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預言與危機——紀念1917年俄國革命100周年（六）丨汪暉

伴隨著社會主義國家的建成，革命政黨的執政地位和權力壟斷成為基本的政治特徵，由此產生了兩組矛盾，其中第一組是如何處理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地位與國家立法行政體制之間的關係。正如韋伯所說，在勞動分工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歷史時期，任何一種政治形態都不可能徹底擺脫官僚制度。無論是巴黎公社的失敗，還是19世紀民族國家體系的鞏固，都證明國家作為這一時代的支配性政治形式是難以回避的。在這方面，簡單地指責社會主義國家保留了官僚機器或國家並不具有真正的深刻性。根本問題在於：在國家繼續存在並不斷加強的條件下，作為「群眾嚮導」的革命黨如何避免自身的官僚化，進而使國家成為一種包含著自我否定趨勢的政治形式，即包含著參與性民主活力的政治形式？列寧一再強調保持布爾什維克與蘇維埃之間的必要區分的重要性，毛澤東也認為「階級的專政與黨的專政是有分別的東西，黨只是階級的最覺悟的一部分人的組織，黨應當而且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國家中起領導作用，黨不應當而且不能代替階級去實行專政。」【註102】但社會主義國家最終發展為一種獨特的黨-國合體，「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針、政策、計劃都必須統一由黨中央規定」。【註103】

政黨國家化一方面導致中心化的權力集中於政黨，另一方面則使得政黨與大眾的距離日益擴大。伴隨政黨角色的變化，社會主義的國家體制得到鞏固，而馬克思預設的這一國家體制的自我否定性卻近於消失。如果說政黨國家化是人民戰爭傳統逐漸喪失活力的產物，那麼，探索克服政黨國家化的方式之一，不可能僅僅局限於形式主義地討論黨政分離和黨的組織建設，而應該從那個逐漸喪失的傳統中探索參與性民主或人民民主的途徑。文化大革命是在政黨的國家化過程發展到一個階段的產物。在政黨國家化的條件下，重新進行社會動員，亦即在黨-國之外激活政治領域和政治價值，形成大眾民主，構成了「文革」初期的特點之一。毛澤東重申革命政黨的政治價值，試圖通過社會運動和政治辯論打破政黨與國家的絕對權威，目的是重構一種包含著自我否定態勢的社會體制，即不再是過去意義上的國家，而是一個通向自我否定的國家和一個自我否定的政黨。作為「文革」宗旨之一的「五七指示」將文化大革命與社會分工的靈活性聯繫起來，力圖從根本上鏟除官僚制得以確立的社會分工模式。社會主義實踐，就其根本宗旨而言，在於將不可避免的社會分工與既往一切等級主義的社會模式（貴族等級的、封建的等）或對抗性關係（階級的、資本主義的等）區分開來，進而讓人成為自身的主人，而要達到這一點，就必須徹底改造一切再生產等級關係和對抗性關係的政治機制、生產方式和文化條件。

「文革」初期，以巴黎公社為楷模的工廠、學校和機關的自治的社會實驗（也包括稍後出現的所謂「三代會」即「工代會」、「農代會」、「紅代會」之類的群眾組織）在各地短暫出現，這是對舊的國家機器進行改造的嘗試，亦即一種超越國家機器的文化-政治實踐。由於運動與派系鬥爭、黨-國體制及其權力搏鬥糾纏在一道，這一在國家和政黨之外激活政治的模式迅速蛻變。60年代晚期以「三結合」的形式組成的革命委員會是一種在群眾運動與官僚化的國-黨體制之間達成妥協的產物。這一政治形態包含著公社運動的各種因子，如將工人、農民和士兵代表選入各級政府和黨的領導機構，要求各級黨和政府的領導者分批、定期地深入鄉村和工廠從事社會實踐，等等。儘管工人、農民、學生或士兵的代表由於無法適應國-黨體制的需求而始終居於權力格局的邊緣，【註104】但這一在國家的時代對國家進行的創新不能說毫無意義——許多觀察者相信：正是由於存在著上述政治實驗，相較於蘇聯共產黨支配下的官僚體制，中國「後文革」時代的政治制度具有更大的彈性和回應社會需求的能力。

社會主義國家需要處理的第二組問題是執政黨、社會主義政府與經濟的關係。無產階級專政不是政權從一部分人手中轉換到另一部分人手中，而是全部生產關係的改變。這一問題經常被簡化為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對立，但其核心是政治與經濟的關係，即無產階級專政不是一種脫離經濟關係的政治形式，而是建立在深刻的社會革命基礎上的過渡性國家。在解釋社會主義國家的官僚制現象時，許多人將共產黨和政府的官僚化與經濟管理問題聯繫起來，毛澤東就曾針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問題批評一長制和泰勒制，因此，人們發生了這樣的疑問：「斯大林的錯誤的發生，是不是由於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已經過時，而不能再適應蘇聯發展的需要了呢？」在《再論無產階級的歷史經驗》一文中，中國共產黨人回答說：「蘇聯經濟迅速發展的事實證明，蘇聯的經濟制度基本上是適合於生產力發展的，蘇聯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適合於經濟基礎的需要的。斯大林的錯誤並不是由社會主義制度而來；為了糾正這些錯誤，當然不需要去『糾正』社會主義制度。」「另外有些人想用社會主義的國家政權對於經濟事業的管理來解釋斯大林的錯誤，認為政府管理了經濟事業就必然成為妨害社會主義力量發展的『官僚主義機構』，這也無法令人信服。誰也不能否認，蘇聯經濟的巨大高漲正是勞動人民的國家政權有計劃地管理經濟事業的結果，而斯大林所犯的主要錯誤，卻很少同管理經濟的國家機關的缺點有關。」【註105】

