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鉤沉】毛澤東發動反右與文革　中國兩次痛失統一良機

2020年台灣大選落下帷幕，堅持「台獨」的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得以連任，這無疑令希望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人們深感憂慮。
鮮為人知的是，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國共兩黨曾經兩次進行秘密和談，希望中國和平統一，但分別因毛澤東發動反右與文革等原因，國共和談擱淺，中國兩次痛失可能統一的良機。

新中國的統一問題，還在毛澤東籌謀建國大業時就提出來了。毛澤東最初確定的戰略重點和最終目標是解放台灣。

1950年5月，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奉命成立以粟裕為首的前線指揮部，決定動用50萬兵力對台作戰。遺憾的是，就在攻台蓄勢待發之際，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中國的戰略重點被迫轉向東北地區，解放台灣淪為泡影。

1953年朝鮮停戰，1954年越南停火，在國際形勢有所緩和的情況下，中共提出和平解放台灣。1956年7月，參加過1949年北平和談的南京政府代表團代表章士釗帶着中共給蔣介石的信南下香港，通過關係轉交給蔣介石。

在信中，中共提出兩岸統一的四條辦法：第一，除外交由中央統管外，台灣的人事安排，軍政大權，由蔣介石管理；第二，如台灣經濟建設資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撥款補助；第三，台灣社會改革從緩，有待條件成熟，亦尊重蔣介石意見和台灣各界人民代表進行協商；第四，國共雙方要保證不做破壞對方之事，以利兩黨重新合作。信中結尾說「奉化之墓廬依然，溪口之花草無恙」，希望蔣介石能回故鄉看看。

蔣介石經過一年的認真考慮之後，於1957年4月派自己的學生宋宜山前往北京打探虛實。在周恩來的安排下，中共統戰部長李維漢出面與宋宜山商談，李維漢代表中共提出兩岸統一的四項具體條件：第一，兩黨可以通過對等談判，實現和平統一；第二，台灣可以作為中央政府統轄下的自治區，享有高度自治；第三，台灣地區的政權仍歸蔣介石領導，中共不派人士參與，而國民黨可派人到北京參加中央政權的領導；第四，美國軍事力量撤離台灣海峽。

宋宜山回到香港後，寫了一篇一萬多字的報告交給蔣介石。由於宋宜山的報告對大陸的成就頗多讚揚之詞，蔣介石大為不悦。再加上毛澤東此時已發動席捲全國的反右運動，蔣介石認為國共談判的時機並不成熟，中止進一步接觸。

當章士釗從北京到香港為國共和談穿針引線時，蔣經國的摯友、陳毅的至交曹聚仁也擔負同樣使命從香港到北京。曹聚仁先後會見周恩來、毛澤東，周恩來說：「我們對台灣絕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談，只要政權統一，其他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毛澤東表示他準備再次與蔣介石握手。

曹聚仁回到香港後，立即將詳細情況轉告國民黨方面。不久，台灣指令曹聚仁再赴大陸，到浙江奉化看看蔣氏祖墳。

1957年5月，曹聚仁第二次返回大陸，參觀浙江奉化溪口鎮，他代表蔣氏父子到蔣母墓園掃墓。所到之處一一拍照。回港後，即向蔣經國通報情況，並寄去照片。在另一封信中還談了自己對國共合作的看法。然而，國民黨既不讓曹聚仁放棄，又不對國共談判表態，一拖就是幾年。

1965年7月，當國民黨曾經的第二號人物李宗仁從美國回到北京時，蔣介石父子坐不住了。蔣經國親臨香港，接曹聚仁到台灣一起會見蔣介石，曹聚仁介紹中共的條件，蔣氏父子提出自己的意見，很快達成六項共識。據《文史博覽》2009年第9期《密談：蔣介石曾願攜舊部迴歸大陸》一文介紹，其主要內容為：

一、蔣介石攜舊部回到大陸，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個省區，仍任國民黨總裁。北京建議撥出江西廬山地區為蔣介石居住與辦公的湯沐邑(意即台灣最高長官在中國大陸的起居與辦公之地)。

二、蔣經國任台灣省長。台灣除交出外交與軍事外，北京只堅持農業方面必須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務，完全由台灣省政府全權處理，以20年為期，期滿再洽商。

三、台灣不得接受美國任何援助。財政上有困難，由北京按美國支援數額照撥補助。

四、台灣海空軍併入北京控制。陸軍縮編為四個師，其中一個師駐廈門和金門地區，三個師駐台灣。

五、廈門和金門合併為一個自由市，作為北京與台北之間的緩衝與聯絡地區。該市市長由駐軍師長兼任。此師長由台北徵求北京同意後任命，其資格應為陸軍中將，政治上為北京所接受。

六、台灣現任官員官階和待遇照舊不變。人民生活保證只可提高，不準降低。

曹聚仁與蔣氏父子談妥這六項條件後，立即返回香港，將談判情況及六項條件報告給中共。然而，此事正在進行之際，1966年5月，毛澤東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革，在台灣島內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蔣介石改變主意，國共談判又一次擱淺。

1970年代初，中國重返聯合國，中美實現和解，中日建交，這些重大事件使台灣處境急轉直下，形勢對大陸十分有利，毛澤東因此重提和平統一台灣。

這時，曹聚仁已於1972年病逝，92歲高齡的章士釗再次請纓赴港與國民黨方面聯絡。1973年5月，章士釗到香港後，因頻繁活動，過度興奮以及氣候不適，加上年事已高，6月下旬一病不起，當北京醫療隊趕到香港時，章已病逝。

後來，蔣介石出於對台灣前途的考慮，又動了與中共重開談判的念頭。1975年春節期間，蔣介石將這一使命交給抗戰前曾主持過國共秘密談判的國民黨元老陳立夫。陳立夫隨即通過秘密渠道向中共發出邀請毛澤東訪問台灣的信息。

也許是蔣介石知道自己時日無多，也許是陳立夫心情迫切，尚未等到中共回音，就在香港報紙上公開發表《假如我是毛澤東》一文。他在文中殷切歡迎毛澤東或周恩來到台灣訪問，與蔣介石重開談判之路，以造福國家和人民。他特別呼籲毛澤東不計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國共兩度合作的先例，開創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然而，毛澤東與蔣介石最終沒有實現第二次握手。此後不久蔣介石逝世，一年之後毛澤東與世長辭，歷史留下了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