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日來,因為上海、北京的三甲醫院醫生同時發聲質疑國家集採藥品質量問題,讓社會早已存在的對國家集採藥、國產仿製藥的質量憂慮迅速成為輿論場關注的熱點。
在最近召開的上海「兩會」期間,上海瑞金醫院普外科主任鄭民華醫生等20位上海政協委員在一份共同提交的提案《關於在藥品集採背景下如何能夠用到療效好的藥物》中寫道:「我們在臨牀實踐中發現某些集採藥的藥效不穩定,特別是在高血壓、糖尿病藥物,內鏡檢查腸道準備的瀉藥、麻醉藥等,在臨牀使用中經常有反映藥效不佳的情況,有些往往加大藥量也不起效,面對如此情況醫生很無奈,因為沒有選擇權,向上反映也沒渠道。」在接受內地媒體財新採訪時,鄭民華醫生用「麻藥不睡、血壓不降、瀉藥不瀉」來形容某些集採藥藥效不穩定的現象。
與此同時,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朝陽醫院心內科主任醫師盧長林提交提案表示,雖然缺乏臨牀試驗支撐,但醫生普遍反映,與進口藥或原研藥相比,集採藥療效欠佳。
鄭民華、盧長林兩位醫生的說法引來不少醫藥界人士的跟進和輿論的關注。儘管網上有分析對鄭民華、盧長林等人的說法存在懷疑,認為他們的說法缺乏充分的證據,但總體而言,擔心國家集採藥、國產仿製藥質量的聲音不容迴避。有鑑於此,近日國家醫保局已經聯合衛生健康、工業和訊息化、藥品監管部門赴上海調研。
應該承認的是,儘管需要進行充分的論證,但擔心國產仿製藥質量是一個長期以來的問題。拋開品牌溢價、中間環節差價不談,「一分錢一分貨」的確是樸素道理,所以才有內地網上的疑慮——「3分錢一片的阿司匹林能吃嗎?」省錢、便宜是非常重要的維度,但不能只考慮省錢、便宜,藥品應該有保證質量的最低成本價。
除此之外,讓醫院、醫生、患者有選擇權十分必要。不同患者的情況往往存在區別,他們對於價格、療效、仿製藥、原研藥的傾向未必相同。既然這樣,醫保體系在發揮兜底作用、保證公平的同時給予不同患者的多樣選擇,應是必要的制度設計。
然而上述分析與藥品集採並不矛盾,反而互相補充。現在有不少聲音因為擔心國產仿製藥的療效而質疑、否定藥品集採,甚至把藥品集採與計劃經濟等同。這其實是一個誤區。國產仿製藥療效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藥品集採,而在於藥品生產和監管環節出現問題。國家醫保局集採的藥品都是獲得藥品監管部門認可的藥品,如果藥品療效欠佳,必然是生產的問題。只有從藥品生產和監管源頭確保質量和療效,那麼無論是藥品集採還是患者在藥店和網上自購,都能確保同樣的質量和療效。
將藥品集採與計劃經濟等同更是缺乏說服力。藥品集採的核心是帶量採購、以量換價。這其實是自古以來常見的採購策略,與特定時期全方位壓制個體選擇的計劃經濟根本是兩回事。從制度設計的初衷來看,藥品集採能起到減少中間環節、降低藥價、節約醫保經費的積極作用。畢竟,大規模集中採購確實能有效降低成本。如果因為藥品集採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就片面否認藥品集採製度,無疑是因噎廢食。
2018年上映的現實主義題材電影《我不是藥神》,推動了中國醫療改革的步伐。(電影劇照) 香港大學生物醫學學院教授、病毒學家金冬雁在回覆美國之音時表示:「實行健保制度的國家或地區都用集採,由職業藥劑師按療效和價格決定採購什麼藥物。既是藥劑師的專業決定,也有監管機構嚴格監管藥物的質量或療效。出售無效、有毒及質次的藥物會被刑事追究。集採作為制度設計並沒有問題,關鍵在執行。」
自古以來,關於藥品都有兩個最重要的考慮維度,一是安全、質量和療效,二是價格。無論何時,藥品的安全、質量和療效都應該排在第一位,因為這直接影響人民的生命健康。在保證安全、質量和療效的同時,價格是非常重要的考慮維度,因為有錢人永遠都是少數。如果藥品價格過高,超出中下階層民眾的經濟承受能力,那麼縱使是救命神藥,仍是不敢想象的奢侈。相反,在藥品的安全、質量和療效有保證的情況下,如果通過合理的制度設計來降低藥品價格,才能惠及更多人。
2018年內地一部大火的現實主義題材電影《我不是藥神》,講述了一個小老闆從印度走私、代購用於治療白血病的平價仿製藥故事,打動了許多人。中國依然是個發展中國家,依然有大量的人生活不易,依然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幣」。對於大量的中國人來說,生病時候最怕的不是沒藥,而是沒錢。仿製藥的流行正是因為大量的中國人根本吃不起昂貴的進口藥或原研藥。當然,這絕不是忽視進口藥或原研藥的積極價值,而是說一個合乎公平價值的社會除了要有進口藥或原研藥之外,還應該有能滿足中下階層民眾訴求的大量平價仿製藥。
正因這樣,內地社會要反思的不是藥品集採、平價仿製藥本身,而是通過有效的藥品監管和充分的社會監督來保證藥品的安全、質量和療效。藥品集採的過程應該保持公開、透明,要引入充分的社會監督,要防止「一刀切」和壟斷,要確保醫院、醫生和患者能有選擇原研藥和仿製藥的自由空間。仿製藥的生產要強化政府監管和社會監督,要確保任何進入市場流通的藥品都能有安全、質量和療效的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