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後 以何種眼光再看中國（下）
承接前文：
1989年12月10日，已經退休的前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在北京會見老布殊（George H. W. Bush）總統特使、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鄧小平在會談一開始便說：「中美兩國之間儘管有些糾葛，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和分歧，但歸根到底中美關係是要好起來才行」。這句被收錄進《鄧小平文選》的話，也隨之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中國外交的「金科玉律」。近幾十年來，很多人也形成了「中美關係必須維持好」的思維定式。
而今，在疫情這份加速劑的影響下，中美關係朝向矛盾不斷、日益緊張的發展趨勢正愈發明顯，妥協的餘地和迴旋的空間愈來愈小，乃至有從全面競爭走向全面對抗的趨勢。
同中美建交以後發生的歷次危機相比，中美關係的這一輪危機不是突發的，而是長期下滑的加速，其衝突持續時間長、領域廣、感情色彩濃、民意基礎深，鬥爭範圍涉及貿易、人權、台港、西藏、新疆、疫情，幾乎囊括所有領域。以過去兩年間的貿易戰為例，由貿易而起的分歧牽連到方方面面，而即使兩國在軟硬皆施的艱難交涉下達成「第一階段協議」，所換來的短暫緩和，也隨着一個不可預估的疫情而再度滑向新的低谷。
因此兩國關係是想好也好不起來的。可是，那又怎樣呢？
疫情創造重新認知中國的契機
30餘年前，美國對中國而言是一個「隨時可以取自己命的甲方」，本質上，美國彼時的對華立場是「或許可以用軟，但也可隨時用強」。在那種背景下，中國固然需要不惜一切代價搞好中美關係，讓美國與自己「用軟」。
30年時光荏苒，而今美國對中國而言更像是一位寡斷而情緒不定的同船人，本質上，美國當下的對華立場正愈發變為「無論如何就是不接受中國變得比自己強」。在這種背景下，中國應該花大力氣確保中美關係之穩定，但「不惜一切代價搞好中美關係」未必符合中國自身利益——中美關係已不再單方面由美國主導，而是由中美共同推動。
這也就有需中國在「做好自己的事」之餘，更為積極地傳遞中方聲音，讓美國可以更多地從中國立場認知中國，而非似過去一般期待中國遷就美國。而此次新冠疫情在加劇中美角力的同時，也無疑創造了這樣的契機——當人們發現自身認知與目前的疫情現況相矛盾的時候，有人會質疑中國數據，也有人會嘗試重新認知今日之中國。
中國政治改革的基因
事實上，在政制設計及治理維度，中國自古便頗有建樹。數千年綿延不斷的文化傳承，一大基礎便是中國在政治學領域的一系列創造與嘗試。無論由先秦諸子變法而迸發的基層社會動員能力，從兩漢「舉孝廉」到魏晉「九品中正」再到唐宋「進士科科舉」逐步擴大的政治參與度，隋唐三省六部制的政府權力架構，趙宋朱明兩朝對貨幣制度及稅收制度的嘗試，都是進步且重要的社會治理創舉。也正因如此，中國政治文化才得以在漫長的歲月裏深深鐫刻着東亞文明。
可惜自16、17世紀以來，在白銀體系崩塌等諸多緣由的催發之下，中國關上了國門，愈發封閉，不思變革，妄自尊大，乾隆皇帝那一句「天朝物產豐富，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就是最大的例證。因此，中國逐步落後於世界，無法激活近代意義上的工商業革命，更無法造就社會結構進一步升華的可能，國力自也無法得到提升。在弱肉強食的國際現實下，實力不濟就難逃任人宰割。
然而，外力、危機與憂患往往能激發出變革。自晚清起百餘年來的一次次嘗試，一代代人的累積與鋪墊，令中國得以逐步走上了自身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先是在驅逐外敵的進程中聚合了前行的方向，遂篳路藍縷地確保和平發展所必須的國防技術與實力，換得近幾十年內獨立而穩定地發展空間，以至於在基本臻至「衣食足、倉廩實」的今天，有了進一步改善治理能力、優化政制設計之機遇。
如今回頭看，人們很容易講是改革開放成就了中國。但更深一步思考，就會明白，首先政治及社會組織必須有一定的穩定性，不被開放所衝垮，這需要相當治理方面的能力；其次，開放是一個全面的概念，並不只是對海外開放，還包括對內開放，也即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資源配置的開放，是單一國有經濟向民間個體的開放，很大程度上激活了自身潛力。
在此過程中，西方的現代化模式為中國提供了重要的參照，令中國少走了不少彎路，不過中國終究沒有鸚鵡學舌，而是根據國情而有所取捨，在沒有變得「愈來愈像美國」之情況下，做到了一步步改善。既保持了穩定，又對傳統管控模式做了修正，並把這種修正變成政治改革的基因。這也顯示出中國在制度方面自我調整的能動性。
這是中國改革的基因，也可謂是中國現代化進程得以一路披荊斬棘的關鍵。
疫情是一次難得的試煉機遇
這也就正如這次面對新冠疫情，中國起初答卷不盡如人意，暴露出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不足。但很快便實事求是，迅速進行病毒殲滅戰，隨後又迅速轉入復工復產。橫向對比下，該過程體現出了中國優於他國的決策力與執行力；縱向對比下，中國主動訂正確診和死亡人數，坦誠客觀存在的遲報、漏報和誤報現象，也堪稱進步。
改革未有窮期，中國仍有大量問題尚待改進。不過2020庚子年這場「全球大考」，無疑是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次試煉和肯定。
頗為諷刺的是，誠如中國在明清之際因封閉和自滿而逐漸開始落後，美國從政治領袖到社會整體的傲慢與輕敵，又何嘗不是它此次抗疫慘狀的一大主因？用歐美人的話講，「最壞的時代造就最強的人，最強的人造就最好的時代，最好的時代造就最弱的人，最弱的人造就最壞的時代」，周而復始。而當下美國這種令人堪憂的政治及社會亂象，或許也會加速改變人們對中國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