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8】專訪韓東方：妥協者的深耕細作　開拓後六四工運之路

記者訪問韓東方前就被提醒，「老韓可能不太願意談六四」。果然，在網上翻查資料發現，韓東方自2009年六四二十週年以後，幾乎再無談及六四的記憶或觀點。翻看他近年接受的採訪，只見他反覆談及一件港人漠不關心的議題：中國勞工的「集體談判權」。
碩大而厚重的雙手依然顯示着韓東方過去的工人身份，身着恤衫的他，堅持不願在書架前面接受採訪，「哪都行，就是別在書前面，沒什麼文化，太裝了。」

他曾經被外界吹捧為中國的華里沙（前波蘭團結工會領導人、前波蘭總統；大陸譯作瓦文薩）——那種寄託着反抗共產黨政權多過帶領工人、維護工人利益的虛幻標籤，曾令韓東方沾沾自喜，也令他愧赧難當，無地自容。如今韓東方只有一個頭銜——《中國勞工通訊》主任，一個中國勞工運動的支援者。

1994年，韓東方在香港創辦《中國勞工通訊》，此後一直協助國內工人階層維權，幫助國內勞工NGO介入罷工和進行集體談判。多年以來，《中國勞工通訊》一直在網站上不斷更新內地勞工的罷工情況。

在各種語境之下，「罷工」二字總會被敏感的聯想到「政權」。對韓東方來說，公布罷工情況並非想點出共產黨執政下的笑話，而是嘗試藉助集體談判，令罷工達致工人、政府與公司的「三贏」的局面，即工人可以通過談判獲得應有的利益，公司可以穩定工作空間，而政府更不必夾在勞資雙方之間，令單純的利益分配問題轉化為社會穩定問題。於是，每當獲悉內地某處有工人罷工和示威的消息，他忙於向不同的內地政府部門和機構求證，與地方工會、工人以及NGO溝通，並提出談判建議。

韓東方笑言，自己近期另一個重要任務是「協助中國全國總工會改革」，中華全國總工會（簡稱「全總」）是中國地位最高的群團組織。在新中國成立後，中共重視各種社會團體的實際工作價值，將其視為「聯繫群眾的橋梁和紐帶」，在上承接國家意志，在下可以團結和發動群眾，亦視為國家政權的重要社會支柱。相比共青團和婦聯，「全總」本應是聯繫當下中國發展問題最密切的團體，然而中國工會的存在意義和位置卻相當複雜。此外，「全總」還長期受到「機關化、行政化、貴族化」問題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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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有幾億的勞工，與企業談判是剛需，而集體談判的模型，適合幾億勞工面對的所有老闆，和分配的合理性的問題。……要把工會拉下水，讓他們自己去回答「工會去哪了？」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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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於中國宗族傳統下運作的村幹部選舉，韓東方認為，集體談判所帶來的民主練習同樣不可忽視，「工人通過經濟、利益的談判，學會了選舉代表，學會了向代表問責，然後會發生彈劾。有選舉全套的程序，那麼這種不斷的循環的選舉、談判、問責，通過經濟的訢求，體現了民主意識的提升和鍛鍊。」

對來到香港二十多年的韓東方而言，民主不是一張選票，若在選票出現之前，人們能在空間和機會來練習的話 ，「它會令有一天我們擁有了選票的時候，不會被騙子給玩死。如果中國有一億的人，懂得談判、懂得妥協、懂得選舉、懂得問責、懂得合約精神，那這個國家亂不起來的，這個國家不會有暴力的。」

話題兜了半天圈子，總要談到六四。畢竟韓東方當年被「像猴子一樣」從欄杆上扯下來，被抬過羅湖橋，被扔到香港，都是因為六四。如今他從事勞工工作，也是因為當年廣場上的「工自聯」（即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而六四過後，在中國遍地開花的「工自聯」更成為被嚴厲清算的對象，同時他們亦不如知名的學運或知識分子領袖，極少得到外界關注和聲援。

香港職工盟稱，在89年6月最先公布的｢反革命罪」處決名單之中，便有12名工人在內；更遑論在湖南發起成立｢邵陽市工人自治聯會」的李旺陽，更因此慘受22年極不人道的牢獄之災，最終死的不明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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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記者生硬的插了一個問題：六四後遭清算的工人，他們怎麼樣了？

韓東方沉默了片刻，深吸一口氣道：「我不知道應該很內疚地說，還是很淡淡地說，還是很殘忍地說。我不知道，我沒把心思放在那裏，是很殘忍，是吧？很不責任，很不道德？因為我沒時間往回看」。

「那我（現在）作為那個時候的當事人，我有兩個選擇，或許很多選擇，一個是沉默放棄，一個是繼續追責，一個是繼續往前跑。每一個選擇都是合理的，沒有什麼不合理的。你軟弱你放棄，沒關係；你憤怒你追責，好樣的，一定需要，要不這社會沒有公義。那麼我選擇往前跑。」

道義上，當初那麼多人在廣場上，很多人我都叫不出名字來，我都不記得，甚至有些人在有些年給我打了電話，在電台上說我是誰是誰，「問我記得嗎」。我不記得了，所以很慚愧。　　　　　　　　　　　　　　　　　　

不願再多談六四的原因很簡單，韓東方認為，如今六四已經成為一種稀缺的良心和道義，不應只在六四時被拿出來翻炒，他不想加強這種對六四「化石」的理解。但他認為，這一切都戳在心裏，死了多少人，流多少血，多少人坐牢，到現在都沒人有確實數字，但是（中共與政府）六四之後不能沒有交代。

韓東方記得六四當晚，被一夥十八、九歲的年輕人送出廣場時，年輕人說：「今天晚上會死很多人，但你不能死，中國需要團結工會，需要瓦文薩，你就是。」他說那時「挺沾沾自喜的」，「啊，我是瓦文薩」，後來發現，這個標籤絕對不是貼得好。

於八十年代開始，波蘭爆發二戰後規模最大且持續最久的罷工浪潮，至1980年8月，團結工會正式於格但斯克成立。由華里沙領導的團結工會聲勢浩大，直接衝擊當時執政黨「波蘭統一工人黨（波蘭歷史上的一個共產主義政黨）」的地位，後來更催化了整個東歐的劇變。東歐變天後，縈繞在中共心中揮之不去的陰影則是：為何自稱代表工人階級根本利益的波蘭共產黨受到了工人群眾的反對？

直至1989年5月，於天安門廣場示威抗議的工人成立的「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工自聯）」。工自聯可算是中國首個有影響力的獨立工人組織，在對政府實施的戒嚴行動進行抗爭後，影響力亦迅速上升。工自聯雖於六四事件中被「消滅於萌芽狀態」，來不及在中國展開一連串有組織的工人維權，可是「工人來了」四字，對於以工人運動起家的中共，已是當頭棒喝。

工會的原罪也由此上升到危及中國政治改革與國祚的層面，而工會對中共的負面影響亦延續至今，同時成為韓東方的負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