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條例】田飛龍：街頭抗爭捲土重來 香港政治魔咒怎麼破？
圍繞香港今次反修訂《逃犯條例》遊行及相關話題，《香港01》專訪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他認為此次反修例運動再次暴露央港關係深層次結構性矛盾並未真正解決，香港在回歸二十二年之際依然是「制度離島」，「一國兩制」的全面準確實施依然面臨嚴峻挑戰。
《香港01》：這一次的反修訂《逃犯條例》遊行，人數之多超出各方預計，對於香港內部的損耗卻是直接的，而且從中也不難看出，港人對於北京的深度不信任甚至是恐懼。
田飛龍：香港是購物天堂、自由港和旅遊天堂，在這些自由和繁榮背後，人們想不到香港還是一個「逃犯天堂」。陳同佳案，一起香港居民涉嫌在台灣殺害香港女友的刑事案件，由於港台之間缺乏逃犯移交協議，也缺乏有效的個案移交制度，導致嫌疑人遲遲不能受審。
由於司法證據的完整性與唯一性，如果逃犯不能及時移交，即便在香港提起訴訟亦難以獲得足夠證據支撐定罪量刑，最終將放縱犯罪。特區政府本於彌補本港法治漏洞的動機，啟動對本港《逃犯條例》之修訂，試圖在「協議移交」之外創設「個案移交」制度，以便利香港與未簽署移交協定的司法管轄區之間開展逃犯移交互助合作。此次修例由個案引發，但其意義確實在於填補香港法治的固有漏洞。
作為法治社會，港人本應理解和支持這一修法行為。特區政府乃至中央未曾預料修法過程如此一波三折，甚至引發多次抗議性的大遊行。來自國際勢力的超強支援一掃反對派在「佔中」後的政治頹勢，如同煥發了「第二春」。
然而，在「佔中」之後的香港治理策略，中央已明確轉向「依法治理」和「有序融合」，反對派的極限施壓即便有超強的外部支持，亦不可能逆轉這一管治新方向。只是對抗強度會升級，中央的管治與融合措施會加強。問題是此次反修例運動再次暴露央港關係深層次結構性矛盾並未真正解決，香港在回歸二十二年之際依然是「制度離島」，「一國兩制」的全面準確實施依然面臨嚴峻挑戰。
《香港01》：港府一開始的做法確實存在很大問題，自以為得勢不饒人，拒絕給予空間讓社會凝聚共識，更差勁的是只向商界「讓步」，以為「數夠票」便萬事大吉，對外界質疑不作細緻說明。雖然後來對草案有所修正，但為時已晚，民眾的情緒已經被充分調動起來。就算特首林鄭月娥哽咽表示「賣身給香港」，頭頂上「賣港」的帽子還是摘不掉。
田飛龍：特區政府在準備修例草案時未能充分估計反對派的政治反彈能力及國際勢力的干預能力。最初的修例草案在逃犯移交的罪名範圍、起刑點及權利保障上確有不完善之處。特區政府的考慮可能偏於簡單，以為《逃犯條例》本來就有「協議移交」制度，此次不過是確立一種無協議條件下的「個案移交」制度，對罪名和起刑點未做認真考量及精簡處理。
經過前兩次大遊行以及國際社會某些勢力的強力施壓，特區政府已對條例草案有所修正，在6月9日晚間特區政府針對大遊行的官方回應中，這些修例草案的要點及較為健全的保護性法律（條文）已清晰列出，然而反對派及大遊行民眾並不買帳，依然共同沉浸於一種「送中惡法」的政治魔咒之中。
《香港01》：這裏就存在了「一國兩制」下香港法律問題政治化的一般邏輯：只要是有利於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的立法和決策，反對派都一概視為破壞香港司法獨立與自由的「惡法」。這種邏輯在《基本法》23條立法、國民教育、政改決定、一地兩檢甚至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決策等重大事項上皆然。
