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伯馬斯：大辯論者 - EP96
（上篇：喬姆斯基：普遍文法 - EP95）
2015年8月，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Kluge Prize）頒發給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與泰勒（Charles Taylor），肯定他們在人文思想及公共知識界的貢獻。不僅表示他們的哲思能力受到學界認可，也包括肯定他們在跨領域人文學科整合之貢獻；尤其在面對當代迫切且深遠的社會問題時，如何以哲思學術能力，提供一套以政治及道德為基礎的論證。這使得哈伯馬斯與泰勒不只是擁有哲思能力的鴻儒，也是擔負社會責任的公共知識份子。
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德︰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英︰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認識與旨趣》（德︰Erkenntnis und Interesse／英︰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溝通行動理論》（德︰Die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英︰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等著作之出版，奠定了他在現代學界的重要地位。
哈伯馬斯是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學人，他於波恩大學以一篇研究德國哲學家謝林（F.W.J. Schelling）的論文獲博士學位，之後當了兩年自由撰稿的記者。於1956年前往法蘭克福大學擔任阿多諾的助手，但之後與霍克海默的矛盾日益加劇，並於1971年辭職。他於1971年前往普朗克科學技術世界生存條件研究所任所長，但之後又在1983年重返法蘭克福大學任教，直到退休。延伸閱讀：法蘭克福學派：阿多諾、馬庫色、班雅明
無論是在歐陸還是英美社會政治哲學界，哈伯馬斯均以無役不與的形象見聞於公共知識圈。1953年7月25日，時年24歲的哈伯馬斯就以〈打著海德格旗號反海德格所思〉（Mit Heidegger gegen Heidegger denken）投書《法蘭克福廣訊報》（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名震公共知識圈。2014年6月，當社會學家多姆（Stefan Müller-Doohm）為哈伯馬斯八十五高壽推出《哈伯馬斯：一本傳記》（Jürgen Habermas: Eine Biographie）時，《法蘭克福廣訊報》也以〈大辯論者〉（Der Herr der Großdebatten）為題撰文介紹此書，算是為哈伯馬斯下了最適切的註解。
這位「大辯論者」論戰之對象，廣泛涵蓋著政治人物、學運領袖、各學科如哲學、政治學、社會學、法理學等學者，數目之多繁不及備載。時至今日，年已耄老的哈伯馬斯仍舊針砭時事、筆走江湖，就當前世界局勢議題如歐陸難民潮、歐盟解體危機等提出己見。本次「無睡意哲學課」則摘選了幾場論戰，藉此呈現哈伯馬斯無役不與的「大辯論者」形象。
社會學說之辯
1968年，哈伯馬斯與盧曼（Niklas Luhmann）就社會學說展開論戰。兩位學者雖均自認師承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與韋伯（Max Weber），也同樣重視溝通在社會學中的作用，但發展出截然不同、甚至相對的理論體系。
