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一帶一路」的挑戰：香港不如內地慎思明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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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趙致洋（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社會科學學報》助理編輯）、羅金義（香港教育大學大中華研究中心聯席總監）

不久前北京舉行「兩會」，又掀起中國新聞熱，中外傳媒的焦點自然集中在取消國家主席任期的修憲上，而「一帶一路」倡議現時貴為國家大戰略，自然也得到不少傳媒關注。不過，在本港的公共論述領域，真正關心「一帶一路」的朋友似乎還在期待更多持平、慎思明辨的討論，而不是一味親建制式吹捧或是反建制式嘲諷。透過電子新聞搜尋器，筆者發現由2015年「一帶一路」官方文件發佈以來，本港報章以「一帶一路」充滿機遇為主題的篇章有六百五十多篇之多（主要是報導，評論不多）；但以它面對的挑戰、風險或困難為主題的，卻不及一百篇，當中從國際關係的視野和角度理性客觀地分析的，大約只有屈指可數的十來篇。高大空地吹捧「一帶一路」帶來的所謂「機遇」，不但令普羅大眾感覺「離地」，也對幫助大家切實了解這個超越「韜光養晦」思想，要將中國從國際秩序的「規則跟隨者」（rule-taker）發展為「規則設定者」（rule-maker）的外交戰略，無甚助益。近來筆者倒讀到好些內地學者有關「一帶一路」面對的挑戰、風險或困難的論文，不乏理性、持平、客觀的分析佳作（雖然從民族主義情緒出發的更多）。我們跟大家分享這些睿智，為香港有關「一帶一路」的切實討論略作補充。

關心「一帶一路」倡議的，大都先由經濟角度出發，而對它在經濟成效上提出疑慮的內地學者大不乏人。例如，有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者就指出，「一帶一路」對於轉移過剩產能的效用其實很有限，外滙儲備用於投資的安全性和收益也沒大保障；清華大學有經濟學家關注到內地條條塊塊關係錯縱複雜，要將之理順一直都是老大難的問題，國企是否能夠擔當得起一大批基建倡議，尤其是來日方長的維修成本？廣東也有專家警告，倡議初期的回報可能不明顯，以致企業的投入與回報不對稱，而作為一個長期的戰略倡議，風險會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而改變，內地的支持動力也會有可持續性的問題。一些表面上無甚關係的風險，例如自然、環境、生態，其實已經轉化成經濟和政治風險，例如中南半島湄公河的污染，令流域各國爭抝日深；中亞一些河岸過度用水和捕撈，加劇了跨國資源爭奪，而中資都身在磨擦其中。

對國際關係領域的分析，相信因為地緣視野的敏感度，來自西部的學者（主要是雲南、四川、新疆等等）的審慎研判尤其值得關注，這裡應用雲南省社會科學院楊思靈教授的分析框架去歸納之：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關係治理上有五方面的挑戰，其一是戰略利益的互構及認同：沿線國家積極回應大多是出於經濟利益考慮，但在政治與安全利益方面，中國與部分沿線國家還是存在較大分歧。因此，即使這些國家一方面接受與中國開展經濟合作，但不代表它們就會放下對中國的戒心，不再藉中國來平衡其他大國的勢力。這些片面的關係在關鍵時候能否發揮影響力，自然可思過半。

第二是沿線國家政治與社會安全的複雜形勢，一般分為傳統和非傳統的安全挑戰，很多內地學者甚為關注。沿線區域政治局勢不穩是長期以來都面對的狀態，從中南半島的緬甸，到南亞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中東的敘利亞、伊拉克、也門，以至東歐的烏克蘭，更加上大國在區域內外的明爭暗鬥，不但影響中國與這些國家的雙邊關係，「一帶一路」倡議在這些國家的投資也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另外，政局不穩亦助長非傳統安全挑戰，如恐怖主義、海盜和跨國犯罪集團活動，例如雖然「伊斯蘭國」名義上的據點被打敗，但在中東的恐怖襲擊卻持續不斷，去年就有巴基斯坦殺害中國人質的慘劇。四川大學就有學者提醒道，「一帶一路」建設一方面可能有利於促進西部邊疆經濟和社會發展，但也可能會加劇周邊非傳統安全對邊疆安全的衝擊，突顯邊疆地方政府安全治理能力建設滯後的矛盾，實在是持平之論。

第三是中國與沿線國家雙邊關係的挑戰，不能理順的話，倡議的成效動輒事半功倍。這主要體視在四大問題，第一是互信不足，令沿線國家猜忌「一帶一路」的目的，令「中國威脅論」有市場。第二是沿線國家不是主要經貿伙伴 ── 根據最新的中國對外貿易形勢報告，只有東盟屬於中國的十大貿易伙伴（印度也是其一，但新德里迄今還未承諾參加或者支持此項倡議；沿線國家採取如此態度的不少於十個），「一帶一路」的巨大投資能否帶來合理的經濟回報，是公道的質疑吧？第三是人文交流有限，再以印度為例，相對於中國和美國每年500萬人次往來，中印只有不足89萬人次，當中中國人赴印度的更僅有16萬人次以下。最後，無論在東南亞的南海問題，還是與印度的邊境爭議，涉及中國的衝突時有發生，這些現實都對「一帶一路」要在鄰國建立長期友好的合作關係造成負面影響。

一般被稱為「軟實力」的中國文化，其吸引力也面對相當挑戰。雖然在民族主義盛行的當下，這方面一般被視為中國官方的「禁區」，但依然有內地學者客觀地指出，中國文化的吸引力在建構和傳播上仍然存在不足，常被冠以各種負面名堂 ── 例如以「銳實力」來標籤中國以經濟文化手段來包裝政治意圖。「一帶一路」如何為此在民間層面發揮作用，從而改變沿線國家的觀感，是中國要狠下苦功之處。

第五個挑戰是中國如何理解和應對「一帶一路」引起其他大國的關注和反應。美國最近與日本、印度和澳洲密切磋商為區域各國提供「一帶一路」以外的「另外選項」；日本在東南亞的影響力由來已久，前年更加與印度攜手提出「亞非增長走廊」，擴大日本的「高質素基建合作」到非洲大陸。除了美、日兩國，還有視「一帶一路」覬覦它資源豐富的「後花園」的俄羅斯，何嘗就會䄂手旁觀？

內地當然有智囊「寧左勿右」、放大民族主義視角，用「阻撓」、「攪局」、「壓制」、「妄言」等話語去描述、詮釋各國對「一帶一路」的疑慮。筆者不確定這類取態對籌謀國是有多少好處，但欣慰的是讀到另一些學者主張中國與沿線國家關係治理要充分考慮對象國的利益和身分，給予充分的尊重，積極倡導「共同安全」理念。作為國家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對外窗戶，香港對「一帶一路」的挑戰、風險和困難，已經克盡智慧與言責了嗎？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