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餘　中美相博的究竟是什麼？（中）

時間邁入2020年5月，新冠病毒肺炎疫情（COVID-19）已然邁入新一階段，諸如土耳其、巴西、印度、俄羅斯等發展中國家成為新的「震中」，而中國及歐美也已邁過最兇險的爆發期，或進入復工復產的階段，或邁入平穩期。這些地區的人們在面對疫情時終於不再那麼狼狽，而是多了幾分餘力。或許也正因如此，大國在政治領域角力的程度，也隨之加大了。

承接上文：疫情之下　好一場曠世攻防戰（上）

正如前文所述，美國政府當下正與國會及媒體中的右翼人士一齊，將中國當做火力集中點，這恐怕不僅是為了「諉過」和選舉造勢，也是出於這類人士既有的美中競爭思維。

中國方面，官方對外策略也明顯更為主動，在試圖通過物資支援等方式鞏固中國國際擔當形象的同時，也以愈發嚴厲的措辭批評他國政治人物帶有攻擊性的涉華言論，不再容忍他國攻擊中國。

事實上，單就過往數月的疫情期間而言，中美關係之所以發展到這種地步，與兩國疫情狀況發展密切相關——或者更準確地講，跟美國疫情狀況發展相關。

美國怒氣緣何而來？

在錯過「防疫黃金期」之後，各州於3月底開始落實的社會管制措施已難發揮最佳效果。相對於中國疫情基本集中於湖北的情況，美國疫情絕不僅限於紐約州。以4月底的情況為例，美國每日新增確診和死亡案例仍然沒有回落，而是維持在高位，也即所謂「高原化」（Plateauing），且紐約州累計死亡人數佔全國比例從4月中旬的40%降至30%以下，意味其他各州情況亦同樣嚴重，與中國疫情大抵被控制在湖北省內的情況大相庭徑。

更值得擔心的是，考慮到美國經濟缺乏、人民也不相信公共社會保障制度的情況，美國歷年來應對經濟蕭條的措施，都是為市場「注水」，令企業多提供就業機遇，鼓勵人民消費。可是在今天美國仍未能有效管控病毒的情況下，一旦恢復就業與消費，病毒就會就將進一步擴散。可是一日不恢復就業與消費，經濟就將承受遠甚於其他國家的災難性打擊。

也正因明白美國獨特的經濟結構，白宮才一直呼籲盡早復工，特朗普甚至早在3月底之時便表示「復活節後便該復工」。即便是更為心繫抗疫的各州政府，也皆於4月中旬開始密切討論盡快復工的可能，雖然人人都知道安全的復工時機仍未到來；雖然一再有專家表示，如果過早復工，疫情可能會在7月或8月重新迎來更為駭人的高峰……美國政府何時復工的決策，更將對世界各國的防疫工作造成巨大影響。

平心而論，美國之所以成為此次全球抗疫之戰最失敗的案例，不僅與白宮乃至各州的政治因素相關，也關乎社會的整體心態。

在長達近兩個月的時間裏，在大多美國人的視角裏，中國、韓國、伊朗乃至歐洲的疫情之所以嚴重，都是因為「他們」防控不當。因此美國非但沒有從東亞各地抗擊病毒的鬥爭中「見不賢而內自省」，即使在自身疫情爆發後也沒能認清自身不足，反倒試圖歸咎對象，無論是質疑中國疫情數據，還是指責世界衛生組織，都是如此。可是，即便是中國、世衛乃至全世界「虧欠了美國，害了美國」，美國作此指責就能保得自身安康嗎？