當時盧曼在歐陸學潮之際，受哈伯馬斯之邀參加法蘭克福大學第十六屆社會學人日，以〈現代系統理論做為整體社會之分析〉發表講學。承襲帕森斯的結構功能論，盧曼的學術關懷是建立一套可以整全地描繪社會圖像的理論，並不涉及政治社會理想藍圖，也無關乎歷史時間對社會的影響及轉化，也就是說，盧曼將自身（社會學家的身份）視為純然客觀的社會觀察者，並不涉及人類社會中的道德、判斷、社會批判等應然或規範性層面。然而，哈伯馬斯提出的質疑是，盧曼的系統理論是否為「使得統治合法化的社會技術」？他認為系統理論只是一種新型的意識形態：「某種官僚技術的高階形式－－將當今實際問題定義為技術性者」。承襲詮釋學及（新）馬克思主義的哈伯馬斯，將社會學視為一套社會批判、揭櫫現實處境與改革進步之道德義務，因此他認為盧曼的理論體系缺乏人文思考、只是冰冷的技術而已。哈伯馬斯評價盧曼的理論時說他的理論「全然錯誤，但有品質」（Es ist alles falsch, hat aber Qualität）。
這場論戰收錄在1971年蘇坎普（Suhrkamp）出版社的《社會理論或是社會技術理論：孰以率領系統研究》（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oder Sozialtechnologie - Was leistet die Systemforschung?）。總而言之，盧曼認為溝通來自系統自身的「目的─功能」之運作，而哈伯馬斯則認為溝通是個體間互為主體的公共理性而來。哈伯馬斯與盧曼雄踞歐陸社會學界半壁江山，至今仍舊影響著社會學理論的範式發展。
現代性之辯
哈伯馬斯與傅柯（Michel Foucault）就現代性進行交鋒，據波士頓大學政治系教授施密德（James Schmidt）在其部落格回憶起這段往事：1983年秋日，波士頓大學曾邀請哈伯馬斯與傅柯，就康德〈何謂啟蒙？〉兩百週年紀念撰文對談；當時兩位當代哲人，儘管案牘勞形，但均表達出高度興趣。可惜的是，當時身體狀況欠佳的傅柯，在隔年6月25日去世，使本來規劃於1984年秋日的對談，成為一場哲學史上的殘懸之念。儘管如此，傅柯身後的文獻陸續整理出版，包括由柏克萊大學所主持的論叢等－－同樣邀請了哈伯馬斯、傅柯、泰勒、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羅蒂（Richard Rorty）等撰文－－使得當代哲人就現代性思想之交鋒，仍舊能躍然紙上。
兩位哲人僅在1983年3月有過一面之緣：當時哈伯馬斯在法蘭西學院發表系列講學，內容收錄在《現代性的哲學對話》。傅柯的思想體系是站在康德及其啟蒙理性的對立面，而哈伯馬斯的思想體系則是倡導且承襲康德啟蒙理性的思想計畫。在更早之前，哈伯馬斯認為傅柯、巴塔耶、德希達等人為「年輕保守主義者」（Young Conservatives）。雖然哈伯馬斯之後不再以此看待傅柯，但仍因為他可能較偏向海德格或是德希達的思想體系，而視之為啟蒙理性的對立面。而傅柯自己則是如此看待自己：藉由尼采與韋伯，穿透黑格爾到法蘭克福學派的思想體系。
相較於側重「知識─權力」社會本體的傅柯，哈伯馬斯則一直將康德以降的現代性運動視為未竟之業。他的著作諸如《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等都可視為正面呼應康德的〈何謂啟蒙？〉，也就是說，哈伯馬斯將啟蒙理性等同於公共溝通理性，藉此設立一套普遍的政治及道德規範。就哈伯馬斯正面肯定康德的思想遺產，並且視之為未竟之業而言，也反映出他的思想體系跟上一代法蘭克福學派學人被詬病為陷溺在歷史虛無主義，是截然不同的。
史家之辯
「史家之辯」（Historikerstreit）是哈伯馬斯在1986至1987年間與德國史學家，就納粹的歷史罪行進行的論戰。當時分裂的德國正陷入要怎麼面對納粹歷史跟國族認同的困窘當中，這也是為什麼會發生史學家論戰的原因。當時可約分為兩個論戰陣營：一邊是恩斯特．諾特（Ernst Nolte）為首的修正主義陣營，包括希爾格魯伯（Andreas Hillgruber）、史讀默（Michael Stümer）及希德布蘭特（Klaus Hildebrandt）、費斯特（Joachim Fest）等史學家，文章多見諸於《法蘭克福廣訊報》；另一方面是哈伯馬斯為首的批判陣營，包括摩姆森（Hans Mommsen）、耶克勒（Eberhard Jäckel）、奧夫史坦（Rudolf Augstein）等，文章見諸於《時代報》（die Zeit）、《鏡報》（SPIEGEL）、《日報》（die Tageszeitung，TAZ）等。
