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與第五個現代化．七】吹哨或造謠 疫情下兩岸輿論困境
突如其來的疫情，兩千多人的死亡，洶湧而來的新冠肺炎（俗稱武漢肺炎）疫情是一起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也是對中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第五個現代化）的一次大考。面對這場病毒肆虐的危機，人們不禁會問：過去的17年時間裏，中國應對突如其來的重大疫情有了哪些切實的進步？還存在哪些亟待修補的短板甚至盲區？中國又該從還處於拉鋸戰中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反思什麼？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指出，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鑑於此 ，如何總結與反思這場肺炎疫情，就顯得尤為重要。《香港01》就此刊登系列文章，系統反思中國當前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本文為系列文章第七篇。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俗稱武漢肺炎）自2019年12月在中國大陸湖北省武漢市出現病例後，全球疫情仍在擴散。然而，雖然有了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羣（SARS）的經驗，這些年還陸續出現中東呼吸症候羣（MERS）、新型流感（H1N1）等流行疫情，為什麼中國大陸此次還是無法對武漢肺炎做出有效的防堵與疫情控管？
很大一部分原因，或許是大陸官方一開始並未重視疫情的嚴重性。日前剛過世的武漢醫師李文亮，是最初八位在網絡上提出警告的大陸醫護人員之一，然而專業人員的提醒未獲重視，反而遭致無專業背景公安人員約談的下場。待疫情發展如水銀瀉地般無法挽救，甚至失去了寶貴的人命後，官方才反過頭來扭轉這些「造謠者」的圖騰，輿論也才將他們塑造成「吹哨者」形象。
同樣的，在面對此次疫情蔓延的過程中，台灣社會也出現了許多「謠言」。像是網絡上出現衛生紙將繼口罩之後大缺貨的訊息，引發部分民眾瘋狂搶購，傳言源頭後續也被調查單位約談。然而，有些確診病患的鄰居或朋友，因在私人群組透露相關訊息，希望其他親朋好友多加註意，卻也被認為有造謠或破壞社會穩定之虞。
何為謠言？何為事實？
誰是吹哨者？誰又是造謠者？民眾得到的「事實」信息，在防疫過程中卻又是「謠言」？箇中分寸該如何拿捏，如何才能一面緩和疫情，同時又能夠不影響社會的穩定，是兩岸執政者，乃至於各國官僚都須重視的課題。
事實上，李文亮醫師與其他七位在武漢肺炎尚未造成大規模傳播時，即率先上網提出警語，但得到的不是社會的重視，而是政府相關部門的否認與公安的傳喚。絕大多數大陸民眾對此也都嗤之以鼻，野味照吃、照樣不戴口罩「口無遮攔」地上街、照樣開着「萬家宴」，為什麼？因為這是被官方認證過的「謠言」。
然而，當事情演變「疫」發不可收拾，加上李文亮自從染病甚至過世後，輿論與大陸官方態度又為之大轉。更有甚者，有大陸民眾藉此要求「言論自由」。
其實，為了有效控制疫情，同時又維持社會穩定，兩岸都有相關的法律規範。台灣《傳染病防治法》在2019年5月24日經由立法院三讀通過，凡「違法散佈流行疫情謠言或不實訊息，且足以對公眾或他人產生損害，罰金上限將從現行新台幣50萬元調高至300萬元」；大陸《傳染病防治法》也對「故意泄露傳染病病人、病原攜帶者、疑似傳染病病人、密切接觸者涉及個人隱私的有關信息、數據」者追究刑事責任。這些法律的初衷，都是不希望社會因可能的疫情發生動亂。
