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美國專家：被「中國速度」掩蓋的真問題
雖然人與城市無時無刻不在發生着各種關係，但鮮有人會認真思考：究竟是什麼在促進城市的繁榮？我們對城市的理解缺少了什麼？人與城市的本質關係為何？在不斷追求城市化的過程中我們又付出了什麼代價？
11月8日，由安邦智庫主辦的「中國POD城市發展論壇」在成都召開。論壇前不久，以「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主題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召開，具體到城市的發展與治理，也面臨着如何從器物到理念的「現代化」問題。
為了進一步認識和理解中國正在急速進行的城市化與現代化，香港01採訪多位來自中外的專家學者，由他們解開中國城市化的「密碼」。
本篇訪談對象為丹妮拉（Daniela Holt Voith）與理查德（Richard P.Voith）。丹妮拉是可持續發展規劃、城市規劃以及建築設計等多個領域的專家，曾參與美國費城城市更新工作。理查德是賓夕法尼亞州東南部交通管理局（SEPTA）董事會成員，房地產經濟學、交通運輸等領域知名專家。從他們的視角解讀中國城市發展過程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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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01：提到中國的城市，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近些年中國城市化發展迅速，尤其是成都、杭州等新興城市迅速崛起躋身成為準一線城市。以率先完成城市化的西方作為樣本，中國過去這麼多年超快速度的城市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什麼？
理查德：西方的城市化發展其實並不具有普適性，從全球城市化發展的經驗來看，比較普遍的一點在於，城市化發展意味着，城市居民收入增加以及越來越多人往城市聚集，這在中國和全球其他地方都一樣。此外，包括中國在內，城市化越成功的城市，房價越高，由此帶來了巨大挑戰。另外，城市擁擠也是一個相對來說比較普遍的問題，這在城市的發展中還會帶來其他問題。
美國的很多城市都非常發達，但在1950年到1990年這四十年中卻在逐漸走下坡路，有些城市損失了近一半的人口，這與中國的情況完全不同。中國的城市化發展過程中，建立了很多基礎設施，包括密集的高速公路系統，這保障了城市的運行效率。
丹妮拉：作為一個建築師和城市規劃師，我更傾向於從如何讓城市更宜居、城市居民生活方式更健康舒適的角度來理解這個問題。城市居民往往被過長的通勤時間困擾，這是因為，為了減少租房成本，他們租住的地方距離工作的地方較遠，於是大量的時間浪費在了通勤上，我經常看到人們在通勤的過程中全程玩手機度日。這並不是健康的生活方式，通勤時間擠壓了人們用來健身和陪伴家人的休閒時間。
所以，應該思考如何從城市規劃的角度縮短通勤時長，並且讓居住空間更為宜人。圍繞城市中心，建設能讓普通上班族負擔得起的居住空間則顯得尤為重要。需要開發具有複合功能的建築基礎設施，在這一方面中國有許多不錯的案例。總而言之，讓居住、工作、健身、娛樂預計購物分布在一個合理的區間，就是服務於社區居民的健康生活方式。
香港01：中國剛結束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第十九屆四中全會，其中，現代化這個概念尤其被重視，從城市化的角度如何理解現代化的內涵？怎樣的城市才真正夠得上「現代化」？
丹妮拉：每個城市的文化背景、地理環境並不相同。在城市規劃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如何把各種基礎設施配置在合理的距離內。要建造一個美麗而宜居的城市，就要求在城市規劃之初，把這一想法考慮進來。
我經常思考的一點是，一座宜居的城市應該是行人走在路上也可以有很多值得欣賞的景色。我來自費城，這些問題曾經也困擾着費城，當初城市設計主要以方便車輛為導向。雖然城市的空間很大，但很多都被設計為停車場，行人路過的時候會覺得十分無聊，這樣的城市中心讓人十分困擾。所以，城市規劃思考最多的一個問題應該是，城市的建築應當更多的為人服務而不是車輛。
理查德：現代化的一個重要內涵就是，政府要確保在社會結構的層面提供足夠的包容性。當政府試圖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時，能夠讓更多的人看到好處和價值。同樣以停車場為例，美國的停車場十分密集，隨着人口的增加，停車場的空間漸漸被擠壓，但美國的大街上又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擁擠問題。於是，停車場空間的下降又開始困擾那些習慣車輛出行的居民，所以，必須要建立一個將各方聲音匯聚到一起的機制。
香港01：安邦創始人陳功先生所提出的POD(pedestrian oriented development)理念，即行人優先的城市空間策略和發展策略。歸納起來，這一理念有三個關鍵詞，也就是人、空間、發展。結合你的經驗，如何理解這三個關鍵詞在城市化過程中的應用？
