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權主義者？克莉斯蒂娃如何被誤讀丨張凱旋
1965年的聖誕季，一個24歲的保加利亞女子從她的社會主義祖國到達法國巴黎。精緻的燈光與商鋪或許不及紐約的豪氣，卻也足以在她二十年後的回憶文字裡留下絲絲怯意。彼時誰能想到，這個「鄉下人」能在充斥著種族與性別偏見的巴黎文化圈立足、與遙遠的紅色中國結緣、甚至成為美國學界「法國理論」現象的一部分。如今，茱莉亞·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是少數幾位健在的重要理論家之一。她的言行著作還在持續地引發爭論，連她本人也時不時地回應外界對她的普遍誤解。儘管無力在一篇短文中為這些複雜的問題正本清源，我們還是被看熱鬧的心驅使著，動手撿拾一些關於這位傳奇人物的碎片。
無處不在的「互文性」
置身中文的環境裡討論克莉斯蒂娃，或許首先要提醒自己，我們所獲得的許多認識是經過了英語的中介。趙毅衡教授在給《詩性語言的革命》（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中譯版的評論中提到，英譯版大幅刪去了法文原著中 2／3 的內容，而中譯版也依循此例。如果說這樣的影響還是有客觀考量且無傷大雅，那麼趙教授所批評的「二手講解」「捷徑閱讀」則當真貽害無窮。導論、讀本中動輒為克莉斯蒂娃貼上「後結構」「後現代」的標籤，但對她著作的內容卻語焉不詳；一些研究論文將她的隻言片語拿來用，其實回到原書中多看幾頁，便知道不好這樣講了。近些年用英文讀本的中國學者越來越多，恐怕除了我們原有的舛誤，不少別人的問題也要複製一遍。
在克莉斯蒂娃提出的眾多概念裡，「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又譯作「文本間性」）應該是最被濫用最多的。用中文或英文檢索相關論文，多半是在討論一個文本（諸如電影、文學等）對另一個文本的引用、改寫或批判。望文生義的話，這似乎順理成章：“inter-”是「在之間」，“text”是「文本」，連綴變形成名詞當然就是兩個文本間的關係啦。這個直觀或者說庸俗的解釋實在太好用，以至於影評這類非學術的文章中也開始大談互文性，甚至有人在問答網站煞有介事地將它作為標準解釋傳授予人。不論是約翰·里奇（John Lechte）為代表的相關學者，還是克莉斯蒂娃本人都嘗試糾正這種誤解。她在著作與訪談中反復強調，互文性關注的不是文本之間的呼應，而是符號系統的歷史性變化。但是積習成俗，即便是作者本人也無力規範別人如何使用，以至於她還曾考慮換一個字眼來表達這個概念。
女權主義者？
克莉斯蒂娃在學界的名望，也與半個世紀以來持續不斷的女權／性主義潮流有關。在介紹女性主義的書籍中，她常被視為波伏娃以後「法國女權主義」（French feminism）的主要代表。中文學界更常將克莉斯蒂娃與露西・伊瑞葛來（Luce Irigaray）、愛蓮・西蘇（Helene Cixous）並稱為「法國女性主義的三駕馬車」。然而與西蘇一樣，她曾表示自己不是一個女權主義者。與一些地方熱衷爭當進步女權人士的風氣不同，與女權主義淵源頗深、卻拒絕被稱為女權主義者的法國理論家似乎特別多。這究竟是因為語言角度對本質主義的警惕，還是與特定時空的女權主義派別之間的分歧？讀過的材料中還沒有發現特別充分的解釋。
不論如何，在克莉斯蒂娃的著作中，讀者還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她對男性偏見的否定，以及與其他女性之間的情感連結。如果說她與優雅謙和的導師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商榷幾乎僅限於符號學問題，那麼她對大男子主義風格強烈的前輩拉康（Jacques Lacan）的批判總會讓人感受到學院中的性別政治。《私密的反抗》（Intimate Revolt）批判了拉康那種海德格式的語言哲學對性別差異的抹殺（值得一提的是，伊瑞葛來曾因為提出類似批判被拉康派掃地出門）。而在克莉斯蒂娃關於精神分析學大家克萊因的《梅蘭妮・克萊因》（Melanie Klein）一書中，她更是不留情面地揭露了拉康令人不敢恭維的行事作風。對克萊因和安娜・佛洛伊德（Anna Freud，西格蒙德·佛洛德的女兒）這兩位當時重要的女精神分析學家，拉康不僅在學術上前恭後倨、立場反復，更令手上的半本克萊因著作的譯稿不翼而飛。作者特別提醒我們，「拉康從沒正式承認弄丟了它！」在那個沒有電子備份的年代，很容易想見這是多麼嚴重的事件。除了克萊恩，克莉斯蒂娃的「女性天才三部曲」還關注了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與作家柯蕾特（Colette）。這樣的一位作者，即便不以女權主義者自命，又如何不令女權主義者們引為同道呢？
