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娜・鄂蘭：判斷力是最根本、最典型的政治能力｜沈昌鎮
作者｜沈昌鎮
從惡的平庸性到人類判斷力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完成1958年的作品《人的境況》（The Human Condition）之後，就一直在思考人類的「內在」心智活動的政治意含與可能造成的政治後果。這個寫作計畫一直持續到鄂蘭生命終結之時都沒有停止。其中，最為人所熟知的，就是「惡的平庸性」（banality of evil）這個鄂蘭在觀察艾希曼大審時所書寫的報導評論中提陳出來的概念：如果我們放棄了思考與判斷的能力，我們將可能犯下令人十分難以想像的極端之惡。換言之，「惡」並不源自於某種扭曲的、變態的人性上頭，而是根源於我們的每日生活之中——根源我們的放棄思考、放棄判斷的習慣之上。
值得注意的是，在寫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時候，鄂蘭還沒有對思考與判斷進行明確的區分。隨著鄂蘭對人類內在心智活動與其政治意含之探究的時間拉長，這二者的區分也愈來愈明確。對本文最重要的一點是，鄂蘭不只一次地強調：人類的判斷力是一種很特殊的能力：它是最根本、最典型的政治能力（the political faculty par excellence）。判斷力與理性思考的能力不同，後者的最特殊之處在於能夠進行邏輯推演，能夠進行一般化（generalize）與普遍化（universalize）的思考，從而能夠處理抽象的、普遍性的事物或概念。判斷力則十分不同。當我們在進行判斷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先把被評價的事物提陳到我們的思維活動當中，再現它、品味它、處理它，從而形成我們的判斷：「這是好的」（THIS is good）、「這是美麗的」（THIS is beautiful）等等。也就是說，當我們真正使用判斷力在評價一個事物的時候，我們是根據它的獨特性來進行判斷；用鄂蘭的話來講，就是將「特殊物件就其特殊性」來進行判斷（to deal with “particular qua particular”），而非將「特殊性遞交於通則性」（to subsume the particular under the universal）之下的一種認知活動（後者例如當我們在品嚐一杯飲料時，發現「它是一杯咖啡」：這是一種認知性的判斷活動，而與思考的關係較為密切。鄂蘭探討的重點則專注在評價好壞、美醜、喜惡等等面向的「美學判斷」上。）
判斷力的形式與角色
舉例來說，當我「真正」在評判我眼前的這一杯手沖咖啡的時刻（今天早上才剛剛沖好的「這」一杯咖啡），我並非在攝取某種抽象的、一般性的咖啡因飲料（它是一杯咖啡），而是會品味這一杯咖啡它的香氣、前味、豐厚度、果酸、後韻⋯⋯等等。也就是說，我是將這杯咖啡當做在時間性與歷史性的意義上，具有特殊性的一杯咖啡來品嚐，而與其他地方、其他時間所作出來的咖啡不相同──當我在品味、評價眼前的「這」杯咖啡時，它就形成了一個獨特的事件。因此，鄂蘭所說的 particular qua particular（特殊物件本身的特殊性），並非是對立於普遍主義（universalism）的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存在物，而毋寧說是一種獨一性、獨特性（singularity）。
就另一個角度而言，當我們在使用判斷力的時候，我們乃是作為一個「主體」來進行判斷（「我喜歡／不喜歡它」）：這是「我」的判斷。換句話說，當我們在判斷的時候，我們自身乃是作為一個獨特的個體來進行判斷的。因此，在進行判斷的過程中，不僅如前所述，被評價的物件獲得了獨特性；與此同時，進行評價的主體也獲得了獨特性──是當下的、「這個」獨一無二的「我」在品嚐「這」一杯咖啡。
因此，就主體與客體兩方面來說，鄂蘭說，判斷力的基本公式是 THIS pleases / displeases ME（「它使我感到喜歡／不喜歡」）。從現象學的角度而言（鄂蘭與德國現象學的密切關係就不用多說了），並非預先存在一個主體然後對客體進行判斷，而是判斷力的活動（the judging activity）、判斷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judgment）同時建構了主體與客體。更重要的，接續前一點的討論，判斷力同時建構了評判主體與被評價客體的獨特性（Judgment entails the singularity of both the judging subject the object judged.）。如果說，自由與責任是一個與「個體的獨特性」密切相關的議題，那麼我們可以說，正是判斷力同時提供了自由與責任的基礎（Judgment provides the basis for both freedom and responsibility.）。
需要注意的是，鄂蘭絕非一個自由主義式的個人主義者。鄂蘭在1970年的秋季班在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開設了一門關於康德《判斷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ment）的講座。透過對《判斷力批判》的批判性閱讀，鄂蘭指出，正是《判斷力批判》而不是康德其他的「政治寫作」，是康德所有著作中最具有政治哲學特性的作品（沒有「之一」）。從這個講座當中，我們可以看到鄂蘭很謹慎地不讓判斷力成為一種唯我論（solipsistic）的心智活動。在這個講座中，鄂蘭特別強調康德對於 sensus communis 的討論。所謂的 sensus communis 就是 common sense；而這個 common sense 不是我們一般所理解的「常識」，確切地說，它就是一種 community sense（社群意識）。台灣的李丁讚老師將其翻譯成「共通感受」，是一種社群感、共同感，一種關於「我群」的感覺意識。它是一種感覺意識，也就是一種前理性的、隱微的、不言明的意識感受。當我們在進行判斷的時候，我們所根據的並不是純粹主體性的個人喜好，反而是，在形成判斷的過程中，我們所依據的正是這種共通感受、這種隱而不顯卻影響著我們進行判斷的 sensus communis。換句話說，判斷乃是建立在想像中的他人在場並進行潛在同意的基礎之上；判斷不僅「依據」（according to）共通感受作為標準，並且「訴諸」（appealing to）社群意識的認可。當我們在進行判斷的時候，我們絕非作為一個原子化的個人在進行判斷，而是作為一個潛在社群的成員在進行判斷（當我對這一杯咖啡是否好喝形成我的判斷時，我也同時期待他人能夠認可我的判斷）。也就是說，判斷力為一個潛在的「我們」的建構提供了基礎；與判斷的形成共同浮現的，正是一個最原初意義上的公共領域。
