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希曼大審訊：我沒責任，我沒有罪，我沒殺人
1961年的今天，是「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開審之日。受審者是二戰納粹的高官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他是清洗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的主要負責人。當時留美的德裔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親身赴往耶路撤冷聽審，並寫成長篇報告，使審判更受關注。漢娜在親眼目睹艾希曼的答辯之後，認為在他身上找不到一般人所想像的所謂極端邪惡的氣質或言論，她認為這更接近一種出於不加思考、平庸的邪惡（the banality of evil，或譯邪惡的平庸性或惡的浮淺之處，詳見下文）。這觀點於當成引起極大的爭議（尤其來自猶太人）。鄂蘭對這次審訊的報導出版成書，名為《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引發了一場被稱作二十世紀最複雜的政治討論。
鄂蘭的簡介可以參考──漢娜・鄂蘭：極權下的「平庸之惡」及「女哲學家」的問題
生活上有很多壞事，但往往每個人都說跟自己無關，普通人究竟是惡的製造者還是傳導者？曾瑞明曾就邪惡與平庸撰寫兩篇文章，從良知講到社會心理學，也剖析了惡與錯之間的區別。
香港學者戴遠雄曾專文回應曾瑞明以上兩文，並討論「平庸之惡」（台灣學界對「the banality of evil」的翻譯）可能引致的歧義理解，他建議可將此字更準確地譯為「惡的浮淺之處」。
01哲學曾訪問以「平庸的邪惡」為劇目的劇團，透過他們的視角，我們可以探視「邪惡的平庸性」如何表現在當今香港與台灣的社會。
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鄂蘭的問題：如何識別一整套漂亮辭藻背後的邪惡？如何在總體崩潰的滔滔洪水面前，能夠站穩腳跟，堅持基本的價值取向？如何在不僅是如火如荼的年代，而且在溫吞水煮青蛙的年代，不至於迷失方向？如何建立針對「惡」的防範機制，這是鄂蘭拋給後世永恆的問題。
最後也延伸到鄂蘭對於極權主義的著作——《極權主義的起源》。然而，跟書題「起源」相反，本書立意幾乎不在於從史料中研究個別極權政府如何得勢，甚至「極權主義」的定義都要待全書差不多完畢才大致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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