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娜・鄂蘭論惡的浮淺之處──回應曾瑞明丨戴遠雄

作者｜戴遠雄

鄂蘭在1963年初版的《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關於惡的浮淺之處的報告》（註1），一直引發激大爭議。在2011年，德國哲學家和史家貝蒂娜．斯坦尼思（Bettina Stangneth）出版《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大屠殺者未被仔細審視的人生》（Eichmann vor Jerusalem – Das unbehelligte Leben eines Massenmörders），開宗明義批評鄂蘭受艾希曼瞞騙（註2），詳細論證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審判裡的言論，是刻意偽裝出來務求淡化自己終生反猶的立場，因而令鄂蘭的觀點再度引起廣泛辯論。近日，曾瑞明先生在〈邪惡的制度，還是邪惡的性格？〉（註3）和〈平庸的惡，還是平庸的錯？〉（註4）兩篇文章中，以平易近人的語言討論鄂蘭關於惡的觀點，既觸及經常被拿來與鄂蘭相提並論的米爾格倫實驗（Milgram experiment），亦隱約談到斯坦尼思批評鄂蘭的觀點（註5）。加上，近年漢語媒體裡有不少講述鄂蘭的文章，直接或間接觸及鄂蘭關於惡的觀點。（註6）因此，筆者有意就目前的討論，對鄂蘭的惡的概念再進一解。我認為即使我們接受斯坦尼思的觀點，鄂蘭對艾希曼的看法需要稍作修正，但她的惡的概念仍然有值得參考之處。

首先，進入討論鄂蘭對惡的看法之前，關於她獨特的惡的概念的中譯，我主張把banality of evil譯成「惡的浮淺之處」。施奕如的中譯本把標題中banality of evil譯成「平凡的邪惡」，在內文第十五章最後一段則譯成「邪惡的平庸性」（註7），明顯不一致且欠缺解釋。蔡佩君翻譯鄂蘭的《責任與判斷》（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則把 banality of evil 譯成「惡之平庸性」（註8），評論者如楊淖豐、陳冠廷和曾瑞明亦譯成「平庸之惡」。「平凡的邪惡」和「平庸之惡」顯然改變了原文的意思，令人以為鄂蘭對納粹大屠殺的滔天罪行不過是平常之事（ordinary）。事實上，鄂蘭多番強調納粹大屠殺絕不平庸（banal）或常見（commonplace）（註9），以示其極度可怕、難以饒恕和理解。那麼，鄂蘭為何還用平庸一詞呢？因為她認為在艾希曼的審判中，我們看到有一種西方哲學史裡並未探討過的現象，就是犯罪者（在旁人眼中）犯下極其可怕的罪行時，直到被定罪至走上斷頭台的一刻，都沒有真正意識到這種罪行之嚴重性。鄂蘭寫道，艾希曼「用俗語來說，永遠沒有認識到他正在做的事情。」他完全「缺乏想像力」，不明白為何別人無法理解或同情他的行為。鄂蘭甚至認為他身上「這種與現實有隔閡和不思考，較之於可能內在於人的一切邪惡本能，可以招致更大的破壞——事實上，這就是我們在耶路撒冷的審判中可以得到的教訓。」（註10）

我之所以主張譯成「惡的浮淺之處」，一方面合乎英文原文，另一方面，更切合鄂蘭強調艾希曼所體現的邪惡缺乏深度，既不是植根於人性深處的惡性，也不是來自深思熟慮，周全思考而表現一致的言行。事實上，蔡英文也譯成「罪惡的浮淺性」，相信也和筆者有相類似的理據。（註11）。鄂蘭稱之為「惡的浮淺之處」，取其缺乏深刻之意，其言論和思考停留在表面，對自己的理解不能為自己和他人的言論所穿透（impenetrable），不能加以解釋，也不能為其罪名開脫，因此可說不會思考（thoughtless）。鄂蘭在1963年給好友 Gershom Scholem 的信中寫道：「我現在的看法是，罪惡永不是『觸及根源的』（radical），罪惡只能是極端的，它不擁有深度或任何惡魔的面向。罪惡可以叢生，以至糟蹋（lay waste）整個世界，因為它可以像真菌那樣遍佈整個表面。它是拒絕被思考的（thought-defying）。」（註12）鄂蘭之所以認為惡有浮淺一面，因為它會阻礙我們通過與旁人溝通，理解他人的言論，從而認識自己的行為，所以好像會「糟蹋整個世界」，也就是跟其他人認識的現實世界出現「隔閡」。惡之所以有浮淺一面，因為鄂蘭認為在艾希曼的「思考」過程裡，我們找不到更根本的理由為何他不懂思考（例如他並非智力低下），他的言論完全是膚淺的（shallowness）。（註13）由此來看，鄂蘭的「惡的浮淺之處」有別於康德所講的「根本惡」（radikal Böse），或者「惡的根本性」（the radicality of evil），植根於人性的深處。此點有待另文詳述。

