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民主若成抗疫「神話」　反對台灣抗疫有害

在面對新型冠肺病毒這種全球性公衛危機時，有些人往往會以意識型態來面對或處理，然而病毒卻不會因為這個社會「姓資姓社」丶是民主體制或專制體制，而降低它對人類社會的危險性，因此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來共同面對疫情才是當務之急。

在台灣社會中，也有一種傾向，即便在歐美疫情於2020年2月到3月間接連不斷爆發，但民眾仍認為民主體制有助於防疫，甚至有些政客打出「台式民主防疫」的口號，並認為台灣要做為「民主防疫」的最後保壘和燈塔，不過這樣的說法便是把疫情政治化，絕對無助於台灣的防疫工作。

甚至於為了追求民主體制優於專制體制的邏輯一致，這些人也會連帶質疑中國抗疫的過程不夠公開透明，存在數據上有漏報丶瞞報等等問題。而這樣的想法似乎在4月17日得到某種程度的「印證」。中國武漢市疫情防控指揮部在當天突然公開疫情的修訂數字，其中確診死亡病例從原先的2579人上修為3869人，新增1290人，並且承認醫療機構有「遲報、漏報、誤報」病例的事實。

而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也抓住這個機會質疑中國。特朗普於4月17日在Twitter上說：「中國剛剛宣布把他們死於這個看不見的敵人的人數翻了一番。數字比那要高得多，遠遠高於美國，相差很大！」

特朗普在當天的白宮記者同樣說道：「美國不可能是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中國這麼多人口，遇到了這麼嚴重的疫情，死亡人數不可能少於美國」。而當天美國新冠病毒疫情累計死亡已達3萬3,000例。換言之，特朗普言下之意，中國瞞報死亡人數高達十倍以上，但這種指控顯然沒有實質的證據，同時這種「比慘」的邏輯也嚴重缺乏對中國社會的尊重和人道的關懷，更加突顯特朗普為了「甩鍋」爭取連任的滿滿「求生欲」。

不過這樣的說辭在台灣社會可能反而是被人「津津樂道」，許多覺青在網路上對於中國抗疫所付出的慘痛經濟代價並不了解，以簡化和僵化的意識型態邏輯來看待所謂中共統治的專制體制不可能在防疫上做得比民主國家更好，但這樣的想法其實本身就充滿許多偏見。

首先，民主政體究竟在哪些層面上優於專制政體呢? 這個問題本身就是就很難回答，硬是要找出它們在防疫過程中的差異，有些人便會把眼光放在民主政體的防疫過程「公開透明」，而專制政體充滿「瞞報漏報」的問題，這樣的說法是將「公開透明」當做社會抗疫的「必要條件」，先不論不同國家和社會對於體制造成的防疫差異已經是一種社會學研究的問題，然而怎麼界定「公開透明」也是需要就事論事，並不能說民主體制中的「公開透明」就一定優於專制體制。

例如在所謂「公開透明」的情況中，台灣方面的抗疫雖然被外界認為是成功的，截至目前為止僅有427人確診，然而台灣防疫指揮中心對於確診感染者的歷史足迹採取不公開揭露的方式，或許指揮中心是站在隱私權和避免社會恐慌的角度去考量，但這樣的做法反而會讓外界質疑不夠「公開透明」，甚至可能造成疫情的擴散而不自知。

不過台灣地方官員的反應則認為關鍵在於指揮中心的疫調能否確實並進行圍堵，至於是否要公開確診者的歷史足迹就沒有那麼重要。相較之下，大陸的抗疫通報則會公開確診感染者的歷史足迹，除了讓官方疫調人員大力圍堵相關案例之外，也藉此喚起民眾的自覺防範意識。

台灣在近期的敦睦艦隊爆發群聚疫情事件後，對於公開歷史足迹的方式略有調整，但中央仍訂足迹公布5原則，以望地方政府能夠配合，避免引發個人隱私和社會恐慌。

換言之，從這個情況來看，所謂「公開透明」也是要依社會風氣和民眾接受度而調整，也可能在政策公布的過程隨着疫情的嚴重程度不斷動態調整。

乍看下，台灣的防疫被外界認為是成功的，但主要原因是什麼仍需要釐清。對此，美國前國務院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亞太助卿）董雲裳(Susan thornton)於4月21日在府智庫「新美國」（New America）舉辦的「新冠疫情如何改變美中關係」網絡對話會上認為台灣的成功抗疫的原因不是因為自由民主體制，而可能跟它在這場危機中的獨特定位有關。

她闡釋道，「台灣很了解中國大陸的體系，兩岸說同一種語言，他們互相交流和關注對方的新聞。台灣很早就聽說武漢發生的事情，而且可能比其他地方更敏鋭地察覺到了。可能他們還記得非典的經歷，因為他們與之密切相關，而台灣以前快速有效地應對別的傳染病的公衛經驗也有助於抗疫」。簡言之，台灣的防疫成功其實在一定程度上來自於2020年1月中對於中國武漢疫情的警戒，但決不僅僅是因為民主體制。

現年56歲的董雲裳早年專精前蘇聯研究，曾派駐中國北京丶成都以及哈薩克等地。後來她轉攻東亞事務後，又被派駐到台灣的美國在台協會，就連女兒也是在台灣出生，與台灣的淵源非常深。她被外界稱為「中國通」和「知台派」，因此她的台灣的防疫觀察相當具有參考性。

其實當疫情傳到歐美等民主體制國家時，相較之下，疫情受到控制的台灣丶日本和韓國倒成為反例。而有學者亦從東亞儒學的文化面向予以解釋，相較於西方社會強調個人自由，而受儒學影響的東亞社會則在個人和家國之間取得一種微妙平衡，這也的確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解釋為何「戴口罩」在防疫上如此直觀的方法卻引來東西方民眾在接受程度上的差異，而這或許也不是簡單的民主/專制二分法能夠解釋的。

此外，美國的情況也值得世人警剔。當1月30日WHO針對疫情發布PHEIC後，美國究竟做了什麼？2月10日，特朗普稱病毒應該在4月就會消失，「我們狀況很好」，而到了2月25日，美國衛生部長艾薩（Alex Azar）指病毒在美國被控制得很好，在2月26日，特朗普則指「流感也會死人」；2月27日，特朗普認為疫情有一天就會奇跡般消失；2月29日，特朗普在競選活動上表示，「目前為止我們沒有一個人因新冠病毒去世，我們的國家現在很好，我們是如此的團結」。一直到3月13日，川普宣布美國進入緊急狀態，而4月12日，美國出現歷史上首次各州同時宣布處於「重大災難」狀態。從美國的情況可以看到，疫情能否控制跟「民主防疫」一點關系都沒有，否則像美國這種民主的典範國家該是「刀槍不入」，而跟政府是否重視防疫工作才有本質關聯。

當民主成為抗疫的「神話」反而對台灣的抗疫工作有害，而如何實事求是地共同面對病毒，克服人類在全球化時代下的公衛危機才是台灣社會的主要功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