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預言與危機——紀念1917年俄國革命100周年（三）｜汪暉
俄羅斯的改革是在克里米亞戰爭、1905年日俄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背景下展開的，列寧對於俄國改革道路的思考因此也不能不與歐洲帝國主義所創造的國際關係聯繫在一起。如果俄國的土地問題必須通過「國有化」的方式來解決，那麼，怎樣的「國家」才能擔當這個改革的重任？列寧說：「民族國家是資本主義的通例和『常態』，而民族複雜的國家是一種落後狀態或者是例外情形。……這當然不是說，這種國家在資產階級關係基礎上能夠排除民族剝削和民族壓迫。這只是說，馬克思主義者不能忽視那些產生建立民族國家取向的強大的經濟因素。這就是說，從歷史的和經濟的觀點看來，馬克思主義者的綱領上所談的『民族自決』，除了政治自決，即國家獨立、建立民族國家以外，不能有什麼別的意義。」因此，當列寧談論「亞洲的覺醒」的時候，他關心的主要不是社會主義問題，而是如何才能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政治前提的問題，亦即民族自決的問題。在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民族-國家」與「民族狀況複雜的國家」（亦即「帝國」）構成了對比，前者是資本主義的「常態」，而後者則構成了民族-國家的對立面。第二，民族自決是「政治自決」，在俄國和中國的條件下，以一種社會主義的方式形成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政治條件——亦即政治民族或民族—國家的政治結構——是「政治自決」的必然形式。「資本主義使亞洲覺醒過來了，在那裡到處都激起了民族運動，這些運動的趨勢就是要在亞洲建立民族國家，也只有這樣的國家才能保證資本主義的發展有最好的條件。」【註45】在「亞洲」的特定條件下，只有通過農民土地革命的方式和社會主義的建國運動才能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前提，因此，必須拒絕一切與解放農民、均分土地相對立的改革方案。列寧說過：「人類只有經過一切被壓迫民族完全解放的過渡時期」，「才能達到各民族的必然融合」；【註46】「各民族間和各國間的民族差別和國家差別……甚至在無產階級專政在全世界範圍內實現以後也還要保持很久很久。」【註47】在這個意義上，民族自決不僅體現為被壓迫民族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訴求，而且也提示了被壓迫民族在新的人民-國家建構中，國內各大小民族之間實現民族平等的絕對必要性。
沒有任何必要誇大第一次中國革命對於俄國革命的影響。事實上，不能確定兩者之間的任何直接的影響關係，相反，我們能夠確定的是產生於歐洲戰爭的直接背景之下的1917年的十月革命對中國革命產生了深刻的和明確的影響。列寧對於辛亥革命的重視是在他對於國家問題、社會主義運動和人民民主專政長期的思考脈絡中展開的。【註48】但是，人們很少注意如下兩個事實：第一，十月革命發生在辛亥革命之後，由此開創的通過國家形態的改造來建設社會主義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視為對亞洲革命（中國的辛亥革命）的回應。從社會主義運動史的角度說，中國的第一次現代革命也標誌著如下事實，即在亞洲社會的條件下，反對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的歐洲社會主義運動開始向民族自決運動的方向轉變。列寧關於民族自決權的理論（1914）、關於帝國主義時代落後國家的革命的意義的解釋，都產生於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並與他對中國革命的分析有著理論的聯繫。第二，俄國革命對歐洲產生了巨大的震動和持久的影響，可以被視為將俄國與歐洲分割開來的歷史事件。列寧的革命的判斷與斯密、黑格爾對於亞洲的描述沒有根本的差別：他們都把資本主義的歷史表述為從古老東方向現代歐洲轉變的歷史進程，從農耕、狩獵向商業和工業的生產方式轉變的必然發展。但在列寧這裡，這一世界歷史框架開始包含雙重的意義：一方面，世界資本主義和由它所激發的1905年的俄國革命是喚醒亞洲——這個長期完全停滯的、沒有歷史的國度——的基本動力，【註49】另一方面，中國革命代表了世界歷史中最為先進的力量，從而為社會主義者標出了突破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明確出口。
俄國知識分子和革命者中間曾經長期存在著斯拉夫派與西歐派的持久論戰，【註50】列寧作為「西歐派」的一員通過對於「先進的亞洲」與「落後的歐洲」的辯證對比，構造了一種「脫歐（帝國主義的歐洲）入亞（落後地區的革命先進性）」的新型邏輯（從尋求發展資本主義的現代化的角度看，這個「脫歐入亞」路線也仍然內在於「脫亞」的邏輯）。然而，伴隨著帝國主義戰爭和對帝國主義時代的認識，土地革命和民族自決權這兩個資產階級革命的命題與反對帝國主義及其經濟社會體制的歷史任務發生了關聯，從而也與社會主義問題歷史地聯繫在一起。正是這一新的形勢緩解了列寧與托洛茨基圍繞俄國革命性質的長期分歧。「1905-1906年時，托洛茨基已預見到俄國反封建與反資本主義革命的結合，並說明俄國的起義是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序幕。列寧其時拒不認為俄國是國際社會主義的先驅。他根據俄國所處的歷史發展階段及俄國社會結構來推斷革命的性質及其前景，而俄國社會結構中的最大成分是個體農民。但在大戰期間他開始認真考慮歐洲先進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並把俄國革命放到國際遠景之中。