接著，我們需要說明，為何斯坦尼思的《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大屠殺者未被仔細審視的人生》並沒有完全推翻鄂蘭的「惡的浮淺之處」。

首先，我們承應斯坦尼思對鄂蘭的批評部份合理，即是鄂蘭並沒有充份全面地掌握到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審判前的手稿，因此低估了他偽裝成一個純粹的官僚哄騙他人的能力（註14）。鄂蘭曾說過：「他（艾希曼）顯然不帶有對猶太人的瘋狂憎恨，也不帶有狂熱的反猶主義或任何類型灌輸而來的思想。」（註15）但是，斯坦尼思則指出，艾希曼始終認為猶太人是德國的真正威脅，德國人才是戰爭的受害者。（註16）然而，即使我們同意艾希曼是個反猶份子，鄂蘭的「惡的浮淺之處」仍有一定效力，因為它指向的現象是艾希曼不會思考、不能理解別人對他所作所為的觀點。事實上，斯坦尼思亦指出，艾希曼的「思想帶有獨語的結構」，他喜歡長時間自言自語，不斷重覆，完全沉醉於自己的思考當中，無興趣理解別人的話。（註17）因此，伯科威茨（Roger Berkowitz）就認為，鄂蘭視艾希曼為意識型態的倡導者（ideologue），並不是指他有很清楚的理據來支持反猶政策，而是指他本身受意識形態式思考（ideological thinking）所困。所謂意識形態式思考是指不管現實為何，意識形態（反猶）都是絕對正確的，受意識型態所困的人們不會按現實的證據和變化來修正其觀點，反而會扭曲現實來符合其觀點。（註18）由此來看，即使修正鄂蘭的觀點，接受艾希曼的確是個徹頭徹尾的反猶份子，但他仍然是個鄂蘭筆下「不會思考」的人。伯科威茨如此扼要地解釋鄂蘭的惡的概念，足以顯出它跟米爾格倫實驗的分別：「現代的惡不純粹來自對官僚權威的服從，今天的惡源自信仰意識形態的誘惑。」人們藉此從意識型態中獲得行動的意義，放棄獨立思考，漠視現實世界中不同觀點對其意識型態的挑戰。

其次，雖然斯坦尼思對艾希曼的心理分析詳盡，卻始終沒有觸及和挑戰鄂蘭對「惡的浮淺之處」所牽涉的政治分析。 鄂蘭認為艾希曼之所以「欠缺思考」（thoughtless）不是因為天生愚笨，而是在極權統治的環境裡逐漸養成。換言之，政治環境有助扭曲一個人的思考和判斷。鄂蘭認為大屠殺反映了，極權令人類陷入了「集體的道德淪喪」（註19），當中不僅指德國人，更包括許多歐洲人，不僅指加害者，亦包括受害者，他們嘗試合理化絕不道德的大屠殺。艾希曼本來對大屠殺的可怕暴力有所懷疑，但是在1942年參加了萬湖會議後，他就不再遲疑地執行，因為他看到會上納粹黨和政府高層都一致贊同大屠殺方案，並爭相推動此項任務以求獲取殊榮，他就「不再有任何罪疚感」。（註20）鄂蘭認為極權主義不只通過恐怖手段來統治，剝奪人民的自由，更會使大部份人不敢表露真實想法，謊言和自欺成為了常態（註21）。由此可見，缺乏了公共空間來表達和辯論真實的想法，會嚴重危害人的思考和判斷力，從而更容易孕育「惡的浮淺之處」。這是斯坦尼思分析艾希曼時忽略鄂蘭的政治面向。

最後，我們可以看到雖然鄂蘭強調極權有助滋長「惡的浮淺之處」，但她並不主張環境完全決定人的行動。她以「不參與」（non-participation）大屠殺或不協助納粹施政為例，說明極權威嚇人民，但並不能徹底剝奪人思考和判斷的能力。這些不參與納粹的人「明辨是非的能力完好無損」，他們「既非英雄，亦非聖人」，在大多數的時間保持沉默，但在必要的時刻就會像紹爾兄妹（the Scholls）那樣鮮明地反對納粹，道出真相。（註22）如果我們用鄂蘭的術語來說，紹爾兄妹勇於挑戰極權充份反映了追求善和公正的「根源」，就在其分辨對錯的能力不受極權所扭曲。這恰恰是艾希曼的相反，艾希曼一夜間足以顛倒是非價值觀，缺乏思考正因缺乏了「植源」，不再能分辨對錯。因此，從鄂蘭的觀點來說，艾希曼不是單純犯下重大的過錯，而是不意識到他參與屠殺的錯有多大，更不意識到極權對人的思考可以扭曲至何種地步，這就是「惡的浮淺之處」。

註釋：

註1：此書英文書名為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施奕如的中譯本書名為《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台北：玉山社，2013），倒轉了原書的書名，強調「平凡的邪惡」多於「報告」的性質。

註2：參看英譯本Eichmann before Jerusalem: The unexamined Life of a Mass Murderer, trans. Ruth Martin, London:The Bodley Head, 2014, xxii-xxiv.

