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究竟說了什麼？我們對它的理解是否錯了？
作為當代世界國力最強的兩個國家，中國與美國的抗疫手法與成效卻有著顯著差別。社會主義一直被視為效率低下、貪腐嚴重、官僚無能的失敗制度，但中國的抗疫措施卻比資本主義美國更見效率，這種反差理所當然引起了大眾對兩國制度作比較。這種討論在中國內地尤其流行，不少學者與媒體都似乎因為在抗疫表現上優於美國而收穫了不少民族自豪感。
大部分評論者都以民主、自由與施政效能、平等這些模糊不清的對立概念討論國家制度和社會現象，比如有不少稱讚中國抗疫相對成功的人，就強調這是中國政府集權的貢獻，甚至有人以此取笑民主制理念，彷彿在稱許中國的施政效能時，卻又無意識地承認中國並不民主。
在這個熱烈討論的時刻，舉世知名，或者說惡名昭著的「西方制度代言人」、美國政治學家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又再一次受到傳媒與學界的關注。
以歷史哲學建構的比較政治學
福山的論文〈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最早發表在1989年的《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雜誌中。這篇文章一面世就因為大膽的觀點而備受國際關注，再加上福山所批評的蘇聯在兩年後解體，更讓人覺得他的判斷有準確的先見之明。
為了更進一步論述自己的理論預設，以修正批評者對他的誤讀，福山在1992年時將這篇思想實驗性比較強的論文（其標題結尾是一個問號）擴充成一部著作，命名為《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雖然在一些左翼批評者，例如齊澤克（Slavoj Žižek）眼中，「自由民主制是意識形態的終結」這個福山主義觀點本身也只是一種意識形態，但仔細閱讀福山的書寫，就會看到他有著清晰的哲學前設去支持他的判斷。可惜的是，福山著作的哲學維度完全被他的比較政治學所遮蓋，以致連批評他的哲學家也很少談到他的哲學見解，直接把他當成自由主義夢囈打發掉。福山的哲學見解雖然說不上深刻或創新，但絕對值得細讀，因為他作為社會主義的批評者，主要借用的哲學家卻不是英美哲學和自由主義傳統裡的大師，例如彌爾（John Stuart Mill）或波普爾（Karl Popper），反而是歐陸哲學中批判自由主義的尼采與黑格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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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將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區分成兩個命題，一，歷史有終結；二，歷史的終點是自由民主制（liberal democracy），並無其他可能性。
福山的論調面世超過三十年，但仍然有很多批評者只是望文生義，一些人指出蘇聯解體之後仍然有很多國際事件發生，而且不論在全世界範圍還是西方發達國家之中，社會問題和經濟不平等都越來越嚴重，以此證明歷史還沒有終結（這種聲音通常來自西方社會）；另一些人則指出非自由民主制的中國在這十多年的國力急速發展，已經遠超南韓、日本，甚至英國、德國這些「自由國家」，然後以此反駁歷史的終點是自由民主制（這種聲音主要來自中國）。
然而，福山在1989年、1992年、2007年以及2020年，都再三強調他說的「歷史終結」並非指世界末日或人類社會不會再有變化，而是指人類社會的演化過程已經到了階段上的邏輯極致。絕大部分論者（不論是支持者還是反對者）到了今天也誤讀他，難怪福山每次被問到「歷史終結論是不是錯了」的時侯，似乎都表現出無奈和尷尬心情，但仍然謙和地辯護說：「其實我的意思是⋯⋯」。
為什麼說歷史有終結？
歷史有沒有終結這個問題，重點在於如何定義「歷史」。福山認為人類的歷史是意識逐步朝向更自由的演化活動，但這並不只是單純的思想或主觀心理運動，因為意識還會構成客觀的、具體的社會形式；既然歷史的定義是意識的階段性發展，而不是指時間的流逝過程，那麼歷史當然會有邏輯盡頭：當意識到了最自由的時候，即當每個國家中的每個人都實現了自由和平等的社會關係時，歷史也就圓滿結束；福山更認為，以西方國家為代表的現代自由民主制就是這個歷史盡頭的表現，而其他社會形式，例如封建制、神權制、奴隸制、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社會主義等等，都不能實現最高和最普遍的自由，因而會被自由民主制所淘汰；社會問題的存在也不能用以證明歷史還沒有終結，這只是反映了有很大部份人類在意識和物質上還沒發展出最普遍的自由。福山這種見解其實就是一種稍微庸俗化、但大致上符合黑格爾原意的歷史哲學。
我們可以用黑格爾著名的植物比喻來理解這樣定義的歷史：植物生長的最終階段是果實，但這只是邏輯上的最高可能，並不保證每一顆植物都將會達到或已經達到果實階段；一顆植物由種子生長成果實費時一個月，另一顆費時三年，另一顆在長出莖部的時候已經死亡，又有另一顆植物處於溫暖濕潤的環境中準備開花，但突然遇到冷空氣，苞片一時封閉不開⋯⋯但無論如何，這些經驗上的具體植物都不會動搖果實階段高於種子階段這個邏輯。歷史的定義與植物同理，它有著最終階段，即自由民主制，但在經驗上許多國家還沒有達到這個階段。