從《The Human Condition》到《The Life of the Mind》中的判斷
如前所述，鄂蘭在1958年寫完《人的境況》之後，特別是歷經了1960年代關於艾希曼審判的後續爭議事件之後，就不斷地思考人類各種心智活動的政治意含與政治後果。值得一提的是，《人的境況》（The Human Condition）並非鄂蘭自己原先設定的書名，而是來自於出版商所給的一個明智建議。原本鄂蘭自己預想的書名野心並沒有這麼大，而是先暫定成 Vita Activa（這個拉丁文字面意思乃是「活動著的生命」），目的在探討三種人類在顯現世界之中的活動：勞動（labor）、製作（work）、與行動（action）。我們可以這麼說，在「人類的生存境況」這個更大的寫作計畫之下，其實分成兩部作品，一本就是1958年所出版的《人的境況》（也就是Vita Activa），探討人類的三種「外在」的顯現行動；而相對於此，鄂蘭在生命結束前幾年的另一項寫作計畫乃是探討三種「內在」的心智活動：思考（thinking）、意志（willing）、與判斷（judging），也就是 vita contemplativa（這個拉丁文的字面意思乃是「沉思的生活」）──真正的「人的境況」其實包含了 Vita Activa 與 Vita Contemplativa 這兩個子計畫，也就是包含了「外顯生活」與「心智活動」的兩個面向的討論。可惜的是，鄂蘭最終能沒夠完成這本書的寫作──1975年底的心臟病發，給我們留下了許多遺憾。鄂蘭死後，由她的好友 Mary McCarthy將已完成的前兩卷處理「思考」與「意志」的部份，於1978年出版成《The Life of the Mind》（中文版翻譯成《心智生命》或《精神生活》）。我們終將無法得知鄂蘭最後對「判斷」的處理為何。
從進行判斷（judging）到形成判斷（judgment），其實是一個從內在的心智活動到形成一個外顯的話語行為（speech act）的過程；也就是說，判斷就其整體而言，是一個在世界中顯現（appearing in the world）的過程。雖然鄂蘭打算在The Life of the Mind中處理判斷力，但實際上，判斷不全然屬於一種內在的心智活動，而是橫跨在 vita contemplativa（心智生命）與 vita activa（外顯活動）的分界線上；或用希臘文來說，橫跨在 bios theoretikos（理論性的生命）與 bios politikos（政治性的生命）的分界線上。用我們現在的話語來理解，也可以說，判斷力橫跨在所謂的「私領域」（主觀的思考意志感受）與「公領域」（客觀的顯現世界）的分界線上。接續前面所討論過的，判斷力不僅同時建構了主體與客體的獨特性，從而為自由與責任提供了基礎，它的活動同時也建構了公領域與私領域的形成與劃分。
於是，我們看到，雖然鄂蘭打算在《The Life of the Mind》中處理思考、意志、與判斷這三種心智活動，但未完成的第三卷──〈判斷力〉──其實將再度回到顯現世界，或者說，回到 vita activa 與 vita contemplativa 的基礎形成結構上，回到本體論意義上的、作為政治存在的人類活動與生存境況的討論上──這也是真正的 《The Human Condition》這個書名所提示的總計畫。這也是為什麼，鄂蘭會多次強調判斷力是人類最基本、最典型的「政治本領」（political faculty）的原因。雖然鄂蘭的遺作未能完成第三卷「判斷」的部份，但我們或許可以大膽猜測──根據鄂蘭整體作品對判斷的討論──也許她所設想的〈判斷力〉就包含了前面我所探討與推演的這個特徵。（為了表明我對鄂蘭的判斷，即，我寫作的自由與責任，我必須坦承，本文絕大多數的黑體字乃是我對鄂蘭觀點的進一步闡述，而非鄂蘭的原文。）
於是，我也猜想，鄂蘭不會不同意我假她之口，如此般地改寫康德那句有名的啟蒙格言，作為本文的結尾：
「因此，鼓起勇氣去使用你自己的判斷力吧！」
參考文獻
鄂蘭討論判斷力的篇章主要散見以下作品之中：
Arendt, Hannah. 1961. “The Crisis in Culture: Its Social and Its Political Significance.” I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Six Exercises in Political Thought, 197–226.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Arendt, Hannah. 2000 [1967]. “Truth and Politics.” In The Portable Hannah Arendt, edited by Peter Baehr, 545–75. New York: Penguin Books.
Arendt, Hannah. 1978. The Life of the Mind, Vol. 1. Thinking.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Arendt, Hannah. 1978. The Life of the Mind, Vol. 2. Willing.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Arendt, Hannah. 1992. 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Edited by Ronald Bein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rendt, Hannah. 2003. 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 Edited by Jerome Koh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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