註3：2018年3月4日刊於01哲學隨筆，存取日期為2018年3月11日

https://philosophy.hk01.com/channel/%E9%9A%A8%E7%AD%86/164505/%E9%82%AA%E6%83%A1%E7%9A%84%E5%88%B6%E5%BA%A6%EF%BC%8C%E9%82%84%E6%98%AF%E9%82%AA%E6%83%A1%E7%9A%84%E6%80%A7%E6%A0%BC%EF%BC%9F%E4%B8%A8%E6%9B%BE%E7%91%9E%E6%98%8E

註4：2018年3月11日刊於01哲學隨筆，存取日期為2018年3月11日

https://philosophy.hk01.com/channel/%E9%9A%A8%E7%AD%86/166669/%E5%B9%B3%E5%BA%B8%E7%9A%84%E6%83%A1%EF%BC%8C%E9%82%84%E6%98%AF%E5%B9%B3%E5%BA%B8%E7%9A%84%E9%8C%AF%EF%BC%9F%E4%B8%A8%E6%9B%BE%E7%91%9E%E6%98%8E

註5：在〈平庸的惡，還是平庸的錯？〉，曾瑞明談到：「一些歷史學家就質疑阿倫特的說法是非歷史的。艾希曼並不是普通人犯了大錯，種種證據都顯示了他有反猶傾向，亦相當殘忍——這較符合我們對惡的直覺。」

註6：崔衛平：〈有誰說過「平庸的惡」嗎？〉，2017年4月12日刊於01哲學，存取日期為2018年3月11日

https://philosophy.hk01.com/channel/%E6%80%9D%E6%BD%AE%20AVANT-GARDE/83918/%E6%9C%89%E8%AA%B0%E8%AA%AA%E9%81%8E%E3%80%8C%E5%B9%B3%E5%BA%B8%E7%9A%84%E6%83%A1%E3%80%8D%E5%97%8E%EF%BC%9F

楊焯灃：〈《極權主義的起源》： 民族政府無力應對全球問題〉2017年5月11日刊於01哲學，存取日期為2018年3月11日

https://philosophy.hk01.com/channel/%E7%A4%BE%E7%B6%93%E6%99%82%E6%94%BF/90330/%E3%80%8A%E6%A5%B5%E6%AC%8A%E4%B8%BB%E7%BE%A9%E7%9A%84%E8%B5%B7%E6%BA%90%E3%80%8B%EF%BC%9A%20%E6%B0%91%E6%97%8F%E6%94%BF%E5%BA%9C%E7%84%A1%E5%8A%9B%E6%87%89%E5%B0%8D%E5%85%A8%E7%90%83%E5%95%8F%E9%A1%8C

陳冠廷：〈無法言喻的平庸之惡──讀《責任與判斷》〉，2016年12月24日刊於說書，存取日期為2018年3月11日

https://sobooks.tw/responsibility-and-judgment/

葉浩主講，李麗美筆錄〈原諒與承諾 — 跟著鄂蘭想想政治和解與希望基礎〉，演講日期為2016年1月29日，存取日期為2018年3月11日

http://whogovernstw.org/2016/02/28/haoyeh2/

註7：《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頁279。

註8：蔡佩君譯：《責任與判斷》（新北：左岸文化，2016），頁74。

註9：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New York : Penguin, 1994, 288.

註10：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288. 施奕如的中譯本（頁317）把thoughtlessness譯成「麻木不仁」，顯然是個錯誤。不管英文thoughtlessness，或者鄂蘭肯定想及的德文Gedanklosigkeit，皆指不會思考、不懂判斷，完全沒有「麻木不仁」之意。

註11：蔡英文：〈導讀一〉，載於《責任與判斷》，頁16。

註12：Hannah Arendt, The Jewish Writings, ed. Jerome Kohn and Ron H. Feldma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471.

註13：Arendt, The Jewish Writings, 487.

註14：Stangneth, Eichmann before Jerusalem, 365.

註15：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26.

註16：Stangneth, Eichmann before Jerusalem, 226-227.

註17：Stangneth, Eichmann before Jerusalem, 231.

註18：Roger Berkowitz, “Did Eichmann Think?”, in The Good Society, Vol. 23, No.2, 2014, 193-205.

註19：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125.

註20：Ibid., 114.

註21：Ibid., 52.

註22：Ibid.,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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