似醒非醒 何怪他人？

更何況，是因為中國有任何隱瞞，又或是世衛有任何偏袒，從而造成全球防疫延誤嗎？從12月發現未知肺炎，中國學者便開始將嚴謹的論文率先於國際專業雜誌發表，中國政府也於12月31日開始便向世界衛生組織及美國等國通報疫情訊息。隨着對病毒的了解，包括1月12日分離出病毒基因序列並報送世衛組織，1月中旬確認首位病死案例，1月20日確認「人傳人」，中方一直在隨時更新所了解的情況。世衛方面也於1月1日成立事故管理支持小組、4日向全球通報肺炎病例，10日發布預防措施建議，23日突發事件委員會確認人際傳播並呼籲各國採取抗疫措施，30日確認事態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HEIC）等等，整個過程的處理是相對得體的。

要認識到的是，中方在1月初至1月20日期間，處於對病毒的不了解、權力部門的過度謹慎及「維穩心態」，致使錯失了兩周左右的寶貴時間，但這絕對無法構成其他政府，尤其是美國政府自身辜負了兩個月抗疫時機的藉口，特別是當已經有中國、韓國、伊朗意大利這些「前車之鑒」的情況下。美國本來可以在1月便執行抗疫措施，非要等到疫情大爆發、醫院堆滿屍體時才如夢方醒，乃至依舊似醒非醒，這又怪得了誰呢？

事實上，美國「輕敵」的問題在各西方主要國家皆有不同程度的體現，以至於意大利、法國、德國、英國、西班牙等傳統發達國家這次佔盡全球疫情「榜首」。政府無力應對，民眾一片驚恐，醫療防護物資大量短缺、醫療設備嚴重不足、醫院醫生難以承受，政府措施鬆散，民眾不聽勸阻，導致大面積感染。在這種情況下，愈來愈多的人開始對現存治理模式展開思索。而無論是再怎麼批判中國，質疑中國的人，也都會審思這「第一個疫區」抗疫成績背後的治理模式。

可是，這種反思會是個潛移默化、經年累月的過程。畢竟，認知往往是最難改變的。美國政界近期頻頻在各領域對中國發力，除了疫情、選舉、大國競爭等上述因素外，更包括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也即「我是對的，與我不同的皆是錯的」。

中美究竟在爭奪什麼？

自中世紀時期遭遇伊斯蘭文明之後，中國是西方文明所遭遇的第二個大「異類」。而且伊斯蘭文明至少也還有類似「篤信真理只有一個」的價值觀，中國則是全然迥異的一套價值體系。且自西方文明數百年前成為世界規則的制定者以來，所遭遇的所有「異類」都是弱於自己的，而今日的中國則未必那麼容易改變。對中美關係，乃至中西文明而言，能否逾越這層認知上的難關，至少尋得應對這種根本性分歧的解決方式，將會是影響深遠的挑戰。

將此帶入到此次百年不遇的疫情中，所謂「中美博疫」，所博者又何止是疫情起源或「誰當負責」？更是政治前瞻性、決策力、穩定性；是對社會進行宣傳、動員、集結、調配等多方面能力；是「全民選舉制」和「黨內追責制」孰能更有效地制約權力，令政府更為對人民負責；是個人、家庭、企業、社會組織與政府之間究竟該扮演怎樣的關係；乃至於是人類社會將以何種方式解決越發凸顯的治理問題。

因此，中美實則在爭的是對上述這些問題的話語權，是誰能就這些問題為世界提供更好的解決方案。這是個長期的競爭，此次疫情則是長期競爭當中的重要一役。

只有用冷靜和理性的分析來看事實，將治理和意識形態評價分開，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質。當人們嘗言「這次疫情凸顯出各個政治制度的危機應對能力」，其實更正確、準確的說法是：政制並非決定性因素，疫情所凸顯的是各國政治治理能力的高下。

禍兮福所倚。在這場曠世中美大博「疫」期間，中國能否將初期所面臨的危機轉化為機遇？美國能否將當下的窘狀轉化為動力？歸根究底還在於誰能更有效地管控疫情，誰能更好地應對疫情所附帶的政治社會挑戰，乃至誰能在全球見證下，更穩健地邁過這道試煉題。

未完待續：疫情之後　以何種眼光再看中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