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條立法｜擺在北京和港府面前的挑戰

2024年1月30日，特首李家超宣佈正式展開為期一個月的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公眾諮詢。李家超說希望儘快完成立法，讓香港可以全神貫注拼經濟、拼發展。

自2019年修例風波釀成香港六七暴動以來最嚴峻危機後，北京強勢出手，通過制定港區國安法、修改香港選舉制度，穩定香港社會秩序，重塑香港政治格局。自那時到現在，填補香港國安漏洞、強化「愛國者治港」一直是治港工作的突出面向。

本次港府重啟被反覆拉鋸、拖延多年的23條立法工作，既是落實香港應盡的憲制責任，又應該是為香港完善國家安全法律補上最後一塊拼圖。當李家超說「讓長期困擾的問題上寫上完滿句號，之後就拼經濟、拼發展」，估計是希望今後香港能輕裝上陣，不再為國安漏洞問題而困擾。這是「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邏輯。「由亂到治」需要的是遏制亂的動能，劃定紅線，但「由治及興」需要的是激發興的動能，是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團結更多可以團結的人，激發社會活力。

當年港英政府應對六七暴動便是類似邏輯。本來，港英政府一直面臨嚴重的管治危機，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尖鋭，1967年的六七暴動是香港社會不滿於港英政府的左派力量在內地文革思潮影響下的大爆發，造成嚴重的騷亂。港英政府趁勢以恢復秩序為名，緊急修訂《公安條例》，鎮壓左派人士，大幅強化社會管制。後來隨着香港局勢重歸穩定，港英政府逐漸放寬管控，推出一系列贏取人心的措施。

2019年修例風波是香港回歸後各種不滿於港府的力量的總爆發，與當年六七暴動時不滿於港英政府的力量的總爆發有相似之處，都是香港歷史的轉折點，但區別是港英政府在六七暴動後的應對措施，重塑了香港的人心結構，讓香港社會氛圍從反抗港英漸漸轉向認同港英，為1997年後香港人心回歸增添許多難度。現如今，以2019年修例風波為轉折點，北京和港府出手重構香港政治秩序和氛圍，嘗試扭轉昔日被港英政府影響的香港人心結構。以此邏輯觀之，23條立法只能是填補香港國安漏洞，接下來的人心回歸工程才是擺在北京和港府面前的最大挑戰。

當前香港面臨的形勢不同於六七暴動後的港英政府。經過幾十年的發展，香港人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意識已經大不同於港英時期。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和中西方的溝通橋樑角色，讓香港在中國國家發展大局中具有難以替代的獨特作用。改革開放以來，香港長期都是內地社會引進海外「資金」、「技術」的最重要中轉站，是中西方交流的重要通道，扮演着不容忽視的緩衝區角色。在「一國兩制」框架下，中國可以同時把內地和香港的兩種不同制度的優點充分結合與運用。

這意味着北京和港府在應對2019年修例風波暴露出的嚴峻危機時要充分考慮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特性。一方面要以合適方式早點結束因國安問題而造成的紛爭、撕裂，不要再讓國安問題泛政治化，讓香港能早日順利進入下一個階段。港府在推動23條立法時要兼顧香港面臨的國安問題現實和港人、西方社會的合理關切，在「一國兩制」的彈性範圍內充分考慮香港作為國際化大都市的定位。

港府要學會釋疑解惑，積極建立社會共識，借鑑商鞅變法時徙木立信的智慧，可以考慮通過幾件具有風向意義的個案來展現23條立法與保護港人自由、人權並行不悖的態度。因為只有在彈性範圍之內努力讓港人意識到23條立法是為了「一國兩制」的長久可持續，是能為港人珍視的自由、人權創造相對有益的環境，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時才能有效凝聚人心，激發更多港人的創造力。

另一方面香港在填補國安漏洞後要考慮在現實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展現治理的柔性，借鑑當年麥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推動贏取人心政策的經驗，下大力氣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讓年輕人和中下階層看到未來的希望。若香港管治能慢慢贏得更多人心，可考慮根據實際情況來增加香港管治的民主成分，逐漸建立可持續的高質量民主體系。這樣的話，「一國兩制」的香港便能達到理想狀態，香港社會對國家的認同不斷增加，國家回饋香港更多的政治空間。這正是香港重啟23條立法時不能不考慮並在今後勢必越來越緊迫的長遠工作。