田飛龍：反對派理解的「一國兩制」仍然是「井水不犯河水」，是「兩制」與「一國」的象徵性連接與實質性疏離的狀態。這種特定的狀態是回歸初期的事實，卻不是「一國兩制」的初衷初心，也不是「一國兩制」的規範狀態。反修例大遊行顯示出香港反對派仍然沒有走出「逢中必反」的邏輯怪圈，仍然以緊密聯繫及融入西方體系作為安全感的唯一來源。
反對派積極抗拒「一國」對「兩制」的合理正當整合，抗拒《基本法》上涉及「一國」法律利益條款在本地立法中的具體化。這種取向及現實化的政治表現，必然進一步刺激中央循着「全面管治權」軌道加強對香港自治權的監督與塑造，加強對香港社會的國民教育，加強對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立法與行政管控。
《香港01》：佔中運動及旺角騷亂等作為香港政治沸點之後，外界對香港轉入「經濟民生」曾有過樂觀估計，尤其是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香港回歸二十周年的七一講話意在去政治化，再加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經濟融合與聯動。可今次的大遊行，似乎將一切打回原形，香港還是那個香港，政治從未因為「經濟民生」而紓解。今次的大爆發，主要矛盾究竟是內因還是外因，比如中美貿易戰？
田飛龍：6月9日的大遊行表明，「佔中」並不如煙，「佔中」範式已經成為香港反對派社會運動的固有戰術。
「佔中」之後，尤其經歷政改失敗，香港在一段時期內轉入「經濟民生」的重建，在林鄭的有為風格及中央相對寬鬆的融合發展策略下，似乎香港問題已有結構性解決的趨勢。外部來看，特朗普主義下對「香港牌」的放鬆使用甚至閒置，對傳統顏色革命效用的質疑及經費斷供，一度導致香港反對派偃旗息鼓。加之「佔中」後香港青年本土派向傳統泛民主派政治奪權，亦造成反對派話語、路線和力量的分裂重組，甚至有碎片化趨勢。
然而，中美貿易戰使得「香港牌」與「台灣牌」一樣重新變得更為重要，美國支持香港反對派的傳統路線在美國國家利益的驅使下重新啟動並發揮作用。
如今，香港街頭政治「滿血復活」，與「佔中」追求的普選相比，此次社會運動設定的核心價值目標是「安全」，香港每一個人的自由安全。普選或為政治民主的進步訴求，並非每一個人都會關切，然而反對派炮製的「自由安全」卻是香港每一個人的核心關切。反對派誤讀修例草案，污名化內地司法與法治，以多種形式製造恐怖性話語和場景，刺激了香港人內心對國家政治體制與法治的深刻不信任及恐懼感。
《香港01》：反過來說，之所以反對派能有效製造恐懼，還是因為香港有着民意基礎和土壤，歸根究柢還是不信任。
田飛龍：這種「港式恐怖感」的來源正是一百五十餘年的「殖民史觀」對回歸二十餘年之「愛國愛港史觀」的絕對優勢。作為香港人，對內地的記憶和理解受到殖民史、內地革命運動史、全球化民主史、香港本土主義等多重因素的長期影響和塑造，對國家的不信任已深埋於歷史深處及意識形態之中。「一國兩制」的初始設計過於偏重回歸形式及回歸後對內地經濟現代化的直接功用，在香港的「去殖民化」以及主權秩序的憲制設計上有所偏差，造成回歸後的「人心不歸」以及香港精英層與西方勢力的緊密利益與價值聯盟關係。
「佔中」運動儘管失敗，但它作為一場全新的港式社會運動，卻為反對派所充分理解、認同及反覆模仿。如果香港反對派佔領立法會並成功癱瘓立法，則可進一步塑造香港社會運動的歷史記錄和顛峰體驗。果真如此，今後的23條立法、國民教育指引等絕無可能順利通過。不過，反對派任意升級政治對抗、在中美貿易戰之際變相站隊美國一邊的政治行為，很可能遭遇重大政治失敗，中央更不信任，香港民主之路也因此更加艱難。
上文刊載於第167期《香港01》周報（2019年6月17日），原標題為《街頭抗爭捲土重來 香港政治魔咒怎麼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