理查德：要把這個理念融入到城市的發展中，其實是可能的。事物發展的背後其實有很多力量在推動，代表着各方利益。城市建設的過程中，土地所有者總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需要通勤的上班族又有完全不一樣的訴求。所以，需要創造一個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環境，在進行城市規劃的時候，方方面面的利益都要考慮進來。在POD的發展理念中，並不意味着城市越小越好，城市的基礎設施、出行服務可以很複雜很密集，但最重要的是當行人走在大街上的時候，能夠感受到人文關懷的氣息，不會覺得自己是生活在一個無聊的地方。
丹妮拉: 我想提的一點是重寫區域規劃（rewriting of the zoning code），所謂規劃就是一系列的規則，這些規則適用於很多不同的地方。以費城為例，我們在規劃費城的時候，盡一切可能靠近POD理念，其中就包括使得開發者能更便利的完成任務，讓他們在推動工程的時候能較為容易獲得許可證。其實在很多地方，這個過程都比較複雜，甚至有些困難，偏政治化。
一個很明顯的感受就是，規劃完成之後的第一步就是做成地圖，轉變舊的規則思路，但僅僅實現地圖化還不夠，到落地之前中間還牽涉了很多政治過程，這個過程涉及到調整區域的邊界問題。所以這既是一個城市規劃的過程，也與政治有很大關係。
香港01：從城市規劃到真正實施的這個過程其實已經超出了設計的範圍，需要考慮政治的影響，其實也與各方利益有關，那如何在推動的過程中平衡各方利益與居住舒適度的關係？
丹妮拉：在美國大部分土地都是私人所有，房產持有者都會有發聲慾望來維護自己的利益。他們經常與鄰居一起組成單位並註冊成為對政治有影響力的團體，
而新的區域規劃也與這些居民有着緊密關係，他們會極力爭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以這就導致過程變得十分複雜，我們幾年前就已經寫好了區域規劃，可能需要10年才能轉換成地圖，並繼續往下推進。
理查德：中國城市的發展速度十分驚人，按照現在的速度，或許可以在三到五年內建造一個費城。而且中國城市發展的規模也十分之大，能容納越來越多的勞動力。所以，需要思考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用一種更包容的態度建立城市，這也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話題，因為人們總是會有不同的意見。從長期來看，城市治理需要一個容納各方聲音的機制。
香港01：每個城市的底藴和基礎並不相同，但無論中國還是西方的城市，發展到一定的階段都會遇到「大城市病」等問題，「人口膨脹、交通擁堵、住房困難、物價過高」等等都是困擾城市居民的實際問題。面對這些大城市病，有沒有一套有效的機制和辦法應對？
理查德：城市的發展，造就了一個生產力水平十分高的中產階級，但同時也產生了很多問題。表現在城市越發達，城市居民的通勤時長就變得越來越長，同時還有擁堵的問題。現在我們需要回過頭來反思這個過程，陳功提出的POD原則十分重要，從整體而言需要思考如何創造一個好的大環境，中國投入瞭如此多的基礎設施建設，而且還在不遺餘力的建設城市環境，所以，需要開發具備複合功能的區域，儘可能縮短通勤時長。
丹妮拉：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確保生活在大的社會框架之下的城市人們找到屬於自己的社區。這些社區無論是由鄰居組成還是以諸如舞蹈、哲學、音樂等興趣為基礎形成的社區，都可以讓人們與自己生活的地方產生關聯感。城市空間可以支持這些社區的建立，提供讓人們走到一起的機會。
香港01：從你對中國城市化發展過程的觀察來看，你認為存在哪些突出問題？
丹妮拉：兩年前我受邀到深圳參加一個活動，印象最深的是深圳的城中村。城中村在被改建的過程中，產生了很多問題，最主要在於，務工者能否找到可以負擔得起的住房問題。在美國，人們幾乎可以選擇居住在任何地方，當然我知道中國的情況與此大不相同。因此，在更理想的居住地和人力資源豐富的地區會產生分層。人們為了生存聚集到城市之中，比之於城市規劃，這更像一個社會問題。
所以，因為城中村居住環境惡劣且擁擠，要對此進行拆除取締之前，應該提供另外一種有建設性的替代方案。
香港01：不少專業人士在提及中國城市化時都認為，很多產生的問題都與發展速度有關，從西方視角下，如何看待中國城市發展的速度？
丹妮拉：中國城市發展的速度的確令人歎為觀止，我很同意陳功的一點在於，事情發展太快的話，就沒有足夠的時間思考。建設一個大型的建築，比如環球中心（記者注：環球中心是成都市巨大城市綜合體，距離本次採訪地點很近。）會給城市帶來巨大的改變和影響，這就要求細緻的思考和規劃。發展速度快有時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
我在美國生活的體會恰恰相反，很多事情則發展的太慢了。美國的很多投資都流向了我們認為不那麼重要的領域，導致美國的基礎設施到現在還很老舊。遊客去到費城一定會驚訝於交通系統的老舊，因為很多都是在20年代建成之後，並沒有太大的改變。美國的政客們也並沒有更新基礎設施的強烈願望。我認為發展速度與集體觀念有關，這是中美不一樣的地方。
理查德: 對過去的中國而言，發展速度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中國一開始十分貧窮，所以急需在很短的時間內做出改變，而這之前，在全球其他地方並沒有成功的案例。
就當下的中國而言，最重要的是反思，反思在這個過程中國，決定是如何做出來的，而決定做出之後是否實現了原來的目標，以及是否滿足了城市家庭生活的要求。
速度其實也是中國發展中的一大特點，但是現在也出現了很多問題，不過，中國有很大潛力在這一點上實現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