從1956年圍繞斯大林錯誤問題的辯論至今，對於蘇聯實踐的全盤否定逐漸佔據了上風，以致我們需要追問：在蘇聯經濟問題上，到底是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們的判斷正確，還是那些否定的觀點正確？這裡只能簡要地點出如下幾個事實：一，與其他在1917年發展水平相同的經濟體相比，蘇聯的增長速度遠遠領先。羅伯特•艾倫（Robert C. Allen）利用經濟學、人口學和計算機模型重新統計國民總消費，證明1928-70年代蘇聯在五年計劃指導下獲得了高速增長。1970年代出現的經濟停滯主要源自軍備競賽，而不是由於經濟體制本身。【註106】二，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亞洲民族解放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蓬勃發展，除中國之外，越南、老撾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和人類發展指數均成長迅速，達到其歷史發展中的最高增速。三，十月革命引發了全球範圍內的社會主義運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更是出現以蘇聯為中心的社會主義陣營。冷戰的格局引發了兩種社會制度之間的競爭，促成了歐美社會福利國家的快速形成。二戰之前，歐美國家的社會保險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的平均比重在1.66%以下，戰後，由於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壓力，在經歷了1948-73年經濟的高速增長之後，歐美國家用於福利的開支大幅上升：1960年平均佔GDP的10.41%，1970年達到14.8%，1980年躍升至20.09%。沒有蘇東社會主義的壓力，歐美社會福利佔經濟增長的比例是難以如此迅速地上升的。

但是，社會主義體制中經濟與政治的關係持續地發生著變化，也存在著內在的矛盾。毛澤東用「過渡時期」的概念描述中國社會主義的性質，同時認為：並不存在一勞永逸的、完美的制度，即便在基本制度適合需要的情況下，「在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在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也仍然存在著一定的矛盾。這種矛盾表現成為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環節上的缺陷。這種矛盾，雖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質的變革來解決，仍然需要及時地加以調整。」【註107】1962年，就在中蘇論戰公開爆發之際，毛澤東提醒全黨：「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麼狀況呢？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註108】因此，設想一種脫離了社會主義經濟過程的「無產階級專政」或「社會主義國家」是不可思議的。

但到底什麼才是「社會主義經濟」呢？存在著沒有社會主義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嗎？在回答20世紀社會主義的失敗究竟從何開始這一問題時，關鍵的問題或許不是時間點的確定，而是如何辨別社會主義國家體制內經濟與政治的逐步分離——何時、如何、以何種形式、為什麼發生這樣的分離。這一分離的實質是探索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相結合的實踐的轉向與終止。這也是估價中國社會主義與蘇東社會主義的不同命運和道路的主要視角之一。以改革之前的人民幣為例。由於社會主義中國仍然保留並仍然在發展商品經濟，故人民幣具有貨幣的性質；但社會主義中國試圖在發展公有制經濟過程中同時發展商品經濟，又在發展商品經濟的同時「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故人民幣並不只是商品交換的工具，它與其他票證等所象徵的人與人、人與物的關係並非純然的商品交換關係。在這個意義上，人民幣是貨幣又不是貨幣，它標誌著一種新型的社會-政治-經濟關係的創生。由於經濟發展與商品經濟之間的這種複雜關係，勞動者參與其中的生產過程不能簡單描述為出售勞動力的過程，相反，勞動者的勞動付出除了換取生活必需品（勞動力再生產）之外，也包含著創造新的生產關係和社會關係的含義。

因此，在這一過程中，經濟過程不是與社會政治過程相互脫節的過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的很長時期內，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很低，民族資本極為弱小；在資本和技術匱乏的條件下，工業增長大規模地依賴於大眾動員和勞動力投入，人民戰爭的傳統和新中國的政治動員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動力。文化大革命從造反開始，但迅速地沿著早期人民戰爭的邏輯向奪權及權力鞏固方向轉變；在這一急劇而混亂的轉變中，對於社會主義經濟的探索未能成為中心的問題。1970年代，改革首先從經濟領域開始，也意味著經濟構成了社會主義體制的「薄弱環節」。伴隨改革的深化，經濟逐漸蛻變為一個獨立於社會主義政治的領域，勞動者從社會的政治上的主人轉化為勞動力商品的出售者，從而社會主義政治向國-黨政治轉化，社會主義的理念演化為與勞動人民的日常生活實踐相互脫節的、僅僅用於鞏固國-黨體制的合法性話語。因此，經濟與政治的脫節同時也正是政治的蛻變。如果說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就是克服卡爾•波蘭尼所謂經濟與政治的分離這一19世紀歐洲的「大轉變」的偉大實踐，社會主義的失敗就發生在經濟再度與政治和其他社會關係的脫離並主宰其運行的時刻。在經濟邏輯凌駕於其他政治和其他生活領域之上時，社會主義政治的危機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判斷當代中國社會性質的方法之一，就是透過新古典主義（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和凱恩斯主義（政府作用）的話語重疊去剖析中國社會經濟變遷，觀察在全球化條件下中國的經濟與政治的關係及其運行軌跡。