看來，現在對他起決定性作用的不是俄國的社會主義是否成熟，而是俄國是歐洲的一部分，而他認為歐洲的社會主義已經成熟了。因而他再也看不到有任何理由把俄國革命局限於所謂資產階級革命的目標中。二月政權的經驗進一步向他指明，不同時打垮並最後剝奪資產階級，就不可能打垮地主政權。而這就意味著『無產階級專政』。」【註51】列寧思想的變化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戰促成的歐洲革命形勢和二月革命後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表現共同促成的，其最鮮明的標誌就是寫於1917年4月的《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即上文提及的《四月提綱》。這個社會主義問題的核心是：不是一般地要求將農業帝國改造為民族-國家，而是在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三位一體」之下建立社會主義性質的或者朝向社會主義的人民-國家。正是在這個邏輯之下，中國革命提供了一種將民族解放運動與社會主義方式相結合的獨特道路——這一獨特道路為一種新型的革命主體的出現提供了前提，我在這裡指的是以中國農民為主體的工農聯盟和朝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人民共和國。
從1911年革命運動的角度看，或者說從所謂「帶有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義」【註52】綱領的角度看，資產階級的共和制和獨立的民族國家是發展資本主義的政治外殼，而阻礙這個外殼形成的原因有多個：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企圖，中國鄉村的保守勢力，以及由清廷及北方軍事集團所代表的「落後的北方」。「落後的北方」是列寧的用語，他針對1912年的南北博弈曾作出如下斷言：「袁世凱的那些黨依靠的則是中國落後的北方」，即「中國最落後地區的官僚、地主和資產者」【註53】。他早在1912年就預見了袁世凱帝制自為的可能性，並將這一問題與中國革命面臨的「北方問題」關聯起來。但是，列寧對「落後的北方」的理解完全集中在階級分析，尤其是袁世凱集團所代表的利益群體之上，而忽略了「最落後地區」（即有礙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地區）的地域、族群、宗教等因素。從列寧後來闡發的有關民族自決權的理論來看，他將民族國家視作資本主義的「常態」，而族群複雜的帝國正是阻礙資本主義發展因而也必須加以去除的政治外殼。在他的主導下，布爾什維克在民族自決的原則之上支持波蘭、烏克蘭的獨立，正是這一政治判斷的延伸；但伴隨帝國主義戰爭而來的歐洲和俄國的革命形勢正在促成列寧對民族革命的新意義的解釋，即不只是單純地從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角度，而且也從有利於帝國主義時代國際革命的角度，去闡釋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問題。從民族自決向社會主義聯盟的轉變正是上述雙重邏輯推動的結果。
為什麼列寧在討論中國革命時，不但高度評價孫文的建國綱領，而且也從未提出支持蒙古、西藏或回部地區尋求獨立的訴求，而是將「落後的北方」視為革命的障礙？從方法論的角度說，列寧對民族問題的態度不是「從法權的各種『一般概念』得出的法律定義中尋找答案」，而是「從對民族運動的歷史經濟研究中去尋找答案」。【註54】民族運動的經濟基礎就是：「為了使商品生產獲得完全勝利，資產階級必須奪得國內市場，必須使操著同一種語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國家形式統一起來，同時清除阻礙這種語言發展和阻礙把這種語言用文字固定下來的一切障礙。」就是在這個意義上，「建立最能滿足現代資本主義這些要求的民族國家，是一切民族運動的趨勢（趨向）。」【註55】正是站在這一立場上，他不但拒絕了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人奧托•鮑威爾的「民族文化自治」的主張，而且也批評羅莎•盧森堡在反對波蘭獨立的口號時提出的一系列論證。列寧指出盧森堡的主要錯誤在於「忽視了一件最主要的事情：資產階級民主改革早已完成的國家和沒有完成的國家之間的區別」，即在1789-1871年的歐洲民主革命之後，西歐已經「形成了資產階級國家的體系，而且通常是些單一的國家的體系。因此，現在到西歐社會黨人綱領裡去尋找民族自決權，就是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原則」 。【註56】
與西歐的情況不同，東歐和亞洲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始於1905年革命。因此，列寧思考的「東方問題」是由「亞洲的覺醒」為標誌的系列事件（俄國、波斯、土耳其和中國的革命）以及巴爾幹的戰爭等共同構成的「一連串有世界意義的事變」所觸發的，「只有瞎子才不能從這一串事變中看出一系列資產階級民主民族運動的興起，看出建立民族獨立的和單一民族的國家的趨向。正是因為而且僅僅是因為俄國及其鄰邦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所以我們需要在我們的綱領上提出民族自決權這一條。」【註57】對於列寧而言，民族原則不是絕對的，是否支持民族自決取決於獨立與分離是否有利於落後地區的資本主義發展，同時還取決於特定國家的地緣政治處境。例如，奧地利的「匈牙利人、捷克人恰恰不是趨向於脫離奧地利，而是趨向於保持奧地利的完整，其目的正是為了保持民族獨立，以免完全被那些更殘暴更強悍的鄰國破壞掉！由於這種特殊情況，奧地利便形成兩個中心的（二元的）國家，而現在又變成三個中心的（三元的：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斯拉夫人）國家。」