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以至是黑格爾與馬克思對歷史發展的論述，其實都將「歷史」規定為人類自我實現的階段問題，而不是經驗時間流逝的問題。絕大部分人，包括歷史學者和哲學家，都沒有把歷史與時間這兩個性質完全不一樣的概念區分，而是將歷史直接等同為過去。若果把歷史定義為時間的流逝，而不是意識的階段發展，那當然就談不上歷史的終結，因為這等於說時間有終結。任何人當然都有權利不認同黑格爾與福山對「歷史」的定義，但假如我們不以福山所定義的歷史來理解他的分析，反而以慣常的含混用法來嘲諷他的判斷，那就會犯下稻草人謬誤。
歷史的終點為什麼是自由民主制？
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真正受爭議的地方，是「歷史終結在自由民主制」這個觀點。他認為90年代西方國家的穩定發展，而共產主義陣營漸漸衰亡或進行自由化改革就是最明顯的證據。歸根究柢，福山認為人的天性追求個體自由和社會尊重，而自由民主制最能夠普遍地滿足每個人的這些需求。自由民主制之外的社會形式不能持存，便是因為認識不到人的自由天性（例如古代的奴隸制），或者是制度上無法滿足大部分個體的自由需要（例如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
就是因為這種觀點，福山常常被批評為西方中心主義者，或者是空想的自由主義者，對西方陣營和資本主義的問題視而不見。然而，福山雖然認為自由民主制是人類社會的最終形式，但並沒有以道德性的言辭歌頌自由民主制；他也曾經與布殊政府劃清界線，拒絕支持美國以自由之名入侵伊拉克。
即使回到《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人》時期，福山也對「自由民主主義」非常警戒，長篇引用了尼采的「末人」（Der letzte Mensch）概念刻劃現代人類的精神軟弱和毫無鬥志；他也基本贊同黑格爾的戰爭論，認為國家之間的定期交戰可以讓過慣了和諧生活的個體國民面對死亡的挑戰，從而活化精神的鬥爭性格。
福山因此不斷抗拒自由主義的標籤，宣稱自己只是觀察到人類社會的自由化，而並不是支持它，更不承認自由民主制是完美的階段。福山甚至相信人性雖然追求自由與平等，但在實現了平等之後也很有可能感到無比厭倦，變成反對平等，繼而使社會有倒退和自我毀滅的可能性；在他看來，資本主義的競爭性和優勝劣敗原則便有了存在的必要性，能夠滿足一些人主宰他者的心理需求。如此看來，福山的比較政治學背後，其實是一套心理主義（psychologism）預設，將社會還原為追求平等和追求主宰他者兩種矛盾心理的拉鋸過程。
福山是黑格爾主義者？
福山其實從來沒有如評論者所言，推遲了歷史的終結日，或者「修正」過他的歷史終結論，因為他本來就沒有提出什麼自由主義樂觀宣言，而只是用一個庸俗化的黑格爾哲學來分析後冷戰政治發展。
說福山庸俗化黑格爾，原因在於他將黑格爾的精神概念簡化為意識，也沒有區分精神哲學對意識與無意識關係的描述；黑格爾在1822至23年的世界歷史哲學講演中，確實描述過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同時指歷史的目的）就是人類實現了極致的自我認識、將主體和客體之間的分裂狀況消融在絕對性之中，而唯有這種本體論上的和解才得以被稱為自由。福山對這些宗教性深遠的論述關係不表關注，他對黑格爾的自由概念也只是取其皮毛。
當然，黑格爾也只是一個對比參照，而並不是一個終極權威，福山去除了帶有神學色彩的術語，將古典哲學簡化成一套世俗化的、現實主義的比較政治學原則，這種做法完全值得稱道。但正正因為福山只抽取了黑格爾的歷史判斷，而沒有追溯黑格爾的本體論預設，所以黑格爾所批評的傳統哲學錯誤，即康德主義的困境，福山自己都犯上了。
康德的批判哲學將一切特殊性看成病理的（pathological）、減損著普遍性的東西，而為了達到嚴格的普遍性，一切特殊性都需要被剝開；而黑格爾則定義具體的普遍性必定包含特殊性，普遍的法則不能不透過特殊東西表現出來。我們在此不用細究黑格爾與康德之間的形而上學差別，只需要理解黑格爾對康德的這個批評：黑格爾認為一種抽象的、不包含特殊性的普遍性只不過是概念上的僵屍，沒有區分現實的能力，甚至連解釋自己也不會成功。
福山所說的自由民主制，正正是這種政治學概念上的僵屍，完全理解和區分不了特殊性的差異。「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MeToo 等社會運動，以及普京與習近平各自提出的愛國主義思想，這種種具體脈絡差天共地的社會論述都被福山當成是同一類政治現象——過於側重自己特殊性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而這種政治新風氣正在減損自由民主制這種普遍人類的渴望。
但是，如果福山認為每個具體的、特殊的政治現象都與自由民主制對立，那其實就等於說自由民主制自身並沒有具體性和現實性。就是因為福山從來都把自由民主制看成是無條件和無主體、直接反映普遍人性的社會形式，所以他常常迴避一個事實：每一個自由民主制國家都建立在殖民主義和支配他國的歷史上——事實上，「人類整體」從來不是一個有效的政治主體，西方自由民主制也不是「人類整體」的活動，而是歐美白人、資產階級、殖民征服者這些具體、特殊的人的活動。這種抽象普遍概念引起的幻覺，也使得福山只能看到每一個國家在自由的路上各自修行，而一個國家如何影響另一個國家的自由發展，卻完全不在他的視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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