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群團改革進行時 工會失位當警惕
面對中共在全面深化改革之際所提出的新要求，面對中央對於群團改革的期許。作為中共群團組織中最為關鍵重要的全國總工會，是否領會到了改革上所要面對的困難，以及在中國發展新形勢下所要做的工作，值得外界關注。
2015年，中共歷史上第一次召開了群團工作會議。中共中央辦公廳引發《共青團中央改革方案》，這次改革劍指團中央的機關化、行政化、貴族化、娛樂化」。歷史上中共在發展過程中的一大重要「法器」便是發展「群眾路線」，而當下中國的諸多誤解和矛盾某種程度上也顯示出中共在群團工作上脫離群眾的問題亟待解決。其實共青團只是一個開頭，工會、婦聯等羣眾性團體組織也可能會有陸續改革措施出台。
中華全國總工會（簡稱「全總」）是中國地位最高的群團組織。其主要職能是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和民主權利；動員和組織職工羣眾參加建設和改革，完成經濟和社會發展任務。在新中國成立後，中共很重各種社會團體的實際工作價值，將之視為「聯繫羣眾的橋樑和紐帶」，在上承接國家意志，在下可以團結和發動群眾，在理論上將之看做國家政權的重要社會支柱。早在2013年十月，習近平便罕見的和全總新一屆領導班子進行了談話，強調群眾路線，突出中共在依靠工人階級上的政治優勢。相比共青團和婦聯，全總本應是聯繫當下中國發展問題最密切的團體，然而在現實中中國工會的存在意義和位置卻相當複雜。
建國後全總地位驟降
在中國看一個組織所能起到的作用，在中國很多時候看其負責人的職位就可以。全國總工會在建國初期，名譽主席是劉少奇，主席是陳雲。這兩個人都是做工人運動起家，劉少奇早年曾領導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五卅運動等，而陳雲同樣在早年領導過上海工人運動，他們在中國政壇的地位更無須贅言。但是全國總工會的受重視程度在其後便急轉直下，從上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全國總工會的負責人往往其名不揚。甚至在1967到1978年見有十一年空缺。從地方大員的前線退下，進入人大在副委員長的位置享受副國級待遇，其後下一站退休，似乎更成為全總主席的定律。最近兩屆主席可見，時年61歲的王兆國在2002年接任全國總工會主席，在2013年再交棒給現任主席的李建國，目前已然70歲高齡。可以想見，長久以來久羣團組織中被廣為詬病的「機關化、行政化、貴族化」問題，某程度上也是來源於中央對於此類組織的重視程度低以及人員安排僵化。
然而工會在中共建國後一直形同虛設的根源是有一個問題沒有釐清，工會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中的存在意義是為了團結工人力量反對剝削；既然中國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政府可以和承擔了保護工人及其他勞動者的義務，那麼工會的主要職能被政府替代。而在勞動關係上，有鑒於改革開放前中國基本是以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為主導，若是以罷工形式停止生產，在本質上就是對抗人民利益。另外，早期國營企業終身制的「鐵飯碗」政策也令中國極少出現工人運動。所以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前，工會主要變性為群眾娛樂組織。
而全總作為「紐帶」性的作用也變相成為了官方單向的傳達與組織聯繫工具而愈發缺乏自主性、獨立性和創新動力，「離地」的全國總工會本質上難以切合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
波蘭「團結工會」對中共的前車之鑒
而八十年代開始，在社會主義國家陣營波蘭內部所爆發的二戰後規模最大最持久的罷工浪潮，則從另一個角度令中國對於工會的存在產生疑慮。1980年7月，來自波蘭各地36個獨立自治工會的代表，在格但斯克共同決定擺脫官辦工會，成立全國性的獨立自治工會，即團結工會。而有瓦文薩領導的團結工會則對波蘭的執政地位產生極大動搖，更催化了整個東歐劇變。而中國方面則一直相當重視對「蘇東波」的研究，在團結工會成立第三天胡喬木在給時任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信中強調，從波蘭事件中可以看到，「少數持不同政見者與心懷不滿的工人群眾相結合可能成為怎樣一股巨大力量，這一點對我們應是一個重大教訓……外來思想、經濟、政治、文化影響」（這在我們也是一大問題）。他説：「我們如不從速解決也並非不能造成這種局勢，而且其他羣眾組織也可出現類似情況」。直接或間接地，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關於「公民罷工自由」的條文因「極左、與社會主義發展利益相違背」被刪除。
但是縈繞在中共心中揮之不去的陰影卻依然存在：「為何自稱代表工人階級根本利益的波蘭共產黨卻受到了工人羣眾的反對？」倘若完全由執政黨包辦「工會」之類的群眾組織，這些組織又不能反映民意，在中國「團結工會」難道不可能發生嗎？
數年之後中共的這種憂慮就險些兌現了，在98年5月天安廣場成立的「工自聯」某種程度上可以算是中國首個有影響力的獨立工人組織，雖然「工自聯」在尚未開始實質性工作前已經被中共迅速撲殺（「工自聯」成員在5月30日成立當晚便被警察帶走，組織本身更在六四清場之後被定義為「非法組織」，組織領導一個個被通緝。），可是「工人來了」四個字對於以工人運動起家的中共，已經無異於當頭棒喝。由此「工會」的「原罪」直接上升到了危及中國政治改革與國祚的層面，而這種「團結工會」的負面影響對於中共來說一直延續至今。
全總高高在上 改革勢在必行
近年來全總改革的一大工作在於「做大做強送温暖、困難幫扶、金秋助學、法律援助、醫療互助等工作品牌。」而中國勞工通訊就批評：「這些工作根本無法緩解不斷升級的企業勞資矛盾，無法應對此起彼伏、日趨頻繁的工人罷工局面，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而實際上2013年10月23日，習近平同中華全國總工會新一屆領導班子集體談話時已經強調了工會維權的主次先後「工會維權要講全面，也要講重點，重點就是職工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就是職工群眾面臨的最困難最操心最憂慮的實際問題。」哪些是職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相信不言自明。
今年9月全國總工會改革成效綜述曾提到其自身工作定位：「堅持眼睛向下、面向基層，加大工會經費投入、力量配備向基層傾斜力度……努力打通聯繫服務職工的「最後一公里」，讓職工羣眾成為改革的主角。」其中「眼睛向下」、「最後一公里」等論述可以看到全總依然以自身高高在上的定位俯視基層工人，同時幾乎照搬了中國政府的扶貧語彙在套用在全總的工作之上，可謂捉錯用神。
2016年1月日中華全總農民工巨曉林被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首位由中國普通農民工當選的全總副主席才姍姍來遲。參加工作23年的巨曉林，現在是中國中鐵電氣化局一公司網六段班組技術員。雖然巨曉林説，「工會是一條橋梁紐帶，當選後會更加關注農民工的權益保護和維權問題。」然而其國企工人出身對於當今矛盾最為尖銳的私業勞工問題能有多少助益已然有待觀察。
工人權益如何得到保障，其實是體現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屬性的重要方面。2015年7月6日，習近平在中央黨的群團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稱「我們必須根據形勢和任務發展變化，加強和改進黨的群團工作，把工人階級主力軍、青年生力軍、婦女半邊天作用……把13億多人民的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面對中共在全面深化改革之際所提出的新要求，面對中央對於群團改革的期許。作為中共群團組織中最為關鍵重要的全國總工會，是否領會到了改革上所要面對的困難，以及在中國發展新形勢下所要做的工作，值得外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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