革命：社會主義或其它
雖然自60年代中便定居資本主義陣營的法國，克莉斯蒂娃與社會主義革命的故事卻沒有因此終結；甚至應該說，精彩的部分才剛剛開始。受到中國革命與蘇聯的感召，巴黎的左翼運動風起雲湧。以《如此》（Tel Quel）雜誌為陣地，她與巴特、菲力浦·索賴爾（Philippe Sollers，1967年成為她的丈夫）等成為了法國左翼知識份子的重要代表。巴特孜孜不倦地將馬克思主義融入符號學，以破除資本主義下的種種迷思；索賴爾更是毛澤東思想的公開支持者。1968年，克莉斯蒂娃參加了「五月風暴」（Mai 68）學生運動；1974年，她和巴特、索賴爾一起訪問正處文革中的紅色中國，還在1977年出版了《中國婦女》（About Chinese Women），此後與中國學界也頗有往來。不論是對於中國革命的理念（包括文化大革命）、還是更久遠的中國，她和許多法國知識份子一樣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以至於21世紀還有人在文章裡用氣急敗壞的字眼罵她。一個曾活在蘇式社會主義的女人更不該傾向毛主義——「歷史終結論」大行其道的時代裡，當權派以如此的邏輯為革命蓋棺。
世界陷入迷茫與困頓後，「革命」仍舊是克莉斯蒂娃著作裡的關鍵字，但「革命」此時又似乎變了涵義。90年代出版的《私密的反抗》開篇即談「今天要何種反抗？」（What Revolt Today），我卻找不到問題的答案；如果有的話，它不是什麼社會運動主張，而是關於語言與精神細微處的情感，讓人看不出要如何操作。沙特（Jean-Paul Sartre）和巴特等人的作品被連結到各種抽象的概念，而他們從不掩飾的的政治立場化消在一個叫做「反抗」的迷霧之中，這與《詩性語言的革命》中暢談毛主義和《實踐論》的克莉斯蒂娃大不相同。
近年來，克莉斯蒂娃的媒體形象和發言越來越多和基督教有關，也越來越和歐洲傳統與人文的危機有關。誠然，她對自己和宗教的關係有所界定，革命或社會主義也不是宗教的對立面，但在劇變的半個世紀中，她走過了怎樣的心路歷程依舊令人好奇。她會如何看改弦更張的中國，如何看特朗普（Donald Trump）、或是與特朗普作對的各路人士，如何構想現存秩序的變革？這些問題像她的符號學體系一樣難解，我只能冒昧地拋出來，留給有緣的讀者們。
參考資料
趙毅衡. 《跨回門檻的誘惑》. 符號學論壇，2016. http://www.semiotics.net.cn/index.php/publications_view/index/5355
Jeremy Jennings. “Mao’s Little Helpers.” Standpoint, October 2010. http://www.standpointmag.co.uk/node/3439/full.
John Lechte. Julia Kristeva.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3.
Julia Kristeva. About Chinese Women. London: Marion Boyars Publishers, 2000.
———. Hannah Arend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 Intimate Revolt: The Power and Limits of Psychoanalysis. Vol. 2.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 Melanie Klei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Katleen Van Langendonck. “En Être et Ne Pas Être: About Julia Kristeva.” Sarma, 2002. http://sarma.be/docs/2845.
Kelly Oliver, ed. The Portable Kristev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