【註58】與此相反，俄國的「異族人」在人口上佔據多數（約佔總人口57%），且大多居於邊疆地區；他們所受的壓迫比他們在各鄰國（列寧特別指出「並且不是在歐洲各國」）所受的要厲害得多；「異族」邊疆地區的資本主義發展程度和一般文化水平，往往高於國家的中部地區。除了上述兩個條件，民族問題是與革命形勢的發展密切相關的。「最後，正是在臨近的亞洲各國我們看到了資產階級革命和民族運動已經發展起來，並且部分地蔓延到住在俄國境內的那些同血統的民族中去了。」【註59】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可以推斷出列寧在中國邊疆區域問題上的基本立場：一，與奧地利的匈牙利人、捷克人的處境相似，中國邊疆區域尋求獨立的運動很可能使其陷入「更殘暴更強悍的鄰國」——從甲午戰爭到「三國干涉還遼」，從聯手鎮壓義和團到日俄戰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俄羅斯、日本以及英、法等歐洲列強對中國的瓜分和覬覦——的支配；二，不但中國的「中部地區」的「資本主義發展程度和一般文化水平」高於邊疆地區，而且「資產階級革命和民族運動已經發展起來了」，從而保留中國的完整更有利於革命運動的發展（從而也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正是在這個角度上，列寧將袁世凱及與之結盟的北方地區稱為「落後的北方」，亦即有待克服和解決的作為革命障礙的北方。他未能深入分析何以中國的激進革命派不得不做出背離其革命宗旨的妥協，也很可能與他的上述政治-理論的視野有關。「落後的北方」迫使南方的革命黨人做出妥協，但這也恰好說明：中國革命並未採用分離的方式尋求資本主義發展，「北方問題」是中國革命和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中的「北方問題」。
所謂「北方問題」中的「北方」不僅包括東北、蒙古及北洋勢力控制下的華北地區，而且也包括與這些區域關係密切的西北地區和地處西南的西藏地區，「五族共和」概念中涉及的四大族群及其活動區域都在其中。即便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蒙、藏等地區的土地改革進程也遠較其他地區緩慢，這也意味著「北方問題」與革命進程中的「妥協」的關係是長期的。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即在《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以及《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提及「五族共和」的觀念：「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此為民族之統一。」【註60】與他早期的民族觀相比，「五族共和」的提法不再將共和限制於明朝版圖內的漢人共和國，而是將清朝大一統帝國作為「走向共和」的多樣性的廣闊空間。從後一方面說，孫文接過了立憲派的中國觀，但同時以「共和」作為政治性替代。從「五族君憲」轉向「五族共和」，【註61】這一轉變為現代平等政治奠定了基礎，也由此產生了如何通過法律、制度和實踐在保守的宗教-政治傳統（如西藏宗教社會的政治經濟體制）與激進的階級政治之間保持平衡和張力的挑戰。
1921年建黨之初，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和蘇俄影響下，接過了民族自決權的思想，支持蒙、藏、回的民族自治，並主張建立聯邦制國家，但其根本前提是「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的完全獨立」【註62】。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過的《關於國際帝國主義與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決議案》對此有明確表述。1927年大革命失敗之後，中國工農紅軍在江西建立蘇維埃的時期，中共在其憲法大綱中重申過以民族退出權為中心內容的民族自決原則。【註63】但是，現代中國革命的總的進程是將民族自決作為反抗帝國主義的獨立要求來理解的，後者正是探索建立朝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基本前提。中國工農紅軍在黨的領導下利用統治集團的內部分裂和各帝國主義勢力範圍及其代理人之間的矛盾，在邊區形成割據的蘇維埃政權，但從未將自己視為地方性和社群性的政治代表，恰恰相反，在它的政治藍圖中，中國革命從來都是全民族的革命，同時也是世界革命的一個有機部分。中國革命的國際主義和此後提出的第三世界範疇，也都是沿著這一路線展開的。在現代中國的政治語匯中，民族自決權始終是一個具有正面政治價值（民族解放）的概念，但中國革命的反帝反殖鬥爭並沒有因此凸顯民族分離權問題，恰恰相反，它所強調的是被壓迫者的團結問題；即便是強調自治的時刻，被壓迫者的團結也是更為基本的問題。
在這個意義上，追隨列寧主義路線的中國革命實踐的也可以說是一條沒有盧森堡的盧森堡路線。但就其歷史和政治內涵而言，最合適的解釋是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發表的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報告以及有關這個問題的提綱，其基本內容包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之後，民族問題已經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總問題的一部分，從而必須與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革命形成親密聯盟；必須建立無產階級的政黨，團結廣大農民群眾，解決土地問題；與民族資產階級中的民主派結成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統一戰線，但保持無產階級的政治上的和組織上的獨立性，進而將民族解放鬥爭進行到底。【註64】正是這一綱領為國共合作和從1911年共和革命致力於向社會主義轉變的人民革命（即毛澤東後來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渡提供了政治方向，由此土地革命和民族革命不再單純地局限於資產階級革命的範疇。【註65】
