法國的日子，她深深感受到自己成為了異鄉人，後來她將這段經驗細緻地寫於《我們自己的異鄉人》（Strangers to Ourselves）。身在巴黎的她，自然亦經歷了六八學運風潮，曾經相信毛主義，但到過中國實地考察過之後感到失望，她見到的是蘇維埃的政治模式。
在學術上，克莉斯蒂娃以文學與語言學起家（她亦曾寫過一本語言學入門教科書《語言：未知》（Language, the Unknown）），於1974年出版代表作《詩性語言的革命》（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基本上定立了她往後的學術興趣：後結構主義、語言、主體性、精神分析與政治。
拉岡的精神分析是克莉斯蒂娃的主要參照，但她亦曾批評拉岡理論中對性別差異的忽視及行事上的大男人主義；她亦寫了一套三本書，闡述三位女性思想家，包括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drent）、精神分析師梅蘭妮・克萊因（Melanie Klein）與作家科萊特（Colette）。克莉斯蒂娃的性別理論加上這些行徑，使她頗自然地被當作重要的女性主義理論家，然而她本人卻否認這個標籤。（參考：女權主義者？克莉斯蒂娃如何被誤讀｜張凱旋）
後結構主義的主張
在二十世紀流行於法國的眾多思潮之中，克莉斯蒂娃受結構主義與精神分析最深（不少評論認為拉岡精神分析屬於後結構主義，但這有待商榷）。她稱自己是有份開創後結構主義的一員，認為結構主義過度著重共時性（synchronicity）的結構，講制約著人的客觀、無意識的靜態社會結構（比如共通的語言結構與經濟階級的結構）；而後結構主義則在結構主義之中重新引入歷史、時間、轉變與事件的動態向度，它較關注結構的歷時性（diachronicity），當中克莉斯蒂娃認為對結構的研究必要關注變動中的歷史與說話主體。
兩種語言與主體性
受俄國形式主義影響，克莉斯蒂娃於《詩性語言的革命》的研究主題是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等作家的法國前衛文學，同時提出了貫穿她一生研究的思想主線：主體與語言是互為建構的。克莉斯蒂娃承繼拉岡精神分析對於語言的基本主張：主體必然是說話的主體（speaking subject）；同時，「不存在後設語言（there is no metalanguage）」，一切語言都是被主體使用著的語言，不可能有自然科學態度之下研究的所謂客觀、靜態的語言（作為一種僵死的人造物）。以此為基礎，克莉斯蒂娃認為語言的哲學與主體性的哲學兩者是分不開的。
在主體的說話之中，克莉斯蒂娃提出了兩種意指（signifying）：象徵界（the symbolic）與符號界（the semiotic）。象徵界的意指遵從語言作為符號系統的規範，按照它的文法與語意進行；說話主體在表達意義時，嘗試盡量減低含糊性（ambiguity）。符號界的意指是主體出於內在的精神能量、無意識欲望與驅力，因此要以說話的方式釋放出來，因此這種意指是關於感受與情感的，而最彰顯於人類的音樂、舞蹈與詩。
克莉斯蒂娃雖然作了這樣的區分，但她並不認為兩者是完全分開的。象徵界不可能完全去除符號界的向度，尤其是在文學作品與日常生活的語言之中，說話主體的言說往往同時包含了兩種意指，既要按照語言規制來表達意義，同時亦負載著主體要釋放的內在能量。我們可以理解象徵界的意指是出於意識，符號界的意指出於無意識，而兩種意指與意識都是同時存在，互相交纏的。
克莉斯蒂娃認為我們從嬰兒期開始，主體即透過說話來建構起自己的主體性，這種建構不是一了百了的，主體本身就是一個不穩定、動態的過程，是一種在過程之中的主體。亦因此，克莉斯蒂娃稱自己在內在經驗的層面，做著微觀的政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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