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歐塔：敘事的合法性，是知識的第一問題
作者｜黎子元
《後現代狀態：關於知識的報告》（1979）是法國哲學家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1924－1998）最廣為人知的著作。在這份為加拿大魁北克省政府大學委員會準備的關於發達國家在二十世紀末知識水平的專題報告中，李歐塔以「知識商品化」作為這個時期的顯著趨勢，描述了他稱之為「後現代」的當前狀態。也就是在這份報告裡，他提出了在批判理論中一旦談及現代性問題、殖民／後殖民問題就往往會被頻繁引用的「宏大敘事」概念。「宏大敘事」是什麼意思？它和「後現代」有什麼關係呢？
李歐塔認為，如何獲得合法性是自古以來對於知識來說至關緊要的問題。能否給出一套合情合理的敘事（narratives），恰恰是知識是否獲得合法性的關鍵所在。而獲得了合法性的知識可以成為社會組織的基礎，這也彰顯出理論建構、講述故事等敘述活動（narrations）在社會組織過程中擔當的根本功能。借用維根斯坦的「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s）概念，即從玩家、行動、規則調整等語用學的角度理解語言活動，李歐塔將各種不同領域中的敘述活動皆視為語言遊戲，並由此得出推論：社會聯繫其實就是由紛繁多樣的語言遊戲所構成。
那麼這些分門別類、各不相關的敘述活動／語言遊戲，又是如何相互勾連、整合成社會總體的呢？李歐塔為此提出了「後設敘事」（meta-narratives，或英譯 master-narratives）概念，指稱從背後規定了各種敘事之間關係的總體規則。換句話說，後設敘事不是任何一種具體的敘事，而是一套抽象的、位於更高層級的，以敘事與敘事之間關係為對象的，具備整合功能、調解作用的系統性框架。恰恰因為有了這套框架，分門別類的敘述活動才能夠被編寫到同一個故事之下，各不相關的語言遊戲才能夠匯總成同一個社會組織。
藉助後設敘事與敘事（meta-narratives / narratives）這對概念，李歐塔力圖給出具有一般性的理論解釋。所以在他看來，後設敘事管控、統合敘事的操作其實自古有之，例如亞馬遜叢林部落講述部族故事時就使用固定套路來組織敘事。只不過到了現代，則出現了兩個尤為顯著的發揮著後設敘事功能的「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s）：其一，哲學的思辨敘事，其二，政治的解放敘事。前者關於真理的合法性，以黑格爾的精神之旅及「絕對知識／真理是整全」為體現，後者關於自由的合法性，以法國大革命、啟蒙運動、馬克思主義的「解放全人類」為體現。兩者可以合稱為「現代性的宏大敘事」，它們將無數微小、分散的敘事都整合到了人類進步的偉大故事當中，彷彿一切社會問題在未來都可以迎刃而解。
在釐清了何謂現代性的宏大敘事之後，李歐塔就可以來表述他所理解的「後現代」究竟是什麼意思了。在他看來，後現代可以被歸結為一點：對宏大敘事的質疑與清算。所有可以被稱為後現代的理論、文藝與政治，都應該致力於抵制乃至顛覆宏大敘事在社會組織中發揮的決定作用，應該質疑、批判現代以來形成的，只要通過人類的不斷進步，所有問題在未來就能獲得解決的迷思。
隨著現代性的宏大敘事遭受反復衝擊，甚至最終被徹底推倒，當前變得日益顯著的就是李歐塔所描述的「後現代狀態」（the postmodern condition）：原本由後設敘事所發揮的統合各種敘事的功能遭到禁毀，導致這些紛繁錯雜的敘事不再能夠被編寫到同一個敘事之下，形成千差萬別的敘事各自為政、敘事與敘事之間彼此矛盾的知識碎片化的局面。隨著宏大敘事名譽掃地、不復掌權，當代文化中便出現了大量對宏大敘事的戲仿（parody）與挪用（appropriation）。同時，失卻宏大敘事之後，取而代之的則是無數微觀敘事和彰顯敘述活動本身的遊戲狂歡。
然而，後現代狀態也不是憑空出現的，它的出現自有它的歷史條件，即資本主義社會和二戰後科技的發展，總而言之就是當代社會對於功效的彰顯。李歐塔認為這構成了對於現代以來的哲學的思辨敘事和政治的解放敘事的妨害，進而使得現代人的自我身份認同發生龜裂與崩塌，陷於四分五裂的敘述活動／語言遊戲。而在知識商品化的顯著趨勢下，喪失了固有後設敘事統合的敘述活動，如今已經遭到資本財團、跨國公司的操縱與主導，這使得知識不應該再被視為中性的，相反，知識勢必充斥政治性並捲入權力鬥爭。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後現代狀態呢？是任由失去規範的敘事瘋狂生長、相互競逐，還是重塑後設敘事，再次為敘事建立起規範？
主張「現代是一項未竟工程」的德國哲學家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對於「後現代」的提法持懷疑態度。他批判李歐塔的「後現代主義」只構成了一種新的「保守主義」，即通過反對宏大敘事，鼓勵碎片化的知識和戲仿的文化藝術，達到對於自由這單一價值的無盡彰顯，從而忽略了其他同樣重要的價值。為了自由，可以拋棄對於真理和解放的追求，這實際上是對啟蒙運動的反動。哈貝馬斯於是主張人們應該探求重新調解呈碎片狀的對立立場的方法，例如他發展的公共空間與溝通理性的理論。
李歐塔針鋒相對，犀利地回應哈貝馬斯，認為對方所謂的「現代是一項未竟工程」的主張，只不過是一種自康德、黑格爾以來過分迷戀整全（totality）的「極權主義」，在政治上它體現於二十世紀的納粹和史太林體制。在當代這個宏大敘事已經分崩離析的狀態下，仍試圖把各個領域的敘事再次溝通和整合起來，這種以溝通行動達至和解（reconciliation）的努力，事實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甚至可能帶來恐怖的後果。
相反，李歐塔發表於1982年的論文〈對提問的答覆：什麽是後現代？〉從後現代文化的碎片化與戲仿中看到了積極意義，認為彰顯敘述活動本身的遊戲，將有助於人們從現代以來由現實主義文藝建立的現實感中脫身，看清這種現實感並非現實本身。他著重探討了後現代主義文藝與「崇高」（sublime）這個美學範疇的密切關係，認為它顯示出現實主義文藝無法處理的不可表現之物。恰恰是自現代主義文藝以來對不可表現之物的試圖表現，才不斷造就新的敘事、新的語言遊戲。而後現代主義文藝實際上是對現代主義文藝的強化，二者皆是對現實主義範式的突破。
總結李歐塔的「後現代」理論，可以將其視為對一切已經建成的語言遊戲的質疑與顛覆，從而開展出一個不斷反省與批判的進程。由此可見，李歐塔所表述的「後現代」與鼓吹「什麼都行」（everything goes）的「後現代」絕非一回事兒。而後者恰恰是李歐塔在他的著述中極力批判的當代意識形態。為此，我們必須劃分兩種「後現代」：一種是以李歐塔的表述「後現代就是對宏大敘事的清算」為體現的、作為批判立場的後現代，而另一種則是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氾濫的、作為犬儒主義的後現代意識形態。而後者的遺毒，在今天尚待被好好清算。
延伸討論文章──#13 兩種「後現代性」 | 黎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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