以諾特為首的修正主義陣營，在1986年6月6日《法蘭克福廣訊報》刊出〈往事並不如煙〉（Vergangenheit, die nicht vergehen will）－－探究納粹統治期間暴政的歷史起源，認為納粹集中營的種族屠殺是模仿蘇聯古拉格（Gulag）勞改營階級屠殺的產物，並非當時第三帝國的特有現象，而是針對蘇聯共產主義階級運動的過度防衛之反動。然而，這樣的說法被認為是為納粹脫罪，不但為納粹的歷史罪行提供了一種相對主義的合理化解釋，也否定了納粹暴行的獨特性，故在當時招致了很大的爭議。
同年7月11日，哈伯馬斯以長文〈一種傷慟的清理〉（Eine Art Schadensabwicklung）投書《時代報》抨擊以諾特為首的「修正主義」（Revisionismus）史家，也包括希爾格魯伯、史提玉默及希德布蘭特等。這篇文章點名批評這四名史家的「德國歷史書寫的抗辯傾向」是為納粹歷史罪行脫罪，並且駁斥了這種以歷史文化為基礎的國族認同感，認為對納粹的罪行進行歷史合理化的書寫，只是建立了頑固保守的國族認同；進而，哈伯馬斯則引述「憲政愛國主義」（Verfassungspatriotismus）的概念，否定德國過往歷史發展中的特殊道路，認為應該更積極融入「西方政治文化」，以憲政體制的公共性取代以血緣歷史所建立的國族認同。如此以公共溝通所建立的政治共同體，也不單只是德國自身的政治工程；往後，哈伯馬斯也將此概念推行到歐洲聯盟整合的論述上。
恐怖時代之辯
哈伯馬斯與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的德法論戰早在1980年代就開始。前面提到哈伯馬斯視德希達為「年輕保守主義者」之一，在《現代性的哲學對話》中批評德希達的解構理論是自相矛盾、不夠嚴謹，而德希達除了《多義的記憶：為保羅．德曼而作》（Mémoires: For Paul de Man and Limited Inc. ）外也沒有更進一步的回應。兩位學人的冷戰也使得德希達在1980年代中期的德語知識圈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直到1999年兩人在哲人博拉朵莉（Giovanna Borradori）的引介下握手言和，並在2000年於法蘭克福，共同就法律、倫理、政治哲學籌辦座談。
哈伯馬斯與德希達的思想體系雖仍南轅北轍，但逐漸在公共議題的關懷上有了共識。2001年9月11日，美國紐約等地的大規模恐怖攻擊震撼了世界秩序。博拉朵莉再度邀請兩位哲人分別坐下來進行訪談，並隨後於2003年出版為《恐怖時代的哲學》（Philosophy in a Time of Terror）。德希達將此恐怖攻擊視為一場為全球公眾藉由媒體所目睹的「重大事件」（major event），已經銘刻在歷史時間中：「911事件」已成為人類語言詞彙中的一部分。德希達也提出，在恐怖時代下傳統戰爭的敵我關係之界限已經模糊，並不能再用地緣政治的界限劃分：恐怖主義已重新劃分出敵我關係的界限。
哈伯馬斯則將此恐怖攻擊呼應上個世紀初的兵馬倥傯，威脅與恐懼再度籠罩的社會，但是他也認為布殊政府的反恐戰爭將會是嚴重的錯誤：一方面將恐怖行動這類暴力的犯罪提升至高度政治化的戰爭行為，另一方面則是面對龐雜散落的恐怖「組織」，是不能用戰爭一詞去精確地定義的。
2003年5月31日，哈伯馬斯、德希達等學人聯合起來，針對伊拉克戰爭、歐洲整合面對的重重障礙、以及如何重新定義歐洲在世界中的角色等重大公共議題，發表共同宣言：「我們戰後的復興：歐洲的重生」（Unsere Erneuerung. Nach dem Krieg: Die Wiedergeburt Europas），提出核心歐洲的同盟概念，呼籲歐洲整合的核心價值，在於憲政主義、基本人權等，也為當代公共知識圈對社會寫下政治理想藍圖的里程碑。
（下篇：阿甘本：餘民 - EP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