註釋
註45：對列寧來說，亞洲問題是和民族國家密切聯繫在一起的。他說，在亞洲「只有日本這個獨立的民族國家才造成了能夠最充分發展商品生產，能夠最自由、廣泛、迅速地發展資本主義的條件。這個國家是資產階級國家，因此它自己已在壓迫其他民族和奴役殖民地了」。列寧：《論民族自決權》，《列寧選集》（第二版）第2卷，第511頁。
註46：《列寧全集》第22卷，第141頁。
註47：轉引自《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15頁。
註48：早在1905年，列寧已經將「新火星派」的「革命公社」理念與「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相區別，他將前者斥之為「革命的空話」，而將後者與「臨時革命政府」這一「不可避免地要執行（哪怕只是臨時地、『局部地、暫時地』執行）一切國家事務」的、絕不能誤稱為「公社」的政治形式聯繫在一起。「臨時革命政府」意味著列寧正在思考一種新型的國家形式。見列寧：《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列寧選集》（第二版）第1卷，第572頁。
註49：列寧：《亞洲的覺醒》，《列寧選集》（第二版）第2卷，第447、448頁。
註50：俄國知識分子的歐洲觀和亞洲觀顯然受到西歐近代政治發展和啓蒙運動的歷史觀的影響。在列寧的使用中，亞洲這一與專制主義概念密切相關的概念是從近代歐洲的歷史觀和政治觀中發展而來的。關於斯拉夫主義與西歐主義的論戰，參見尼•別爾嘉耶夫：《俄羅斯思想》第一、二章，雷永生、邱守娟譯，三聯書店，1995年，第1-31頁，第32-70頁。
註51：（波）伊薩克•多伊徹：《武裝的先知 托洛斯基 1879-1921》，王國龍譯，第230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
註52：列寧：《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列寧全集》（第二版）第21卷，第427頁。
註53：列寧：《中國各黨派的鬥爭》，《列寧全集》（第二版）第23卷，第129頁。
註54：列寧：《論民族自決權》，《列寧選集》（第二版）第2卷，第507-508頁。
註55：同上，第508頁。
註56：同上，第517頁。
註57：同上，第517-518頁。
註58：同上，第519頁。
註59：同上，第519-520頁。
註60：孫中山：《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孫中山全集》第2卷，中華書局，1981年，第2頁。
註61：同上。
註62：見中共中央第二次大表大會通過的《關於國際帝國主義與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決議案》，收入中央統戰部《民族問題文件匯編》（1921.7-1949.9），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8頁 。
註63：在1931年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根本法（憲法）大綱草案》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中都明確承認各小民族有分立國家的權利。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憲法大綱》第十四條稱：「中國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蒙、回、藏、苗、黎、高麗人等，凡是居住中國地域內的，他們有完全自決權：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區域。」見《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根據地法制文獻選編》第一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11頁。
註64：列寧：《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為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草擬的），《列寧選集》（第二版）第4卷，第270-276頁。
註65：這一過渡包含多重內容和任務。過渡的概念提示了過渡時期的路線和方針具有高度政策性、靈活性，從而也要求極高的理論智慧、試錯實踐，從而避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錯誤。20世紀後半葉的中國土地改革和民族區域自治實踐需要置於這一轉變中給予闡釋，才能理解其政治邏輯，包括其成就和失誤、矛盾和危機，但對其進行歷史評估已經不是本文能夠承載的內容。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海螺公社」，原載《文藝理論與批評》雜誌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