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片】中國獨立紀錄片：官方、民意雙絕緣 香港終成棲息地
《1997年以來的中國獨立紀錄片展映「決絕」》現正於油麻地藝術館碧波押展映。所謂獨立紀錄片，長久以來與敏感、禁片掛鉤，但在醉心創作的導演們眼中，「獨立」只是不僅要與官方語境、亦要與輿論民意割離。
策展人聞海曾多次在香港舉辦放映會，最令他沉迷此間的，當是一個自由的公民社會裡與觀眾交流時思想的碰撞。
中國語境下的「獨立紀錄片」
剛剛與香港理工大學結束任教合約的超人類學教授于碩，一直關注中國獨立紀錄片發展。她稱，「獨立紀錄片」有著相當程度的「中國化」意味。不同於西方語境下的「獨立」，製片們只是在商業電影體系外，以影像的手段關注現實題材。解決了資金、發行渠道的問題，他們並沒有太沉重的負擔。
但在中國，似乎提及「獨立紀錄片」，受眾都會聯想到敏感的、官方排斥的、有反抗意味的。縱覽「決絕」的50部展片，不乏記錄集體維權運動、呼籲新聞自由、回顧文革的題材。
「決絕」策展人聞海，也是紀錄片導演，他的《我們》曾獲威尼斯電影節特別提及獎。他認為，獨立紀錄片導演不能與反對派劃等號，很多導演是沒有既定的政治立場，他們只是關注某一話題，有自己的困惑，想撇開官方表述，自己尋找一個答案。
聞海以另一知名導演艾未未的《平安樂清》為例，該片關注浙江一個突遭橫禍的村幹部的死亡。當時官方沒有說明、沒有報道，艾未未的團隊好像調查記者一樣深入當地，只是為了解決對案件細節的困惑。正是官媒的缺位，成就《平安樂清》。
他回顧90年代在內地進行拍攝創作，一切都需要官方許可，個人無法接觸到拍攝器材、膠卷，甚至洗膠卷也要官方頒發的證明，洗片場才會接收你的膠卷。聞海形容，在彼時想獨立創作的個人「太痛苦了」，「不可能進行的」。所以中國紀錄片走上「獨立」之路，實際上是導演追求在無干涉的條件下，進行自我表達、自我關注的自由之路。
何謂獨立 何謂記錄者 何謂公共知識分子
勞工維權者蔡崇國曾來觀看過幾場「決絕」的放映。他形容獨立紀錄片的「獨立」，意涵不僅是要脫離官方傳播平台和意識形態，亦要與「為反而反」的反對派乃至大眾輿論切割。「獨立於反對派，獨立於大眾、新聞、輿論，還有時尚」，蔡崇國認為獨立的記錄者當如法國思想家雷蒙·阿隆，與左派右派雙切割。
蔡崇國的觀點與以藝術手段記錄的導演們有不謀而合的地方。在採訪中，聞海時不時會透露出一個專注的藝術家的單純，官方的排斥和受眾的同情，似乎令他們有些手足無措。
聞海也會強調，一個人要有政治觀點是一件很難的事，要有大量的閱讀和思考，才能形成自己的立場，這類人進行思想宣揚，是公共知識分子。而獨立紀錄片導演「並沒有那麼厲害」，他們只是一群影像愛好者，以一種存在於工業電影體系之外的形式註釋這個世界。
官方對某一事件有他的表述，我們有我們的表述，大家都放在一起看看，觀眾很聰明的，觀眾自己判斷。
聞海直言認為官方、尤其是基層政府「很蠢的」，把獨立紀錄片當作社會運動的一部分，「恐懼地、野蠻地把一切獨立紀錄片都『強拆』了，但在中國你禁什麼，火什麼啊。」
在香港 導演都有收穫：「咦？！還可以這樣想！」
當論及目前中國獨立紀錄片的生存空間，導演們已經失去了在內地放映的機會，小眾的話題、沉悶的印象也令台灣、香港的觀眾止步。碧波押裡的放映會有時只有了了數十人，但聞海常說「很好了，很成功了」。
聞海等獨立紀錄片導演們也曾試過在內地舉行放映會，但曾經興旺一時的北京宋莊影展、南京獨立影展都在官方擠壓下逐漸沒落。即使能成功舉行，導演與到場觀眾也好似「猜謎語」一樣交流。
或許也正是因此，在香港這個尚自由的空間，聞海很容易滿足，有時更會感到驚喜。「跟香港觀眾交流，很多時候會給我很不一樣的刺激，他們的視角、他們的考慮，的確是跟我們不一樣的。」
聞海曾在香港中文大學展映過導演王兵的《瘋愛》，邀請香港精神科醫護人員觀看這部關注精神病人的片子。有觀眾提出對精神病患者私隱的提問，令他們反思。
導演林鑫《傳道人》在港放映時，神學院院長是嘉寶，在座亦不乏教徒。因此來自於藝術群體外、專業群體內的發言，也會令聞海有吸收知識的意外感。
「很多時候與香港觀眾交流的時候，他們會說到一些感受，讓我覺得：咦？！還可以這樣想！」這樣的欣慰或許是令聞海們棲息於香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