在當代的語境中，左翼和自由派關於20世紀社會主義失敗的討論主要集中在黨、國家和經濟這三個方面。黨在奪取權力和鞏固政權方面顯現了力量，但在建立過渡性國家的過程中卻時刻面臨異化的危機；社會主義國家在發展經濟方面或許有驚人的成就（雖然並非總是如此），但在消除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關係方面卻不斷妥協；伴隨著計劃經濟的失敗，市場制度在俄國和中國等國家重新佔據了中心地位，從而將國家再度界定為與市民社會相互分離的控制機器。這些狀況與中共在1950年代後期對十月革命的經驗所做的歸納和對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估計完全不同。當年的中共堅持認為：政黨、政權、無產階級專政、工業的國有化和農業的集體化、有計劃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文化、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等等，恰恰是十月革命道路的最重要的成就。

1956年與今天的局勢不可同日而語，但不可否認：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們也在思考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挫折和教訓，並清晰地看到了黨和國家在社會主義運動中所犯的嚴重錯誤。不同於西方左翼對於政黨和國家形式的質疑，對於毛澤東及其同事們而言，人民戰爭中的政黨與未經人民戰爭的政黨是截然不同的。問題並不在於無產階級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延續了資產階級國家和政黨的形式，而在於能否有效地形成讓這些制度成功運行的方法。毛澤東說：「有了正確的制度以後，主要的問題就在於能否正確地運用這種制度，就在於是否有正確的政策、正確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沒有這些，人們仍然可以在正確的制度下犯嚴重的錯誤，仍然可以利用良好的國家機關做出並不良好的事情。」【註109】當他從中國革命的經驗和教訓出發思考「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國家」問題時，集中闡明的是武裝鬥爭的戰略，群眾路線的方針，統一戰線的政策，黨的建設的路徑，區分敵我兩類矛盾的辯證法，綜合政治、經濟和文化鬥爭的方式等。

即便在今天，區分這兩種總結經驗和教訓的方式也是有意義的——共產主義除了作為哲學假設，還包含著仍然可以激活的豐富經驗；對於21世紀社會主義的探索不僅應該而且需要對於俄國革命、中國革命和其他第三世界的人民革命進行總結，像當時的革命者們一樣，不僅思考革命的原則，而且根據各國的具體情況，做出歷史的和理論的總結。這不是為了重復過去，盲目而空洞地以革命相號召，像盧森堡批評的那樣，將在特定條件下「被迫採取的行動」當作革命的樣板推薦給整個社會主義事業，而是直面當代的條件和危機，探索通往未來的道路——不是抽象地、兩手空空地面向未來，也不是單調地、教條地重復群眾路線、人民戰爭和黨的建設的口號，並以一種反智的、專斷的方式將中國革命的經驗凝固化。這是持續性危機的時刻，是19-20世紀的偉大實驗成果正在耗盡其活力的時刻，也是孕育著新的、不同以往的知識的、經濟的、文化的、交往形式的變革的時刻。在新的知識條件、社會構成、國際關係和經濟狀況之下，重新思考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的經驗，不過是為了激發人們的激情、智慧與想象力，拒絕經濟以分離的形式主導日常生活世界的宿命，擺脫少數精英以分離的形式控制大多數人生活的模式，讓每一個人投身創造性的、集體性的和制度性的實踐的路徑。

因此，除了「假設」之外，社會主義依然是一個實踐的課題，但在今天的條件下，這個實踐的課題需要從理論探索——包括對於20世紀社會主義實踐的理論分析——開始。

註釋

註102：毛澤東：《同延安〈新華日報〉記者其光的談話》（1938年2月2日），《解放》第31期。

註103：毛澤東：《黨對政府工作的領導責任》(1952年12月)，《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2頁。

註104：作為對這一現象的反彈，60年代末期在一些地區（如武漢）出現了以實現「三結合」為訴求的群眾性的「反復舊運動」——所謂「反復舊」即反對革命委員會向舊有的黨政官僚體制的回歸。

註105：《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日報》，1956年12月29日。

註106：Robert C. Allen, Farm to Factory: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Soviet Industrial Revolu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註107：《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日報》，1956年12月29日。

註108：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297頁。

註109：《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日報》，1956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