但是，若對於已確認或實際發生的病例個案，鄰里、親朋之間的「告知」與「提醒」，是否屬於散佈謠言？例如病患居住的小區已張貼出相關訊息，消毒車也已至周遭進行消毒工作，這已是不爭的「事實」。但傳送訊息的網友們卻被提醒有違法之虞，可能遭檢舉開罰因而紛紛收回訊息，究竟這樣的行為算不算散佈謠言？特別是網絡訊息傳播快速，即便事後收回訊息或刪文，早已擋不住訊息流傳，官方又該如何因應？
不論是誰，沒有人願意染病，也不太可能有人想要故意傳染給他者，更不用說一旦生病還可能招致異樣眼光。過去SARS期間，就有病患被鄰居排擠，最後被迫搬遷的案例發生。人與人之間的猜忌，也是官方禁止大眾對疫情訊息任意傳播的考慮重點。但對於事實的了解與善意的提醒，分際該如何拿捏，的確極為困難。
言論自由vs.社會穩定
照理說，官方公布的訊息，應該是最準確、最無庸置疑的。不過，從SARS到武漢肺炎，當時官方的公信力往往被社會大眾打了折扣。也因為對公信力存疑，才會出現那麼多的「謠言」，甚至事實也被當作「謠言」混為一談，某種程度上亦影響對疫情的防治。
看看兩岸的差異，台灣自詡是民主自由的社會，對岸雖被外界視為專制威權之地，但其自認為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屬於自身脈絡的發展道路，其對社會輿論的掌控不若外界所預設的如此嚴格，而是在一定的框架之下，仍存在着暢所欲言的空間。
其實，就連高舉民主自由人權大旗的美國，也不是放任所有的言論，只要有危害社會、破壞團結的疑慮，也會遭到禁止。例如極端白人至上主義者，或種族歧視言論，就會被絕大多數人撻伐，網站也會被封鎖。這都代表言論自由不是所謂全然地、可以毫無節制地說想說的話，在不同社會、不同國家中，「言論自由」存在着不同的界線。
亦即，這代表了當面對人命關天的疫情防控時，言論尺度同樣需要因地制宜。但不論被稱為集權或自由民主的國度，最基本的考慮都是希望能夠在控制疫情的同時，又能不讓社會大眾受到紛雜無章的消息影響，也才能使社會在面對病毒的挑戰時，常保穩定。
關鍵在於政府公信力
不過，這也絕不代表政府為了控制疫情或「維穩」，就可以無限打壓「真話」表述的空間。回顧過去，當2002年底廣東開始出現SARS患者時，大陸官方對媒體報道下達禁令，廣東省官方也未向外界公開說明。遲至2003年2月初，有醫護人員受感染後後，廣東省才正式發佈新聞通稿公布實情。
其間存在近三個月的時間差，致使原本可以一步到位的防控工作因之複雜化。隔絕消息的傳播，雖然讓民眾仍一如往昔照常生活，達到官方要求的社會穩定，但民眾因此渾然不知周遭可能就存在致命的帶原者。一旦疫情擴散開來，紙包不住火，社會的動盪就得花更多心力去平復。
也因為有了過去的經驗，當武漢肺炎疫情仍舊蔓延各地，規模與死亡人數超越SARS，加上李文亮病逝等消息刺激，使得大陸輿論對官方起初不在乎疫情與隱瞞的態度，增添更多的不滿。即使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於今年1月20日習近平下達指令後在微信公眾號發文稱，「唯有公開訊息，才能最大程度地減少恐慌」、「誰為了一己之利，刻意遲報瞞報，誰就將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但公眾的憤怒與質疑仍難輕易抹滅。
台灣迄今雖然將疫情控制得宜，，但仍出現諸如「口罩不夠用了」、「衛生紙不夠用」，或是「某醫院有幾例確診」、「某小區開始大規模感染」等「謠言」。即便公權力很快駁斥相關說法，但從「口罩之亂」來看，原本政府說口罩貨量充足，到中期限量購買，現在更只能透過實名制購買，「滾動式」政策讓人不得不對政府說的話打上折扣，對政府公信力也打了問號。
控制疫情與減緩社會的不安，負責任的政府皆無法偏廢。然而，官方或許應盡其所能告訴民眾「正確」的信息，而非刻意隱匿，甚至當民眾都已獲知相關訊息的情況下仍欲阻絕。謠言傳播會造成社會不安，但封鎖與隔絕事實，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也不容小覷。如何兼顧緩和疫情與安撫人心，是兩岸官方面對類似狀況時都該謹慎應對之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