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台灣首次選舉 日據時代的「民主遊戲」
2020年台灣總統大選與立法委員選舉之日即將到來，台灣新聞版面與輿論幾乎全圍繞此打轉。習慣接受歐美價值觀的台灣大眾，喜將選舉視為實現民主政治的指標，尤其在追憶民主化歷程時，往往將日據時代的1935年的州市街莊議會選舉看做民主政治的起點，並稱許正是因為在當時累積足夠的政治經驗，因此才能在台灣光復後順利舉辦1946年的地方普選，隱然有美化殖民者帶來「現代化」的涵意。
然而，考究當時日本殖民當局的態度與刻意製造的選舉制度障礙後，便可知道日本根本毫無保障台灣人民權利、甚至實施民主的意圖。首先，日據台灣議會選舉之所以能舉行，純粹是因為「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反彈、日本內部民主思潮的刺激、以及殖民者欲藉此更深入控制枱灣菁英，最後一點更是決定性的因素，因此不能太過誇大前兩者對日本總督府造成的壓力。
由於日本在1895年《馬關條約》強迫清朝割讓台灣後，在台灣實施「六三法」，授予台灣總督絕對性的行政、立法、司法、軍事等大權，極度壓迫台灣人民，逼使台灣人民發起一波波的起義反抗。而當1915年余清芳（1879─1915年）發動西來庵武裝抗日事件失敗，以及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1856─1924年）主張「十四點原則」（Fourteen Points）後，鼓勵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內的民族自決風潮，遂使台灣抗日運動逐漸轉為文化性與爭取體制內自決，林獻堂（1881─1956年）、蔡培火（1889─1983年）、蔣渭水（1888─1931年）等人便受此影響於1921至1934年發起「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但號稱要以「內地延長主義」推行「日台融合」 的首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1855─1930年），卻視台灣自治為洪水猛獸，並多次訓斥與威脅林獻堂等人，厲聲批評搞台灣議會是「卻蒔揭反旗之種者也」。田健治郎還在日記裏輕蔑地形容道：「有提出台灣議會設置之請願於議院者，是皆一知半解之學生等輕舉之所致，未足以動台灣多數之民心」。而當看見林獻堂等人依舊不屈不撓之後，田健治郎乾脆明白地警告稱「只請願屬憲法上之權利，故不阻止之耳」，意思就是要上東京向帝國議會請願可以，但若真要設置台灣議會肯定阻止。最後在1923年2月，田健治郎果然發動「治警事件」大肆逮捕請願運動的相關人士，導致翌年台灣無人敢聯署議會設置請願書。
至於日本本土部分思想左傾的學者或青年，雖基於關懷被壓迫民族的同情心，創辦如《赤旗》、《新社會》、《中央公論》等雜誌，討論如何協助中國、日本、朝鮮的民族與階級解放等議題。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刊物鮮少關注台灣殖民地的地位，反而花費更多篇幅探討朝鮮。因此部分論者認為「大正民主時代」（1912─1926年）致使日本稍微在自治問題上向台灣讓步，委實有點理想化。更何況這批日本自由派在日本並非政治主流，且在少壯派軍人崛起後，原敬（1856─1921年）、犬養毅（1855─1932年）等首相與多名大臣相繼遭刺殺身亡，自由派更遭徹底壓制，朝不保夕的他們連自家性命都難顧，遑論向台灣與朝鮮的殖民地黎民伸出援手。
所以日據台灣地方選舉的成因，主要是日本殖民者欲從「日台融合」的方針消弭反抗運動，因此拒絕林獻堂等人的自治主張以免催生獨立思潮，反而先在1920年將台灣行政區改劃分為五州二廳，實施與日本一致的地方制度。接着遲至1935年才實施限制極為嚴格的州市街莊議會選舉。當時日本總督府規定，僅開放半數市會議員和街莊協議會會員民選，餘下則由官方指派，且必須年繳5銀圓税金者、25歲以上成年男子才可享有選舉權，這導致台灣選民人數被嚴重限制。根據統計，當時台灣共有950,427名25歲以上男子，但因納税額的規定導致選民僅有186,627人，只佔台灣男性的19.64％。
除此之外，總督府還通過一系列制度陷阱限縮台灣選民人數，比如納税額5圓的門坎。學者張漢裕曾估算過，1935年台灣人的平均税賦其實是9.071圓，葉淑貞也發現1931至1935年間台灣農民人均繳納8.86圓以上税金，所以照理而言，選舉人不應該僅有18萬多人。然而，總督府卻限定只有繳納市街莊税5圓以上者才可享有選舉權，但市街莊税乃國税與州税的附加税，僅佔全台灣島税入的21.6％，且税種多是地租税、戶税和營業税，根本不利於廣大農民。如果以地租税為例，按照總督府的八等則水田徵税標準，擁有的土地面積必須超過2.6甲（約2.52公頃）以上才會納税至5圓以上。最惹人側目的是，總督府還要求選舉人必須可「獨立生計」，結果令同居共財的許多漢人大家庭被判定不符資格。故在這種財產限制下，僅有少數大地主與工商業者能參與這場選舉，而這正是日本殖民者欲拉攏、伺機收編地方菁英的用意。
學者陳若蘭還發現，總督府利用劃分選區與放寬居留期限的方式，讓在台日人更有優勢在選舉中脱穎而出。例如將日本人聚居的市單獨劃出並擴大名額，其餘州郡選區則放手讓台灣候選人彼此廝殺，競爭有限的席位。日本還規定本土的選民居留期限必須滿一年以上，但對台灣就放寬為半年即可。乍看之下這是個十分「便民」的舉措，但對當時以農業為主、人口流動不頻繁的台灣社會來說，真正受惠的是往來於台日兩地的日本官僚、教師、資本家等，反而增加台灣人的從政阻礙。更糟糕的是，總督府還一度規定過競選者必須以「國語」（日語）演講，這對台灣參選人與選民來說，無異是變相的政治權利剝奪與文化抹殺。
所以在日本總督府製造的各種制度陷阱下，僅有19.64％台灣25歲以上男子獲得選舉權，在台日本人共有68,018人，卻有39,627人可選舉，比例高達58.25％，意即人口比例稀少的在台日人，獲得選舉權的比例竟是台人的3倍，所以等選舉結果出爐後，自然也完全不合人口比例，例如民選與官選的日本市街莊議員共有743人，台灣人則是2,857人，前者佔比竟達20.6％，尤其在市會裏日本人更是以25.8％的人數囊括51.2％席次；而在民選的76名州會議員裏，日本人更是佔了36名。簡而言之，就是日本殖民者以絕對少數的人口劣勢，在議會裏「合法」取得不成比例的地位。而且忙活了一場選戰之後，台灣人將發現，州市街莊議會僅擁有少得可憐的諮議權，幾乎無力撼動行政機構的權威。
這種極端不合理的投票限制和結果，充分顯示日本總督府僅想操弄表面開放的選舉制度，確保殖民體制不受台灣民意動搖，並把在台日人與少數台灣菁英打造為維護日本利益的共同體，進而瓦解台灣仕紳響應「民族自治」的籲求。
因此如有部分台灣人謳歌日本統治帶來了「民主」，就實在太忽略與粉飾殖民者別有用心，其本質不過只是僅限日本殖民者享有的表面「民主」，廣大台灣人民遭剝削與壓榨的苦難，絲毫沒因此有所改善。直到台灣光復之後，台灣人民才在1946年的首次地方鄉鎮市選舉裏，不再受到任何財產與性別限制，而這時已經與日本沒有任何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